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取宗亲对本族始迁祖始迁地等问题的分析（二）

李世取 2013-5-3 8:24:06
不要客气！谢老乡宗亲鼓励！
下面继续：
二、关于先祖的始迁地等问题的分析探讨
据我所读过之谱以及相关史料，一个家族在其特殊时期的先祖都是格外受到重视的，到某地的“始迁祖”即是这样的先祖之一。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先祖至少其简略身世、个人经历和主要事迹必定会或以文字流传于后，或被一代代老人们口口相传于后（在无法文字传承时）。应该说，“始迁祖”这类在家族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先祖“失传”、“失考”本身就意味着“不正常”，这种“不正常”往往是遭遇“大灾”或“人祸”（社会大动乱、避开仇家等），“非正常”离家出走的。若始迁祖出走时很年轻，则他自己对家族史就知之甚少，且其自身经历“平凡”，或始迁祖自身经历太不“平凡”，而所处之世却不允许其公开自己的身世，……，都有可能造成后代对其本人和家族之源“失考”。
贵支属于一个“三仕大国（之）宗”，为什么关于“始迁祖（？）”和二世祖（文郊公）登禹公除去名号外其余几乎一无所知呢？个中缘由还是值得深究的。
就是贵支族传说中的始迁地“麻城孝感”本身也是不准确的。
——究竟是麻城还是孝感？历史上的麻城县、孝感县一直是两个地方，而麻城县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个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早在明朝的成化年间（1500年前）就被撤销了，之后一直到清代再到今天，麻城再也没有过一个叫“孝感乡”的地方（我前些年到麻城，问当地人“孝感乡”，他们的回应基本是：或茫然不知，或说你找错地方了，孝感（指今日之孝感地区）在那里那里。这是很说明问题，至少说明传说中的“麻城县孝感乡”大移民到四川应该发生在明代成化年间及其之前，清代没有什么麻城县孝感乡大移民四川（麻城县志也没有清代政府组织移民四川的记载）。所以，对这个清代才由麻城县孝感乡移民而来的“传说”实在应该打个问号！
据我在歇马镇的有限几次调查，清代康熙晚期至乾隆年间由外省移民而来的家族对其迁出地记得都很清楚（有由湖南迁来的、由福建迁来的、由广东迁来的等），其中由湖南、广东迁来的都还保留有自己的一些习俗。其家族生活中的用语也有原祖籍地的特点，如湖南移民之后人说“吃饭”仍旧是“帢（qia）饭”，广东移民的后人（我婆婆那家）还是用“阿某”来称呼自己的家人等，我的一位同事的先祖是清初移民到成都的，其家族内部到他这一辈人人都还能说“

广东土话”。……。
如果连这些特征一点都没有了，那自己的先祖是否真是清朝初年才移民四川的，也值得深究一下。
还有，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大动乱由1640年前后直至1681年吴三桂之乱被最终平定，前前后后持续了四十多年，此间是不可能有外省人正常移民四川、重庆的。我认为，其实，真正的清初四川“大移民”应该开始于1700年以后至乾隆初年（不包括吴三桂之乱平定后先期陆陆续续由贵州等避难地返回的“老民”——我明末清初的先祖应芳公就是在贵州等地参加过抗清后于1690年左右由贵州思南返回祖居地的）。
新移民到来是合法正规的“政府移民”（有原籍地政府开出的“凭据”——相当于今日之准迁证吧），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所以他们能传下准确的迁出地等。而回归的“老民”就难说了：在原祖籍地就抗过清或逃难至贵州等地后抗过清，能公开说自己的家世、经历吗？既然后来或同期有大批合法移民到来，为保种延族，且能多插占田土（当时的政策“老民”只能拥有自己原有的田土，而移民可以随意多插占，回归的老民或老民的第二代为何不也说自己是由外省某地迁来的——这大概也是“从众”即都说来自“湖广、麻城孝感”等地的原因之一吧），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家族对其“冒籍”之“祖地”能传下什么吗？
还有，抗清的南明军中有原张献忠的部队，其中确有由湖北参加进来的，战败了，他们中的少量幸存者留在四川，能传下自己真正的家世和经历吗？
所以，关于说不清始迁祖和祖籍地的历史原因，实在是林林种种，难以尽述。
那贵支族究竟属于何种情况呢？——这里，我是倾向于赞同你们自己所做的判断：围绕文郊公等很可能有一个“谜”！
在没有文字资料求证的情况下，窃以为，只得寄望于一代代口口相传的“传说”，看由“传说”中能否发现些蛛丝马迹。
三．湖北麻城和重庆巴县的“三仕大国宗（族）”（待续）
平安使者 11:29:50
心潮澎湃的读完宗亲洋洋洒洒的“大作”，仿佛身临其境的回到了过去先祖所处的年代，也为先祖们的“无奈”感到痛心，既然先祖文登父子能良苦用心的为其后代重编字辈，还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身世”，然后用特殊的方式间接的留下线索，好让有心的后人们去寻到真正的根。
