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锦衣卫，全称南京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后，基本确定了南北两京制度，南京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南京锦衣卫与北京锦衣卫多卷入宫廷内部斗争不同，自己的职任往往起到“恩荫寄禄”之用。
明代开国功臣之后多在南京锦衣卫世袭任职，据《明史》记载，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汤和、李文忠、邓愈和徐达等人的后嗣，就分别任职“南京锦衣卫世指挥使”或“世袭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而这些职任大多是只领俸而不亲事任的。同时，有不少“丝路归化人”隶籍或在南京锦衣卫为官，并世代袭位于南京锦衣卫。
在南京锦衣卫中，徐达的后裔徐膺绪、徐世礼、徐天赐、徐缵勋等在此世袭传位，并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和各种人脉在南京大兴土木，拓建成当时南京“最大而雄爽”的私园，取名为东园，又称徐锦衣东园，即现南京白鹭洲公园。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时，于东园内设立钓台为乐。东园主人徐天赐还常邀各路亲友名流齐聚东园，其中有许穀、吴承恩、何良傅等文坛大家等，显示了世家风华之贵彩。
“恩荫寄禄”体制下的锦衣卫
“锦衣卫是大明朝特有的机构，开国初期就设立了拱卫司，洪武二年改为仪鸾司，洪武十五年正式变为锦衣卫。锦衣卫含有经历司、镇抚司以及十四所，下面分有将军、力士、校尉等。锦衣卫的要害和神秘部门是镇抚司，南镇抚司管案情审讯，北镇抚司管诏狱。
锦衣卫最高长官为正三品指挥使，均由皇帝的心腹担任，从而不难看出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指挥使下有佥事、同知、将军、力士和校尉。再往下还设有锦衣中所、锦衣前所、锦衣后所、锦衣左所、锦衣右所、上中所、上前所、上后所、上左所、上右所、中后所、亲军所、驯象所和旗手千户所等十四所。其中前、后、左、右、中五所，每所下面又分十司，统领校尉，管理仪仗。
看上去锦衣卫的主要职权是仪仗，但实际上是负责皇宫防御、巡察、缉捕，以及京城各大小事务。如为地方官进京觐见事先验明正身，负责监修京城交通街道，安排接待宾客的食住行和科举殿试的巡考工作等。明史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锦衣卫设立最初，所谓“恩荫寄禄”，意思就是给功臣家中一些表现平常的子孙们一个闲职，以补偿其祖辈过去之功。
在中国古代，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所以，狭义的“恩荫”特指公元1015年北宋大中祥符八年以后出现的一种独特的门荫制度，称之为“推恩荫补”，宋时被简称为“恩荫”。北宋时甚为严重，冗兵、冗官、冗费，这些多余闲散的官兵浪费泛滥成灾，始终困扰着朝廷。恩荫又可称为任子、门荫、荫补、世赏，是中国上古时代世袭制的一种变相。广义恩荫，是指由于封建制度下，因有功的祖辈、父辈的地位而使得子孙后辈在入学、入仕等方面享受特殊待遇。
明初沿袭元朝任子制，文官七品以上皆得荫一子以世受俸禄，称之恩荫生。洪武初年，锦衣卫官二百五员，因其与皇权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明人多以功勋而列衔锦衣为荣耀。明代官制以文武两途为主要划分，非文即武的冗员冒滥于政府机构。文职多数是近侍内臣、太常少卿、通政司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武职方面则因为锦衣卫是皇帝亲军卫队，显荣非比寻常，成为冗员冒滥较为集中的场所之一。
综考之，明代锦衣卫恩荫寄禄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恩荫寄禄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二是授衔于锦衣卫人群来源的变化。《明史 职官志》记载：锦衣卫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一般来讲，任何机构都有相应的人员限制，唯独锦衣卫不做限制，这就为日后锦衣卫从洪武初年几百人，暴增到嘉靖初年的十五六万人，从而留下了一个政策性的致命漏洞。
