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1948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治宋史、西南民族史。兼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巴蜀学会副会长。曾获四川省社科奖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一次，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一次。代表作有《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等。
摘要：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出来。“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989-1052）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隐伏在“太平”表象后面的深刻危机，以“穷则变，变则通”为思想武器，急切呼吁改革，对“旧思想”和“旧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引领和推动起政治和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变革之风，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北宋中期改革与变法运动由此展开。
关键词：范仲淹；政风；学风；变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修复再新，有因有革，历数千年而延续不绝。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历史长河波涛汹涌，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弯处。在这场称为“唐宋变革”或“唐宋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中勇于革新的精神得到了极好体现，涌现出了许多炳燿千秋的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苏洵、周敦颐、曾巩、司马光、张载、王安石、沈括、程颐、苏轼、苏辙等等被后世目为“新儒”者，领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989-1052）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在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危机四起的北宋中期，范仲淹急切呼吁改革：“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他以传统文化的变通思想为武器，对“旧思想“和“旧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引领和推动了变革之风，政治风尚和文化教育风尚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和革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总结。
一、引领“政风”之变
唐代中叶以降，方镇之势日横，社会险象环生，终于走向灭亡。至于五代，战祸纷起，政治更趋混乱。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登上帝位，统治基础薄弱，故而处心积虑地寻求安邦治国之道。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颁行了一系列严防文臣武将以及外戚、宦官擅权专政的措施，诸如设置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相权，“杯酒释兵权”以去肘腋之患，置通判以“监州”，各路设“监司”以收揽地方之权等。宋太宗即位的第二天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代后来把那些“不敢逾越”的祖宗之制称为“家法”或“祖宗家法”。
在稳固政权的基础上，北宋前期统治者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以之作为辅佐统治的工具，又标榜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治国的思想。七八十年间，因循守旧、不知变化的“俗儒”之气弥漫着整个官场，形成政治风尚的最大特色。宋初，赵普为相，不喜兴立事端，在政事厅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即焚之于通衢。”这无异昭告天下：一切以安静无事为上，大家循默无为地过日子吧！真宗任命高官的标准是：“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曾对宰相张齐贤、李沆二人说：“先朝皆有成宪，但与卿等遵守，期致和平尔。”在统治者的着意提倡下，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弥漫了整个朝廷。由于“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使得“人人因循，不复奋励”，故而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宰相李沆自称“报国”之道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亦曾拜相的宋庠（谥元宪）任上无所建明，史载：“元宪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后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净，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诸如“浑厚”“清净”“重厚”这些字眼，在北宋前期的含义不言而喻。这种所谓“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风气，不过是掩盖碌碌无为的苟安政治而已。诚如朱熹论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过“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循默苟且的政治风气弥漫了整个官场。
在苟安政治之下，社会危机潜积而累，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欧阳修指出：“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在“太平”的表象之下，“有为者病之”，努力寻求变革之道。范仲淹得风气之先，结合一批有志之士，纵论时下之务，吹响变革之音。天圣三年（1025）四月，时为九品官的他奏上《时务书》，要求“改作”说：“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天圣五年，丁忧中的范仲淹又陈《上执政书》，力言变革之道：“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一系列隐伏在“太平”下的深刻危机，他说：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上执政书》中又说：“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务因循而重改作，岂长世之策哉？”同时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建议，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后庆历新政的基本构想，引领并推动起一股强劲的改革之风。
