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是当代中国学者型编辑的杰出代表，其编辑工作实践与成果充分展示了一个职业编辑人的工匠精神。这位堪称中国编辑出版界的“大国工匠”所具备的品格和素养是以一丝不苟为表征、以扎实学问为支撑、以职业精神为动力的。他的工匠精神需要进一步总结提炼，编辑工作成果亟待系统地予以整理刊行，以便沾溉后人，造福编林。
周振甫先生
周振甫（1911—2000）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型编辑家。他1932年进入上海开明书店，从校对《辞通》《二十五史补编》等做起，后来编辑了钱锺书《谈艺录》等著作并深得作者赞赏，钱、周学术交谊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编林佳话。新中国建立后，周振甫于1952年随开明书店并入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偏重古代文史著作的编辑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先是借调后来正式调入中华书局专事文史编辑，一直到退休。
1983年2月4日上午9时，中华书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出版局三楼会议室联合举行祝贺周振甫同志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茶话会，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为：于廉、赵守俨、张先畴、启功、周振甫、杨伯峻、王春、程毅中、马绪传、周妙中，后排左起为：常振国、许逸民、柴剑虹、冀勤、黄克、赵伯陶、赵又新、王秀梅、隽雪艳、马蓉、刘尚荣、江宝章。 （图片来源：中华书局网站）
这位一辈子连编辑室主任、副主任都没有当过的最普通的编辑，却成为了中国出版最高奖——首届韬奋出版奖的十名获奖者之一；中华书局为他从事编辑工作50年举办的座谈会，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中国版协领导纷纷到会祝贺，钱锺书、启功、吕叔湘、余冠英、张志公、叶至善（代表父亲叶圣陶）、陈原、王子野等120多位学界业界名流都出席会议，中央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普通编辑不普通，一生以编辑为职业、为志业的周振甫，成就了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事业，既是著作等身的学问大家，也是编辑出版界少见的“大国工匠”。他的成长经历和不朽功业，对我们今天造就编研结合的学者型编辑家无不启示。周振甫的工匠精神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以一丝不苟为表征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理念，其本质就是对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与极致。过去我们对“编辑匠”（还有“教书匠”）似乎多持贬损态度，其实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匠人的工作，各个环节、整个流程无不需要严谨认真，注重细节，一丝不苟。
周振甫用自己的工作实绩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精神的内核与价值。他早年在开明书店从事校对和编辑工作，不仅学到了很多文史知识，而且从老辈如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等编辑家身上学到了严谨务实的作风。后来，无论是在中青社，还是中华书局，周振甫始终保持着这种良好的作风和习惯。
中华书局的同事说周振甫每提到“经验”，只是说“认真”二字
中华书局的同事说周振甫每提到“经验”，只是说“认真”二字。他的认真在40年代编辑《谈艺录》时就初露端倪。周振甫看样时，发现《谈艺录》“没目录”，不便读者检索，“我就替它们排了一个目录，钱先生看了没提意见，就发印了”。钱锺书在序言中说他“重劳心力”即指此事，在题辞中则说：“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拜赐多矣。”周振甫轻描淡写地说“编了一个目录”，实在是很不容易之事。
70年代末，钱锺书又点名让周振甫责编他的《管锥编》四册，又是周振甫“编了一个目录”。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徐俊解释：“像我们这些搞古典著作编辑的，工作看上去只添几个小小目题，圈几个小小句点，实际上要反复谙熟行文思路，查阅大量资料，工作的细琐与辛苦唯著书者知。”有同事这样写道：“翻阅当初周先生编《管锥编》的第二次审稿意见，四十余页稿纸用细棉线装起来，蝇头小字细密而齐整，审稿边眉四处注满钱先生的笔迹，有表示异议的，有表赞同的‘遵改’、‘甚是’、‘甚善’、‘是极’、‘雅言’之类的词句，有‘精密极矣！非谓之大鸣不可……’之类的赞叹之辞。”[1]其实，在此之前，周振甫对书稿已经进行过“初审”，其审读报告也有38页之多。
周振甫关于《管锥编》的审读意见及钱锺书批注 （图片来源：中华书局网站）