洪武年间，起初多是勋臣、戚畹子弟列衔于锦衣卫，也就是说锦衣卫衔多以对军功的表彰而赐予武官子弟，可到了正统年间随着内官势力崛起，授衔于锦衣卫的人群有了新的变化，渐渐“中贵子弟授官者多寄禄锦衣中”，内官与皇权密不可分的关系是造就中官子弟得以荫封的直接借口。永乐年间对内官的任用，延及正统年间已经成为惯例并且逐渐制度化，荫封中官子弟是对内官势力的存在并对其服务于皇权的一种肯定和褒奖。
虽说洪武年间，曾经废除过锦衣卫，但永乐定都后，又恢复了锦衣卫。南京锦衣卫，全称南京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后，基本确定了南北两京制度，南京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南京锦衣卫与北京锦衣卫多卷入宫廷内部斗争不同，自己的职任往往起到“恩荫寄禄”之用。
明代开国功臣之后多在南京锦衣卫世袭任职，据《明史》记载，明代开国功臣常遇春四世孙常復世袭锦衣卫指挥使、东瓯襄武王汤和六世孙汤绍宗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岐阳王李文忠五世孙李濓世袭锦衣卫指挥使，还有邓愈和徐达等人的后嗣，也分别任职“南京锦衣卫指挥使”或“世袭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而这些职任大多是只领俸而不亲事任的。
锦衣卫制度上承蒙元时代的宿卫，此时还有不少“丝路归化人”，隶籍或在南京锦衣卫为官，并世代袭位于南京锦衣卫。也就是说，南京锦衣卫在明代还成了宠遇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后流连不去的商人、使节等非汉民的最后归宿。南京也正是有了这种“国际商贸”的新开放体制，从而构建了古金陵汉、回杂居的历史格局基础。
徐达后裔推恩荫补南京锦衣卫
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军事统帅。洪武初累官中书右丞相，封魏国公，追封中山王，为明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病逝，朱元璋亲为之撰写神道碑，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后复命“配享太庙，塑像祭于功臣庙，位皆第一”。
徐达墓位于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外板仓街192号，神道两侧有石马、驮、石羊、石虎、武将、文臣各一对。墓前石刻用整块大青石雕成，碑高5.5米，下承龟趺，高1.8米，通高7．3米，宽2.2米，厚0.7米，碑文两千余言，明太祖亲撰，碑文有标点符号，很罕见。
神道碑文载：中山武宁王徐达，南昌府丰城县角陂人，凤阳籍，农业。查看乐平《南州徐氏宗谱》，明确记载徐达家世，徐达系出徐孺子40世孙韬公之后，属韬公16世裔孙、徐孺子56世孙。江西乐平的近百个徐氏村庄宗谱都附有朱元璋题中山武宁王徐达神道碑碑文。
史称一门二公，明一代只有徐达一家。徐达有4子3女，长子徐辉祖，次子徐添福，三子徐膺绪，四子徐增寿。其后世子孙大多显贵，然其孙辈以后除承袭魏国公、定国公的两支。他的三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长女嫁于燕王朱棣，次女嫁于代王朱桂，三女嫁于安王朱楹。燕王朱棣夺权称帝后，徐妃被册立为皇后。
徐达死后，长子徐辉祖继承爵位，受封魏国公。次子徐添福早卒，其子徐茂先成了朱棣帝的仪宾。三子徐膺绪曾任尚宝司卿，后升至中军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长期驻扎在南京。四子徐增寿在明成祖朱棣起兵南下时给他通风报信，死在建文帝的剑下，后葬于钟山，被明成祖追封为定国公、武阳王，其子徐景昌继嗣生活于北京，后裔大都葬于北京门头沟一带。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徐达三儿子徐膺绪，他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五月十一日去世，子孙世袭为锦衣卫，长期驻扎在南京。1965至1983年间在南京板仓中山王墓园东西两侧曾发现11座徐达家族墓，其中就有徐达第三子徐膺绪、长孙徐钦和五世孙徐俌的墓葬，并出土了墓志。
1982年，徐膺绪夫妇的墓葬在板仓被发掘后，“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公墓志铭”的出土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团。2011年4月，在中山王徐达的墓地和五世孙魏国公徐俌墓，直线距离只有300米左右的南京林业大学新庄校区一处工地上，又发掘到了明代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徐氏墓葬，其中出土的蓝釉梅瓶引起众人关注。此墓主就是徐达三儿子徐膺绪的后人，六世孙，姓徐名世礼，字君叙。
