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欣：隋唐五代的历史发展脉络

隋唐五代的历史发展脉络

隋唐五代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隋朝（581年至618年）

隋朝虽然享国短暂，但它为强大的唐王朝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隋朝结束了四百余年的分裂割据，恢复了全国的统一。北朝后期，中原地区各族人民已经逐渐实现了民族间的融合，南方经济不断发展，不仅为统一创造了物质基础，也孕育了强有力的客观需求。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北方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完成了从游牧向农耕经济的转化后，社会经济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具备了统一的雄厚物质基础。同时，北强南弱的局面异常明显。因此，隋文帝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之后，很快平定南方，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二是隋朝对秦汉以来的制度进行了总结，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在地方，整顿了南北朝以来行政机构重叠混乱的状况，实行州、县两级制，把对地方官员管理和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在选举制度上，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从而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建立在更广泛的阶级基础之上，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和吏治的改善。在兵制上，隋文帝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把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隋文帝还下令修订法律，在北魏、北齐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开皇律》。此外，文帝还下令整理户籍，实行均田，对50岁以上的均田民允许以庸代役，推行输籍法，统一度量衡、货币等。

隋朝的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唐承隋制，正是在隋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制度，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隋炀帝即位之后，在政治上，进一步深化了文帝的改革，从而使三省制最终得以确立，开创了唐代以知政事官为宰相的先河，进一步限制和削弱了门阀士族；科举制中增设了进士科，形成了通过考试选拔不同层次人才的更佳模式，最终完成了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过渡。炀帝还营建东都洛阳，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他的许多举措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而具有积极意义的。如大运河，就是顺应了从两晋南北朝以来，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经济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西北政治军事重心需要加强与江南经济区域的联系这一客观需要而开凿的。运河的开通，对于沟通南北经济的联系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隋炀帝在位期间，年年不断地大兴土木，大肆巡游，发动战争，挥霍财富，毫无限度地给百姓强加徭役、兵役，征敛财富，因而使原本富强的国力迅速消耗，原本安定的社会很快动荡，以致崩溃，使隋朝成为历史上继秦王朝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的王朝。隋末农民战争无论在扫除社会发展路障、创造客观条件方面，还是在制约、影响统治阶级的思想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唐前期（618年唐建立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的历史可以安史之乱的爆发为界标，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唐前期，又可分为贞观之治、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元盛世三个小的阶段：

1.贞观之治

唐朝已基本上在全国范围确立了统治地位。统一战争刚结束，武德九年（626）李渊次子李世民即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次年改元贞观。唐太宗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法度、最有格局的时期，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高宗—武则天时期

武则天把贞观之治时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势头继续推向前进，从而为联结两个盛世架起了坚实的桥梁。高宗武则天时代是唐代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唐初各项制度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在武则天时代开始败坏，其背景是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发生重大的变动。

武则天坚决打击士族地主，通过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广开制科，大增进士名额等措施，提高普通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这使武则天的统治在地主阶级中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和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她的政治举措，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3.开天盛世

唐玄宗即位之后，首先把巩固皇位、稳定政局放在首位；其次，大力革除弊政，在贤相姚崇、宋璟的悉心辅佐下，为开天盛世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唐初建立的各项重要制度，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新的形势的不适应。唐玄宗在政局稳定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对各项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调整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对户口、兵制、税制、宰相制度、使职差遣等的改革和调整，对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军队素质、提高行政效率都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对开天盛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玄宗于兵制变革的同时，还在沿边设置十节度使，但在不断加大节度使权力的同时，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制约和防止他们私人势力的增长。军事体制的变革和边防形势变化的需要，通过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和重用发生了作用。然而，正当人们陶醉于太平盛世时，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国家顷刻之间陷入了分裂与战火之中。

（三）唐后期（755年安史之乱至875年黄巢起义）

安史之乱的爆发，破坏了唐朝正常的统治秩序和安定统一的局面，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安史之乱视为唐朝历史前朝与后期的一个分界点。

唐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中央集权削弱，在对外关系和民族关系上也由主动转为被动，但唐王朝的统治依然维持了一百多年。唐后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755～780年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倾全力进行平定，并借助回纥的兵力，经过8年的奋战，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但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农田荒芜，人口锐减。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政府任命一批安史降将为节度使，内陆军将、地方长官也被委任为节度使，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集权。地方割据势力的无限制发展，成为唐后期的严重问题。

安史之乱平定后，代宗时期，在刘晏主持下，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改进漕运法、盐法，平抑物价等。改革取得很大成功，使混乱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在农业税收方面，大历四年（769）下诏改革户税、地税，大幅度提高户、地两税税率，使资产税在农业税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为过渡到两税法奠定了基础。