周振甫与钱锺书的学术交谊、学者和编辑的互补模式堪称典范。周振甫工作无论分内分外，无论审稿编稿还是其他方面，既乐于助人，体现出谦谦君子之风，又十分细致认真，绝不马虎。柴剑虹在《难以忘怀的往事——怀念周振甫先生》一文回忆说，他们几位同事应另一家出版社之约撰写了一本《乐府诗名篇赏析》，初稿完成后呈请周振甫审阅并作序。“79篇乐府诗的注释和赏析文字，总共不到10万字，又并非周先生的分内工作，可他逐篇细阅，提出的修改与补充意见用蝇头小字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十页之多，让我们感佩不已。”
79篇乐府诗的注释和赏析文字，总共不到10万字，又并非周先生的分内工作，可他逐篇细阅，提出的修改与补充意见用蝇头小字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几十页之多
后来，柴剑虹和周振甫一起去韩国，一个韩国徐姓艺术家想在中华书局自费出版他的个人汉文诗集，为此周振甫回国不久就给张罗此事的柴剑虹写信说：徐先生印诗集事，似可参考钱先生诗集。钱先生诗集已售缺。今复制数页供参考。钱先生诗集共七十七页，假定一页印七律五首，七十七页可印三百多首。钱先生诗集有长诗长序，计印269首。徐先生诗一百余首，倘以同样版式印，约当三分之一。印一千部，约一万元。倘以一千部给徐先生，请他支付一万元，当可成事。今附上钱先生诗集样张十二页，供参考。[2]
后来，周振甫又寄给柴剑虹他看了那本汉文诗集书稿后提出的具体意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内行而专业。这样审稿、编稿，乃至具体而微的编务工作，处处体现了一个编辑巨匠的服务精神、工匠精神。他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还具体生动地体现为四个字——“再查一下”！
这样审稿、编稿，乃至具体而微的编务工作，处处体现了一个编辑巨匠的服务精神、工匠精神。他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还具体生动地体现为四个字——“再查一下”！
同事赵伯陶记得，1983年他责编一部有关桐城派文集的点校整理书稿，并请周振甫复审。周振甫在责任编辑的审稿意见上密密麻麻地批注，使年轻编辑受益匪浅。赵伯陶说，至今批注的许多内容早已忘记，“但其中有一句话却令我印象异常深刻，即‘再查一下’”。这个“再查一下”意味深长，实乃是精益求精治学编书的不二法门。赵伯陶后来把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无论编书、编刊的编辑工作，还是铅刀一割的个人著述，时时刻刻向工具书求教，不断向前人著述请益，就成为我须臾难离的功课。也正是在这句座右铭的鞭策下，编辑工作中发现问题，阅读书籍中辨其优劣，注释古籍中明其真义，都似乎可以得到难以言说的无限乐趣。”[3]耳濡目染，确实是榜样的力量无穷，这也正是周振甫这样的老辈编辑家言传身教、细雨润物对人才培养作用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以扎实学问为支撑
当好一个编辑，光有牺牲精神、敬业精神、服务精神等等还是不够的，尤其对于学术书刊编辑来说。周振甫是“编辑学者化”的典范，也是“编辑型学者”的代表。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编审书稿与个人著述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成就了一代名编和一个杰出学人。
早在三四十年代，周振甫就编写出版了《班超》《东林党锢》《严复思想述评》等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毛主席诗词和鲁迅诗歌做注释，很有影响。60年代出版的《诗词例话》常销不衰，达70多万册。
8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研究进入旺盛期和收获季，陆续出版了《文心雕龙选译》（1980）、《文心雕龙注释》（1981）、 《谭嗣同文选注》（1981）、《文章例话》（1983）、《文论漫笔》（1984）、《李商隐选集》（1986）、《诗文浅释》（1986）、《文学风格例话》（1989）、《中国修辞学史》（1991）、《小说例话》（1991）、《周易译注》 （1991）、《鲁迅诗全编》（1991）、《怎样学习古文》（1992）、《钱锺书谈艺录读本》（与冀勤合作，1992）、《文论散记》（1993）、《诗文浅说》（1994）、《中国文章学史》（1994）、《诗品译注》（1998），等等。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为这位前辈编辑家刊行了10卷本文集，计600多万字。据周振甫外孙周海涛撰写的《周振甫传略》，“近年来，仍有部分先生的遗著陆续出版，计有《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2001）、《诗经译注》（2002）、《陶渊明和他的诗赋》（2006）、《〈史记〉集评》《诗词例话全编》（2010）等。”[4]若进行完整搜集整理，周振甫的著述当不下1000万字。
编辑工作与学术研究、编审书稿与个人著述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成就了一代名编和一个杰出学人
周振甫这样刻苦钻研，努力治学，是与他对编辑工作的认识分不开的。他在《编辑·学者·专家》一文中，谈及古代刘向、刘歆父子的编辑工作，还有章学诚的“编辑学”著作《校雠通义》，认识到古代的“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不做研究的编辑就只能是傅彬然先生说的是“跑龙套”的。