历史的进程正如范仲淹所预料的那样，不十数年间，成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面对“天下弊事极多”（朱熹语）的形势，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日国强烈起来。他们怀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志切救世，“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沉闷的政治空气被打破了，引领和推动北宋政风之变的，正是后来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
景祐三年（1036），时任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向朝廷进献政论四篇，多角度地对“清静无为”烟幕下的苟安政治和守旧官僚集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其一为《帝王好尚论》说：《老子》所言的“无为而治”乃述古之风，并不适于后世。据史而言，好问、好贤、好谏诤、好仁义、好恭俭，才是免除“丧乱之祸”的可靠保证，从根本上否定了数十年来无所作为的苟安局面，而且君王应该“身先教化”，树立有所作为的新风。
其二为《选任贤能论》说：“圣人以俊义为得，不以柔讷为行。如以柔纳为行而宠之，则四海英雄无望于时矣。”直指以“重厚质实”为尚的政治风气，要求朝廷选任贤能之士，不能闭塞英雄能人之路。
其三为《近名论》，批驳“黄老之道”提倡的无名无欲的消极思想，高唱儒家“名教”之说，激励献身社会、勇于建功立名为“国家之用”的思想风尚。
其四为《推委臣下论》，认为百官各有职司，“若乃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于下矣！”该论主要针对长期任相的守旧官员吕夷简稳操大权，进用显要多出其门而言的，希望宋仁宗不可放弃自己的“人主之权”。
“四论”讥刺时政，充满了战斗精神，力扫无所作为的腐朽气息，引起了朝野的巨大反响，为日后“庆历新政”的实施打下了思想基础。天圣年间（1023-1032），刘太后听政，事多徇情，范仲淹多次抗章忤太后意旨，并斥责宰相吕夷简辅佐无方，有损君德。范仲淹因忤上意多次受到贬责，然而他无所畏惧，以致被视为“怪人”：“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范氏虽迭遭贬斥，然而名望益高，其引领政风之变，功载史册：“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由此而带动“国论为之一变”。从此舆论大起政治气氛趋于活跃而一改旧观，一时群臣纷纷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辙。
面对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摆脱困境，不得不启用新锐之士，一批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怀抱宏扬“王道”的政治理想，使朝政有了新的气象。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守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此前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纷纷被进用。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欢呼一时的盛况。欧阳修作《朋党论》，公开为“君子党”正名。此时，议论蜂起，朝野动荡，侈谈理想，倾言改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政治风气的大变，为庆历新政的推行扫除了障碍，庆历三年七月，宋仁宗把当时深孚众望的范仲淹等人召入政府，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及时奏进新政的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开篇首先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创了正本清源的新局面，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北宋中期改革与变法由此展开，“庆历新政”揭开了这一史诗般的伟大序幕。
二、推动兴学，改革贡举
唐代后期，官学废弛，如唐代宗永泰二年（766）说：“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闵焉。”大和二年（828）刘蕡说：“生徒堕业，由学校之官废。”降至唐末五代，学校长期处于废弛的状态，宋初除中央有国子监收有少量“国子”而外，也未在州郡建立正式学校。在官学缺废的情况下，地方上便出现了私学，如《旧五代史·罗绍威传》载，魏州人罗绍威“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新五代史·石昂传》载，青州人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北宋太宗、真宗时前期，有密州杨光辅“居山聚徒讲学三十余年”，永康军进士李畋“明经术，聚徒教授”。这些私人聚徒教授的行为毕竟有限，适应不了宋初人材的需求。
私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书院的建立，名闻后世的宋初六大书院如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都创立和兴盛于唐末五代至宋初这段时期。元初马端临说，宋初“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州县之学是“有司奉诏旨所建”，而乡党之学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所谓“留意斯文者”实际上就是一批传播儒家思想的士人，正是这批儒士推动了北宋思想学术的发展和转型。吕祖谦述宋初儒风渐盛时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百人。”朱熹亦云：“予惟前代庠序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宋初私学的倡导者是以传习儒家经典、振兴儒学为己任的，这就是冲破“旧儒之学”的束缚了。陈傅良就说：“宋有戚氏，吴有胡氏，鲁有孙、石二氏，各以道德人师，不苟合于世著名。”戚氏一家累世业儒，宋初戚同文绝禄仕，诵《五经》，聚徒教授，真宗时在此建立了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曾依戚同文学，后来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之名而召之。书院聚集学人，开通新风，发挥了重要影响。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说：
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鏠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道，若四时之妙万物焉。
包括书院在内的私学是以传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受到士子的追捧，也受到朝廷的鼓励。私学的发展造成了大批士人，北宋前期科举取士名额的扩大为儒生们找到了政治出路，例如，虞城人杨慤开学舍“教授生徒”，宋初名士戚同文早年从其学，后来同文“隐居教授，学者不远千里而到，登科者凡五六十人”。为数众多的儒士走上仕途，又促进了儒家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形成了朝野唱和的局面。儒士步入官场，借助政权的力量，逐渐将私学纳入官学之中。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赐额应天府书院，洪迈《容斋随笔》认为这是“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这是民办有了官办性质。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即位后，境内普遍兴起了办学潮，得到朝廷支持，或赐书与学田。