而这特殊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点：
1.从“三仕大国宗”这样的字辈含义中可见其祖上曾有过的辉煌但又不得从族谱上表露出来。那后人自然会产生疑问：“老祖宗，既然你说我辈是“三仕大国宗”之后，您总得要拿点书面资料来证明一下而不仅是嘴巴上说说就算了吧？”而现在所见老谱上的这些证明材料几乎为零，那我们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而自己去寻找证据证明其观点呢还是以为老祖宗只是吹吹牛而不屑一顾了呢？显然，到我们这一代，开始发现了这个疑点，并且我们相信了老祖宗的话，也开始着手去寻找证据材料来证明老祖宗的观点是没错的。
2.明显有矛盾的迁出地“麻城县孝感乡”也是一个重要线索，（因孝感乡早在其近200前就被拆并了，不可能在文郊公时还在叫“麻城县孝感乡”）而故意留下这一矛盾的迁出地名疑点，好让其后人思考并从这里发现线索而去寻到真正的根。从各代年龄段上推断先祖文郊公应是康熙初年出生（约1668年的康熙7年），至其成年并有子登禹公之时，已极度接近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发布的时间，此诏颁布之时，文郊公约26岁左右，其子登禹也应是幼年时期，从时间上推断应是正常的正大光明的应诏而迁，既然是正大光明的，为何不象其他家族一样有其本人及其祖上的详细记载？（在其子尚幼时就举家“迁”川，因生计？或其它原因所迫？或其祖本身就在川才会因避难结束而回迁？）
谱上没有始迁祖和二世祖文郊公等的详细记载，综合世取宗亲今天的分析，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1，文郊公或其祖上曾是反清名臣名将或曾有抗清史，怕被秋后算帐株连九族而故意断代不写与其祖上的关系（因当时仍算清初）。
2.本就是重庆老民（从后面其后代所说的土话可得到旁证），因战乱逃难到外地后，战乱结束回迁老藉想要回或想多要土地而“冒藉”，总之是被逼无奈所为，最大可能是找不到老藉的证明所以要不回原来的地，那就只能是冒充当时流行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的说法顺利要到了和多要了土地，但这样的代价必须是要忍痛割爱的隐瞒自己的老藉和与祖上有关的一切资料，从而造成断代的现象。
3.老谱并非“文登三仕”四代之中的其中一代所写，而可能是“大国宗”三代根据追忆所写，这从谱上至“大”字辈才开始有详细的生庚出生地记载可见。最大可能则是“宗”字辈各房所编，因“国”字辈几亲兄弟和堂兄弟的资料也很少可证明，一般无原始的书面记载的话，到年老时能向上记清前两代人的生庚详细资料已算不错了。这点从宗炳房的老谱也能看得出来。
难以明白的是，“文登三仕大国”这几代先祖其实是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年代，也是重科举读书和注重礼孝仁义的年代，为何几代人都没留下或想过如何续上老谱和始迁祖的根源？在那些十分注重根源的年代有些不可思议。到我们这代想再重新连代续根，就太难了。
从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话来看，如叫普通话的爷爷叫公，奶奶叫婆，叫外公外婆为“ga公ga婆gaga”叫叔辈为“伯伯”“二爷”幺幺，幺娘，叫父母当面叫爸妈，背着和其他聊天则说“我老汉”“我妈”之类。其他称呼姑妈和姨妈不分，统称孃孃，姑爷，舅舅或舅爷，舅娘，叫老婆为“婆孃”叫老公叫名字，对外人则说“我男的”或“我男人”哥哥，老弟，嫂嫂，祖祖，ga祖祖等，可见是正宗的重庆永川土话，排除了是湖南或广东江西的移民，则只可能是重庆老民回迁或同说川话的湖北某地迁入。
平安使者 11:38:52
再次感谢宗亲的讴心沥血之作，读后真是应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那句古话。有幸遇上宗亲您这样博学多才的“大家”为我支族答疑解惑，现特代表我支全族之人再次向您老表示感谢，也更期待“三．湖北麻城和重庆巴县的“三仕大国宗（族）”的更多精彩呈现。
平安使者 1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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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使者 11:47:30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825330671_11_1.html,欢迎宗亲您光临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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