他还说：“我国古代最大的编辑工作，都是极为被人看重的，是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和专家来做的。当时的编辑是同学术研究、学术著作结合的，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编辑工作同研究和学术著作不是截然分开的。直到解放前，商务的编辑工作还是这样的。”[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振甫自觉将学术研究、著述与编辑工作结合起来，不断完善书稿，提高编辑工作质量。比如，他在参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注的审读时，看到一段讲《诗经》的原文，发现有疑问，经过查找大量资料，补了正文之不足。
周先生审稿的部分手迹 （图片由作者提供）
至于周振甫给毛主席两首词中改正了错别字，则成为编林和诗坛的佳话。一是《菩萨蛮·黄鹤楼》中“把酒酹滔滔”，“酹”误作“捋”；二是《沁园春·雪》中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蜡”误作“腊”。后经主席同意，出版时予以订正。要知道，在那个特殊年代，敢于给毛主席诗词提意见改错字，一需要胆量，二也要真才实学。
我国古代最大的编辑工作，都是极为被人看重的，是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和专家来做的。当时的编辑是同学术研究、学术著作结合的，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70年代初，周振甫参加了《二十四史》中《明史》的点校，他的学识之渊博、工作之严谨在这项编辑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他回忆说：
明史共332卷，已由南开点校过。我们是审核南开的点校，改正它的脱误和欠妥处。下面就点校的部分举两个例，一是南开已校的，一是南开漏校的。
《明史》卷46第14页上2行南开校记：“‘浦关’，《史稿》志二二作‘蒲关’。”南开只用《明史稿》来校《明史》，校出两书不同处，没有指出谁是谁非。振（周振甫自称——引者注）改校：“蒲关，原作‘浦关’。《史稿》志二二、《明一统志》卷八七、《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八都作‘蒲关’。《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八七‘蒲关’下注：‘亦称蒲蛮关’，是因蒲人得名。今据改。”比南开又多查了三种书，指出所以称“蒲关”的理由，作出《明史》错了的结论。
南开漏校的，如《明史》卷108页9下：“永定伯朱泰，本姓许。正德中，以义子赐姓封，十六年除。”下面11页下有个“安边伯朱泰。”振校：“永定伯朱泰和下文安边伯朱泰，当是一人，重出。这两个朱泰都姓许，都名泰，都是武宗义子，都赐姓朱，都是正德中封，都是十六年除。只是封号不同，一称安边伯，一称永定伯。《皇明功臣封爵考》目录卷七有永定伯许泰，正文却作安边伯许泰，可证是一人。宸豪起兵，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以安边伯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出征。宸豪失败后，王宪等请升赏随驾官，列许泰名，可能因而改称‘永定伯’，史或漏记。查《武宗实录》也只有一个许泰。”这条校记，查了三种书，又把《武宗实录》全部翻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两个许泰。[6]
当学术编辑，如果自己不懂学术，不研究学问，审稿编稿就发现不了问题，即便偶尔发现问题，也会无从措手
这段话见于程绍沛《可敬的周先生》一文。看了这两个例子，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中国出版界的“大国工匠”，什么是中国编辑的“工匠精神”。而周振甫这种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无疑是建立在异常扎实的文史功力基础上的，是以其等身的个人学术著作为支撑的。当学术编辑，如果自己不懂学术，不研究学问，审稿编稿就发现不了问题，即便偶尔发现问题，也会无从措手。
周振甫能成为一代学者型编辑大家，是与他超常的勤奋分不开的。据家人和同事回忆，周振甫几十年来都是晚上很晚才休息，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读书写作，每晚仅睡四五个小时，且无午休习惯。没有假日、节日、休息日，即便是在单位上班时，每天中午他也是一个人在资料室静静地阅读。但他又不是那种为了自己的学问耽误编辑工作的人，上班时间从来都是专心致志审稿加工，做细致琐碎的编辑工作。
以职业精神为动力
周振甫一辈子在平凡的岗位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把一份普通的编辑工作变成了一项辉煌的千秋事业，这得益于他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对自己编审职责的珍惜。