2.780～874年

780年，即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两税法正式实行。两税法的实行是财政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它是当时生产力发展及生产关系变化在财政上的反映，对后世财政制度的影响十分深远。

从两税法实行到黄巢起义的近百年中，唐朝的统治在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虽然在与藩镇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无力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之间的不断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是宦官专权。宦官专权主要形成于代宗、德宗两朝。代宗时，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先后掌管禁军，代宗又设内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实际代替皇帝处理政务。德宗时，宦官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典掌禁军成为定制。从此宦官集团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掌握了国家军政大权，干预国家大事，甚至任意废立皇帝。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都以朝官的失败而告终。宦官专政，使社会矛盾尖锐，也使唐朝的统治更加黑暗。

三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儒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以牛党当权而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左右。政见的分歧，无谓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同时掺杂着人事的倾轧、权力的争夺，加重了朝政的混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统治的力量。

尽管唐后期存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牛李党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腐朽势力的干扰破坏，但唐朝的统治仍然维持了一百多年，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此期间，社会经济仍然在缓慢地、富有特色地发展着，生产关系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随着均田制的破坏、门阀士族地主的衰落，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普通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有所发展，私人的租佃关系占据主要地位，两税法的实行，适应了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农业虽然受战乱和政局动荡的影响有一定的衰落，但手工业、商业在唐后期却有所发展，货币经济也有所发展，城市更加繁荣。国家从商业的发展中取得的税收有所增加，商业税收成为农业税之外国家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另外，唐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时，南方处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农业有较大的发展，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技术有明显的进步。随着稻麦杂种制的推广，亩产量增加，这一切使江淮一带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因而有“天下以江淮为国本”、“赋税出江淮者十之八九”之说。也因此，联结政治军事重心关中和经济重心江南的运河漕运，成为维持唐王朝存在的生命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唐末农民战争—五代十国（875年至960年）

唐朝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苦农民不断逃亡，而唐朝统治者又不断加重剥削，苛征暴敛，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大中十三年（859）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揭开的。成通九年（868）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兵变。僖宗乾符二年（875）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大起义，起义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一度建立了大齐政权。黄巢起义坚持了17年，唐王朝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已名存实亡。

五代十国是唐末农民战争以后割据局面扩展到全国而形成的。五代是指建立在北方黄河流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先后更替的王朝。十国是指南方的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南平及北方的北汉十个政权。这时期，虽然处在地方割据的混乱状态下，但统一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因此，这是一个割据局面延续并为统一奠定基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残存的士族地主受到沉重打击，五代时，门阀制度和观念被进一步清除，北宋时，门阀士族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五代后期，北方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从而为北方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物质基础。

2.五代更替的军事形势

在五代十国的前期，黄河流域主要是两个割据势力斗争的场所。一个是以开封为根据地的朱温集团，另一个是以山西太原为基地的沙陀族李克用集团，两个集团之间进行了拉锯式的激烈斗争。两大势力的斗争以太原势力的胜利暂时告终。936年，李克用的女婿石敬瑭从太原起兵，依靠契丹的势力，南下灭唐，建立后晋。944年，刘知远又从太原起兵，南下灭晋，建立后汉。951年郭威灭后汉，建立了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从后周建立开始，黄河流域的政治局面逐渐澄清。

伴随着不断的战争，军事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藩镇军队的内部结构和性质发生了变化。黄巢起义失败后，藩镇割据遍于全国。不仅有安史之乱以来的旧镇，如河北三镇，而且出现了许多新藩镇，如陕西的李茂贞、韩建，河南的朱全忠，山西的李克用。新、旧藩镇的军队有不同之处。新藩镇的军队主要靠强迫征发而来，他们没有结成牢固的军人集团，社会地位较低，割据性弱。因而，当旧藩镇军队被消灭后，新藩镇的军队便逐渐转化为实现社会统一的力量。

与此相应，中央禁军和地方藩镇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发生了变化。在五代改朝换代时，每一次胜利的藩镇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小朝廷，它的军队就成为中央禁军，因此，中央禁军具有新藩镇军队的特点。到五代末，后周的中央禁军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力量。这时，新的皇帝已经不靠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产生，而是由中央禁军来拥立了。郭威建立后周，柴荣当上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都是如此。当皇帝能够控制中央禁军，中央禁军的力量强大到能够取得对割据势力的优势时，统一全国便由可能变为现实。

3.全国统一的趋势

在五代更替，进行着不断的军事斗争时，政治、经济等方面同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国统一的趋势日渐成熟。周世宗柴荣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实现统一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到五代末，南方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北方。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的经济交往日趋密切，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和不断的战乱，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结束这种混乱，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国家统一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