但是，“民办官助”毕竟有限，在范仲淹领导的新政时期，兴学运动得到了更大发展。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特别强调了学校教授与科举取士配合以培养“经济之才”的重要性。由于范仲淹“意欲复古力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宋仁宗诏近臣讨论，于是翰林学士宋祁、知制诰欧阳修等九人合奏建议：“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设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庆历四年三月，朝廷正式下达了兴学诏令，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举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若州县未能顿备，即且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要求各地政府无条件兴办学校。第二，“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若不足则“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并“三年无私谴”者。对教授提出了学问和品德两方面的要求。第三，“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这是对学员的要求，意在加强学校无私谴者对的作用。范仲淹在《褒贤祠记》中说：“有贤守令，学校必校。”庆历兴学是兴学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它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兴学的全面展开。欧阳修云：“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于是各州郡很快就把学校建立起来了。
庆历兴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改变了数百年来地方官学不振甚至缺失的状况，“新政”虽然短暂，但兴学之令并未取消，地方兴学仍然在各地次第推进。如范仲淹于庆历五年正月出知邠州后，即于其地筹建学校，六年夏方“厥功告毕”，撰有《邠州建学记》记其事。地处湘南，介要荒之地的郴州，“向之为州者，往往陋其俗而不教之”。故旧祠圮毁而不闻弦诵之声，知州及通判奏陈其事，朝廷赐钱三十万，至皇祐五年（1053）才把州学建成，事见祖无择撰《郴州学记》。兴学向边远地区发展，出现了如刘敞在嘉祐二年（1057）《上仁宗请诸州各辟教官》中所说的“今州郡皆有学，学皆有生徒”盛况，教官却短缺起来，因此又发出征辟教官的指令。在庆历三年范仲淹所上《十事疏》中，就曾强调教授设置的重要性，接着有臣僚上言指出，兴学以来未尝设官典教以重其任，这是违古之制，于是朝廷始令各议处府军监有学校处拣选“有文行学官讲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各州郡学校相继“奏辟教官”，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后神宗熙宁、徽宗政和年间继而有“兴学”之举，宋代的学校教育发展至于鼎盛。
在宋代，学校的发展是和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联在一起的。范仲淹早在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中，就呼吁对贡举考试进行改革，中心在于选拔有用于国家的人材：
今士材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暨于入宫，鲜于致化。有出类者，岂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义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明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傥使呈试之日，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有讲贯者，别加考校，人必强学，副其精举。
此议将策论这种“有所利用于天下者”（清王夫之语）置于诗赋之上，抨斥批评“明经之士全暗指归”即不明儒经大义，已初步形成庆历“精贡举”改革的思想基础。庆历三年，朝廷接受了范仲淹、宋祁等一批新儒的建议，仁宗降文，批评了“学者不得出聘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以牵制之”的现象：诏云：“本学校以教之家，然后可求其行实。先策论则辩理者得尽其说，简程式则宏博者可见其材。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其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如此则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建学兴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以新制为主，兼顾了旧式。诏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
上引范仲淹天圣五年《上执政书》中，他就提出了“慎选举、敦教育”的建议，面对“师道不振，斯文销散”的状况，他要求“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又说：“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孟子谓天下英材而教育之，岂偶然哉？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之本，致理之基也。”范仲淹认为，国家乏人，完全是缺乏教育的缘故，所以他以坚定的态度推进兴学的发展。其在《邠州建学记》中也说：“庠序者，俊义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于此可以窥见，庆历新政中范氏大力推动兴学的思想原因，实则是以“复古”为创新，革新时政的重要举措。
三、倡导学风的转变
北宋中期，学风大变，不仅表现在上述“人争务学”和对实用人材的重视，还表现在主流学术的“经学变古”和文体书写方式的改变两个方面。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经学”的历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学术，后世儒者，莫不以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本分。流传过程中，师出多门，章句繁杂。唐太宗有感于此，乃命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正义》，以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此后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史称“经学统一时代”。其治经方式承东汉经古文学多详章句训诂的传统，与社会现实脱离，这是统治者提倡的结果，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五经正义》在当时不过作为书本知识来传播的，“他们并没有把儒家的经典和当时政治、社会、人生各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他们并不准备这样做，唐太宗也不要求他们这样做。”唐代中期，政治上危机日渐暴露，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儒者指斥这种脱离社会的经学传统是“儒风不振”的表现。《新唐书·啖助传》说，中唐以降，一些学者研究儒经，并不遵循定于一尊的“正义”，其中啖助、赵匡、陆质考论《春秋》三家短长，在开“蹈空说经”之风中影响最大，形成一股强劲的“疑经思潮”：啖、赵以前，“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但是，谨守注疏的习气在终唐之世直至宋初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传统经学仍然占据“主流”。