我们讲他的工匠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编辑的职业精神，是他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品质和职业技能的综合反映。
他的工匠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编辑的职业精神，是他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品质和职业技能的综合反映
徐俊在《春雨润物细无声——周振甫先生琐忆》一文的结尾处有一段让人感动的描述，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周振甫为什么能够无怨无悔地这样去奉献，这样勤勉一生。他写道：
回忆与周先生交往的点滴琐事，有一个镜头始终萦绕眼前，1997年8月周先生作为“东方之子”，回答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提问。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先生用浓重的乡音，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对这个回答，人们甚至会以为答非所问，但当我们去了解周先生从开明书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这五六十年的编辑人生，再看那些经过他编辑出版的著作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再看他留下来的一份份精细的审读报告和编辑记录，也许就不难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了。令我们深有所感的是，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的传递，而这种职业品格，对中华书局这样的百年文化企业来说，无论她走多远，都是不可或缺的。[7]
很多老一辈编辑，像周先生一样，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他们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正是一种内在的职业品格的传递
周振甫“中华书局给我编审”这句话，也让我们想到叶圣陶说过的，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第一我是编辑，第二我是教师。要知道，叶老是现代很著名的大作家，还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出版总署副署长这样的高官。但他最看重的还是“编辑”这个身份。叶老的儿子，也是著名编辑家的叶至善后来出版了一本个人文集，干脆取名《我是编辑》，足见其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
周先生审稿的部分手迹 （图片由作者提供）
徐俊曾经协助周振甫编辑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这是周振甫晚年除了《谈艺录》《管锥编》以外，花费功夫最多的一部书。他回忆说，钱基博是周振甫在无锡国专时的老师，其《中国文学史》是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时的讲义，其中明代部分用商务旧刊本《明代文学》代替，清代部分在“文革”中被毁，故附录两篇论文《清代文学纲要》和《读清人别集录》以弥补遗憾。这套书由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等人搜集整理，周振甫则负责出版及编辑工作。周振甫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原稿论述欠周之处多有补苴罅漏。原稿审读加工完成后，他又亲自携带着去请钱锺书审阅，得到了钱锺书的认可。
只要有问题找他请教，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尤其是把提携新学、奖励后生作为自己的应尽义务
在周振甫的编辑生涯中，像这种为人作嫁、甘于奉献的事例还有不少。中华书局的同事黄克在 《感念振甫师》一文中回忆起他和徐调孚、方南生一起标点清代著名学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时，发现工作难度很大，原注中间有双引，甚至是三引、四引的情况，难以区分辨识。黄克说：“在标点了几卷之后，我分别呈送给了张政烺先生，启功先生和周振甫先生，请求指正。张、启两位先生退还给我时，不曾着一字，只是鼓励有加。周先生则不然了，在我提出的问题的旁边，用蝇头圆珠笔字密密麻麻几乎写满。答疑解惑，凡我不明白的问题，都给予充分的解释；匡谬正俗，凡标点上的错误，也都一一指出，还特别标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规则，给我以极大的启发。”[8]
中青社、中华书局的编辑们都称周振甫是古代汉语、古代文史的“活字典”。对于同事，哪怕是社会上的人，只要有问题找他请教，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尤其是把提携新学、奖励后生作为自己的应尽义务，无论写序、题字、审稿、评稿、改稿、讲课，决不推诿，而总是始终如一地热心为大家服务。素未谋面的乡下知识青年范方暾向周振甫请教诗词写作，他也每次不厌其烦地回复。[9]
