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痛失恩师，国家痛失栋梁。
能够成为成先生的弟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记得2003年的一天，我在家看先生在电视上访谈，当时就被先生浓浓的家国情怀、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谈吐所打动，特别是，先生谈及自己16岁时，放弃优越的生活舍家只身回到大陆，更让我感动。当时就想，要是能成为先生的学生该有多好。可以说，就是这个当时在很多人看来很奢侈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众所周知，国内很多学校考博士并不容易，特别向先生这样有名望、身居高位的人，但是，对先生的向往让我无从考虑这些，也没有途径事先联系先生，我只是认真地准备考试。幸运地是，在众多的报考先生的名单中，我成为最大的幸运者。
从那时到现在，成先生就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同时，更重要的，也成为我人生的导师。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造诣自不待言，无论在复杂科学、管理科学还是金融领域，成先生在实践和学科理论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呼不过是对他学术人生的褒奖之一而已。我想，先生的多彩人生，媒体、同仁、好友都通过很多途径提及，作为他的学生，我感受到先生在各个方面巨大的人格魅力的同时，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老师，一位学者，对我人生的重大指引和影响。
作为老师，成先生对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学生都认真负责。很多不了解成先生的人，以为他这样日理万机、权高位重的人带博士不过是挂个虚名，学生很难得到真正的指导，甚至见他一面都非常困难。在正式投身先生名下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先生的严格。成先生不仅没有那么“难见”，而且是每个月，他一定会抽出时间见我们，要求我们每个人向他汇报一个月的学习情况。在很多高校的专职教授一年都见不了博士生几面的今天，成先生这种每月的见面在很多人眼里恐怕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月没有任何成果，作为他的学生去见他是很尴尬的。先生在从政坛退下来之后，又亲自主持了《经济学》和《金融学》两门课程的研读，我们很多学生，即使毕业了，也仍然坚持每个月参加先生的研讨课。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们充实而幸福。
在学术研究方面，先生要求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他鼓励我们大胆研究，但要求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要带有任何利益色彩去发表观点。我因为身兼一些媒体的专栏写作和评论员，经常会发表一些言论，写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文章。先生多次要求我在发表文章和观点时一定要慎重，特别提醒我，不要着急写书，出著作，要对自己负责。记得有一次，我就国内一个跨国并购的案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见他，当面对我提出批评。批评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观点，而是他之前知道我所在的机构参与了这起跨国并购，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回避，不应该公开发表任何观点。还有一次，我就一些教授联名上书要求救股市的事进行批评，被批评者公开扬言要找先生。先生也是第一时间见我，对我表示支持，他认为我发表的观点没有错误，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很多人经常会看到，我和成先生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一些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先生对此不仅不介意，而且一直鼓励我“爱吾师，更爱真理”。成先生鼓励我们讲真话，在他退下来之前，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观点和一些领导人并不一致，我们对此很担心，但先生坦然面对，说，“我是学者，我怕什么，我会把握度。”
成先生的勤奋和笔耕不辍让每一个跟随他的学生记忆深刻。很多人都知道先生在文革期间利用烧锅炉的时间学了三门外语的事。成为先生的学生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他的一贯的品格。在2002年他67岁出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时，他曾对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承诺，争取一年以后能用西班牙语与他们沟通，一年之后，当他出访拉美时，他已经用西班牙语公开发表演讲。从国际沟通的角度而言，成先生是少数可以熟练的用英语等国际语言在公开场合宣传中国，推介中国的领导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叫做“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的系列演讲，先生用英语演讲，内容生动丰富，从来都是脱稿，而且欢迎现场互动。曾经任职德意志银行的师兄张红力曾经多次亲眼目睹演讲完毕全体起立为成先生的演讲致敬的场面。成先生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仍然从未间断学习。他的病房堆满了书籍，病情稍缓，他就开始看书看资料，旁人都为之动容。成先生却笑言：早已可能没命，这已经是偷出来的时间，不但可窃为之喜，更应加倍学习，努力报国。在成先生去世前的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金融问题需要战略观》就是在病榻上完成的。在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月，先生仍然在关注中国的金融战略，关注中国的金融改革，这种精神，当世若先生者，能有几人？
林则徐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成先生一直以此来激励自己，要求我们这些学生。作为师者，成先生完美诠释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高贵人格，一个身怀家国之情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也以他灿烂的人生经历践行了他“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并激励我们继续追求真理，报效国家。
成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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