中唐以来的疑经思潮在入宋以后得到继承和发扬。至北宋中期，义疏章句之学受到越来越多的排斥，疑经思潮继中唐而后以更深入更宏大的声势开展起来，学风大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新儒们指斥旧学“非徒不足以养材，而又善害人之材”，孙复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对旧注的权威性提出了全面挑战，要求对旧注“重为注解”说：“俾我《六经》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昌日而复矣。”着眼点在于要重新阐释《六经》精神，与社会实际结合，以恢复“虞夏商周之治”。随着书院的兴盛和学校的普遍兴立，大批具有新儒思想的士人步入官场，推动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全面展开，其中范仲淹的活动特别令人瞩目。不少人是具有新思想的儒学家，他们的成就和范仲淹的提携、鼓励是分不开的。例如他在天圣年间掌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府学时，曾资助困顿中的孙复并授以《春秋》，孙复勤勉攻读，十年后在泰山下讲学，名闻天下，后来又得范仲淹等人推荐被召至太学任职。石介也对旧传注多有斥责，指《春秋》三传、董仲舒、孔颖达等先儒均“不能至《春秋》之蕴”。范仲淹在景祐元年（1034）苏州任上，聘请“以经术教授吴中”的胡瑗为州学教授，为这位创造了“苏湖教法”的宋学先驱人物找到了合适的舞台。庆历时兴立太学，即取其教授法著为令。范仲淹在陕西时，后来成为“关学”大家的张载往谒，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由此走上了服膺儒学的道路。孙复、石介、胡瑗被称为开创宋学的“宋初三先生”，张载是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均受惠于范仲淹的引领之功。范仲淹推动学术新风的具体实践，在前述兴学运动与贡举改革中表现淋漓尽致，是全面推动学风转型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学风的另一个变化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晋唐以来流行的文体是骈俪文，中唐有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古代的散文），他们认为深陷对声病对偶的骈俪文阻碍了“学古道”的途径，因而提倡“古文”。所以从一开始，古文运动就不是一个单纯改变文体的运动。韩柳之后，古文运动转向低潮，晚唐五代淫靡华丽的文体并未稍减。入宋以来，那种无病呻吟的，脱离社会实际的文风如“西昆体”或“时文”仍然流行一时。范仲淹对此作了深刻的批评：
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揭示了“去郑复雅”之路的艰辛，肯定了柳开（947-1000年）在宋初重振古文运动的努力：“予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唐贞元、元和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雍从焉。”严厉斥责了杨亿等人“破碎大雅”的文风。
新政运动与古文运动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范仲淹是兼二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他在所上的万言书中，就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其中特别要求改变文风，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他说：
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羞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
范仲淹在天圣八年上《议制举书》中，再次阐述了时代盛衰“与文消息”的见解，要通过改变文弊以正时政的。受到范仲淹提携和表彰的孙复、石介、李觏等人，都是推动古文运动复兴的战将。孙复（992-1057年）批评置诸太学的《昭明文选》是“多晋宋齐梁间文人靡薄之作”，又在《谕学》诗中大声疾呼：“既学便当究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击暗驰声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落篱。”石介有《怪说》三篇，以佛、老、杨亿为三怪。其中篇斥“杨亿之道”说：“今杨亿穷研极态，缀岁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馊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李觏（1009-1059年）批评韩柳之后的文坛“颓风未绝”，新进之士“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自言“生而嗜学，诵古书，为古文，不敢稍逗挠。”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古文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古文运动取得胜利。范仲淹指出：继尹洙之后，“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这个“道”，就是要有益于社会的儒家之道。范仲淹特别强调文风与政风密不可分的关系，表现了作为古文家和政治改革家二者兼一的特色。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选用之际，常患才难。”他是把文风的整顿和政治的变革连在一起来思考的。
小结：北宋中期，一批批新儒相因而起，蔚为大观，影响所及，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政治、教育、科举等各个领域。蒙文通先生说：“及至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时代风尚在庆历时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推动变革之风的引领者和倡导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勇于革新的主流精神，得到后世高度评价。他在倡导改革的活动中，是把社会包括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当作整体来看待的，表现出宏大的气魄。《宋史·范仲淹传》载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段总结，正得其实。
编者按：
本文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01期，引用请参原文。
又，篇幅所限，注释从略，敬请见谅！
责任编辑：此木
本文转自公众号“宋史研究资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