周振甫就是这样，恪守自己的工作信念，一丝不苟地“为他人作嫁衣裳”，其职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70年代初期，马立诚等几个青年人请周振甫为他们讲古文，周振甫不仅满口应承，而且一讲就是两年，分文未取。后来，马立诚给陕西的未来出版社编写了一本古诗一百首的注释、今译和赏析，就疑难问题向周振甫讨教。周振甫不厌其烦，就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中“雪山”“孤城”究竟指何处这样一个小细节，就反复给予指教，并慨然应允，担任该书校审。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果然反响不俗。[10]对于张福勋这样的晚辈后生，周振甫“不仅在学问上毫无保留地赐教”，甚至亲手为他抄写很难找到的珍贵资料，自己掏钱购书签名赠送，为他“改诗、调平仄”。[11]诸如此类的事例我们在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时常可见。
作为责任编辑的周先生，他对于一部书稿，不仅认真仔细阅读，而且帮助作者核对引文资料，将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认识无保留地提供给作者，为提高书稿质量尽了力
而作为“责任编辑的周先生，他对于一部书稿，不仅认真仔细阅读，而且帮助作者核对引文资料，将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认识无保留地提供给作者，为提高书稿质量尽了力，做出了贡献，这绝不是任何一个责任编辑都能做得到的”。[12]据常振国介绍，公木的《先秦诸子寓言》是由周振甫责编的；在编辑过程中，周振甫非常认真负责，用心用力，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大大提高了书稿质量，为此，“公木同志亲自来看他，要求署上他的名字。周先生说什么也不肯，他认为这是编辑人员应该做的。”[13]这确实表现了一个优秀编辑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周振甫喜爱引用的李商隐诗句，恰好可以用作他自己一生为学术文化和编辑事业无私奉献的象征。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而风范长存。周振甫用自己的编辑实践和编研业绩，确证了一个职业编辑人的工匠精神。可以说，他是当代学者型编辑的样板，也是践行编辑职业精神的模范。
周振甫用自己的编辑实践和编研业绩，确证了一个职业编辑人的工匠精神。可以说，他是当代学者型编辑的样板，也是践行编辑职业精神的模范
我们高兴地得知，人民出版社已将周振甫列入了《中国出版家》丛书，第一部有关周振甫的传记不久将有希望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也很希望，在进一步整理刊行周振甫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单位联手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组织力量整理刊行周振甫的编辑工作成果，包括他的书信、审稿记录、审读报告等等，汇编成册，以作为培养编辑的活样板、好教材。
在这方面，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徐俊已经做了一些很有成效的工作，如从书稿档案中选取两篇关于《管锥编》的选题、审读报告，整理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书品》杂志；后来又陆续整理了《〈管锥编〉（第一部分）审读报告》后面所附38页具体意见，刊载于2000年第4、5、6期，2001年第1、2、3期的《书品》杂志；再后来，这份整理稿的全本发表在了上海三联书店版的《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集（2002年）；还有书稿档案所存周振甫1983年所写《谈艺录》（补订本）审读意见（附钱锺书批注）整理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诗学》第7辑（2002年）。这些，也还只是周振甫编辑成果的一小部分，我们热切期盼一套系统完整的《周振甫编辑文案全编》能成功编纂并早日问世。
注 释
[1]王钰鑫.见周振甫先生[N].新闻出版报，1995-01-16
[2][3][4][6][7][8]张世林.想念周振甫[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35，140-141，24，81-82，156，96
[5]周振甫. 编辑·学者·专家[J].出版工作，1984（10）
[9]范方暾.忆周振甫老师[J].中华诗词，2006（4）
[10]马立诚.国学家周振甫逸事[J].中华儿女（海外版），1995（3）
[11]张福勋.无尽的思念——回忆周振甫先生[J].散文，2001（3）
[12]张世林.谦虚谨慎 编著等身——小记编辑大家周振甫先生[J].人物，1996（6）
[13]常振国.一位受人敬重的老编辑——记中华书局编辑周振甫[J].编创之友，1983（2）
（统筹：启正；编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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