谈家桢（1909.9.15-2008.11.1），浙江宁波人，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由谈家桢先生提议，经国家科技部批准设立的生命科学技术奖项，旨在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产业化，激励生命科学工作者不断创新，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每年评选一次，共设有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谈家桢临床医学奖第十二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揭晓，16位科学家获奖邓子新、武维华院士等获第十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我自幼喜欢花鸟虫鱼，为了进复旦生物学考进复旦预科。预科期间知道了遗传学，还知道复旦有位摩尔根的学生、大名鼎鼎的谈家桢。1961年暑假得知谈先生要在上海青年宫做题为“展望21世纪的遗传学”的报告，是日我早早赶到会场。届时谈先生和一位助手（后来知道是王文华老师）进入会场。他首先指出20世纪是物理学世纪，21世纪将是生物学世纪，然后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讲到遗传学三大定律，最后介绍了DNA和RNA在遗传中的作用。我第一次听到“遗传密码”，还听到许多新名词，尽管当时云里雾里，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些都非常重要，因此在1962年高考生物试卷回答生物体有哪些有机物时，在蛋白质、脂肪与糖之外，加上了脱氧核糖核酸与核糖核酸。
谈先生为我们生物系新生上了第一课，他操着浓重的宁波话问：树上有8只鸟，“呯”的一枪，打下一只鸟，树上还有几只鸟？其实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他讲过多次，当时并不明白个中原因，后来才逐步体会到他期望我们不要死读书，读死书的良苦用心。
文革期间，他关于环境条件对农垦58表型变化的论断对我以后的科学研究起到了关键指导作用（见“我与水稻品种农垦58）。
文革后我要求落实政策，终于结束了八年林场劳动（照片2）。1978年3月到浙江省农科院，我的任务是从事水稻原生质体培养。5月2日我到复旦遗传所请教谈先生。谈先生对我说，原生质体培养很难，你第一年不成功，大家理解；第二年不成功，领导谅解，同事会有看法；如果第三年还不成功，领导也会有意见！他建议我长短结合，在开展原生质体培养的同时，再做一个相对容易的项目。谈先生的教导使我茅塞顿开。回杭州后参考蔡以欣老师的方法进行幼穗培养并取得成功。同年10月，郑康乐同学也调到农科院，我们一起开展了更深入的研究。谈先生关于长短结合的理念成为我日后研究的座右铭。
图（右）孙宗修先生——水稻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原主任
1990年，美国继曼哈顿计划（原子弹）、阿波罗计划（登月）之后，正式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谈先生获悉后立即向中央建议尽快开展同类研究。高层领导十分重视他的建议，考虑到中国国情，主张以水稻作为研究对象。1991年3月28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大钟寺饭店召开植物基因图谱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了谈先生外，还有施履吉、李竞雄、鲍文奎、李振声院士，北大、复旦、中科院遗传所、生化所、华中农大、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稻所和江苏农科院各有一人参加。谈先生介绍了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背景，也说明农业尤其是水稻的重要性和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可行性，多数与会者赞同谈先生关于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建议。
关于参加单位，有人提出应该择优支持。我提出中科院、综合性大学与农口各有特色，应该从三个部门分别择优，我的意见得到了谈先生和科委副主任惠永正的支持。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水稻基因组计划，中国水稻所参加了这项研究。正是谈先生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国成为国际上首批开展水稻基因组计划的国家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与水稻品种农垦58
0962-3 孙宗修
复旦很重视教学实习，先后安排我们去上海农科院参观农场，到佘山认识和采集动植物标本。我对动植物的分类知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佘山实习，而到上海农科院的参观则使我与一个水稻品种农垦58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约是1963年夏天的下午，植物教研组倪德祥等老师带队到位于华漕的上海农科院参观，我们站在绿油油的水稻田边听科研人员介绍，第一次知道这个品种是从日本引进的农垦58，有许多优点。这次参观不像后来去佘山那么有趣，于是渐渐淡忘了。
重提农垦58是1967年秋，遗传所造反派在生物系一楼的梯级教室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谈家桢先生，他们提出许多学术问题想难倒谈先生。对于遗传学问题，遗传学泰斗谈先生根本不在话下。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问，为什么在田里生长的农垦58稻谷没有芒，在温室里却长出芒？他的问题引起会场一阵躁动，不料谈先生不慌不忙的回答：农垦58在大田正常条件下生长是没有芒的，在温室里长芒是因为光温条件发生了改变。他还举了一些环境影响表现型的例子。谈先生的答复顿时使教室里鸦雀无声，一场原本希望批判他的闹剧变成了遗传学大师讲解基因与环境关系的大课！我对农垦58有没有芒的现象一无所知，但是光温条件会影响表型的论断深深印到了脑子中。想不到这成为我后来科研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十年浩劫之后，我从林场调到科研机构从事农业研究。1988年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指定要中国水稻研究所派人参加，单位领导要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原来湖北从农垦58中发现了夏天不育，秋天可育的变异株（后被称为“光敏不育系”），在杂交水稻育种中很有价值，但研究进展不快。我查阅资料后提出要在控制条件下研究光照与温度对育性变化的关系。当时华中农大一位科研处长支持我，但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包括中科院，理科大学和农科院的所有专家都反对这一方案，理由很简单：这份材料是从大田发现的，以后要应用到生产中，用人工气候箱进行研究是理论脱离实际！幸好水稻所的领导很开明，同意我按自己的想法做试验，结果发现了温度对育性变化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被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评为1992年度我国基础研究中独创性突破性的重大成果之一。当时还有一个主流观点是光敏不育受一对隐性基因控制，然而分析所发表的数据，发现情况并非那么简单。回想起谈先生的论断，想找到一些书面的依据，在翻了各种版本的遗传学教科书无果的情况下，拿出了1963年刘祖洞先生讲授遗传学时我所做的上课笔记，在关于3：1的条件中，第4点“特征不受外界环境变化而异”赫然在目（见照片1）。于是我们又提出了在控制条件下开展遗传学研究的观点并被许多学者接受。
我们关于水稻光温敏不育系的研究先后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2014年初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回想起来，是复旦给了我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片面包”！
文章来源中美水稻交流群，作者：中国水稻研究所，孙宗修；文章已获授权。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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