徐氏家谱资料显示明大将徐达三儿子徐膺绪这支子孙世袭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的有关人员记载为：始祖徐达，二世徐膺绪，三世徐景珩（长）、徐景璜（次）、徐景瑜（四），四世徐显隆、徐显绶、徐显荣，五世徐铎、徐伯宽、徐锐，六世徐世勋、徐世祯、徐世礼、徐昇，七世徐访、徐志道、徐鹤龄、徐鹤松、徐鹤梅，八世徐登瀛、徐国彦、徐国全，九世徐得禄、徐弘胤、徐维京，十世徐永年、徐永和，十一世徐翼明等，共十辈28人之多。
再说说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徐达死后徐辉祖继承爵位受封魏国公，靖难之变后，因反对明成祖朱棣遭削爵及禁锢东园之中，于永乐五年（1407年）逝世，年四十余。成祖以“中山王不可无后”为由，让辉祖的儿子徐钦继承魏国公，后传给儿子徐显宗、徐承宗，徐承宗天顺年间守备南京，领中军府，从此魏国公一系世代居住在南京及周围地区。
在长子徐辉祖这支中，到了徐天赐(徐达六世孙)时，他又官职锦衣卫指挥。徐天赐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和各种人脉在南京大兴土木，拓建成当时南京“最大而雄爽”的私园，取名为东园，又称徐锦衣东园，即现南京白鹭洲公园。
南京白鹭洲的徐锦衣东园遗址
南京白鹭洲公园最早见于史料的是明中叶的《正德江宁县志》载，洪武初朱元璋将自己为吴王时的旧邸赐予徐达，徐达惶恐不受。于是在旧邸对面为之另建新第，并在居第左右各建一牌坊，名曰“大功坊”，现在南京瞻园就是徐达王府的一部分。
永乐初，身为徐达长女的仁孝皇后就把位于中山王府东面靠城墙的一片土地“赐其家，为蔬圃”。这块蔬圃位于南京钟山东凤凰台下，在历代世袭的魏国公手上逐渐建成了私家花园，后来其五世孙徐泰时加以修葺扩建，辟作别墅，被称为“徐太傅园”或“徐中山园”。
在1465-1487年成化年间，魏国公徐俌(徐达五世孙)所钟爱的幼子徐天赐(徐达六世孙)，字申之，官锦衣卫指挥。他从袭封魏国公的长侄徐鹏举(徐达七世孙)手里，夺取了该由徐鹏举继承的太傅园，占为己有，并大兴土木，拓建成当时南京“最大而雄爽”的私园，并改名为“东园”。整座园林秀美无比、蔚然大观，“为金陵池馆胜处”。
从史料上看，明东园主人徐天赐，“能文章，喜宾客”，极喜风雅之举，和《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同为明代中期秦淮名士，且相交甚笃。经常在东园的中山堂中“招名流啸咏其中”，著有《东园集诗》，人称东园公子。随着南京城的不断繁荣发展，加上科举贡院，这一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吸引了许多外地文人骚客、学士考生流连于此，因而营造出文气盎然的别样氛围。东园是明代金陵城南闹市中一片难得的悠闲安谧之地，明代杰出画家、文学家、书法家、道家文征明的一幅《东园图》则生动地画出了当年东园的人文情趣。
《东园图》采用了当时画坛比较流行的“别号图”风格画风，该画卷采取了五段情景式叙事法。从右至左在通往园门的鹅卵石径上，衣着灰衫的东园主人，正在出门迎客。一位红衫客人神采奕奕，漫步前来赴会，一仆童携琴尾随其后；画面中心是四位文人骚客正在一座轩堂内围桌展卷，津津有味地品诗赏画，一童手捧卷轴恭候侧旁，所绘人物栩栩如生；另一童手托茶盘走近该屋，似乎还在与红栏旁一坐者答话；人们隔池而望，倚岸水榭中还有两位雅士闲敲棋子、对弈正酣，形象描绘逼真、颇为传神；园中春气袭人，清风吹皱一池涟漪，对岸的竹篁小径上，另有一仆童持盘匆匆前往送茶。
细赏文征明的《东园图》画卷可见，该园之内松柏苍翠，修竹蔽天，花草芳馨，曲径通幽，小桥流水，汩汩不息，朱漆栏杆，曲折回环，亭台榭阁，历历在目，造型优雅的湖石点缀其间，毫无闹市中的喧嚣与杂沓，十分引人入胜，颇有一种清虚幽谧、豁然悠远的恬雅情境。
画卷右上端落有文征明的手笔“东园图”三字，右下角另钤阴文“文征明印”、阳文“征仲”方印；左端画尾则以楷书款署“嘉靖庚寅（即嘉靖九年、1530年）秋征明制”，随后又钤有阳文“停云”圆印、“玉兰堂印”方印。
《东园图》引首隶书“东园雅集”四字，是当时寓居金陵的戏曲名家徐霖手笔，卷尾另外裱有二文，分别系南京国子监祭酒湛若水的楷书《东园记》，以及陈沂的行书《太府园游记》。湛若水在《东园记》中纵情咏叹：“独乐而不若与人，与少不若与众，东园子天下之贤公子也，所与游皆天下之贤士大夫也……”阅来意境深远、思绪万千。
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时，也于东园内设立钓台为乐。1544、1554年其时的园主人徐天赐的六十、七十大寿，各路亲友名流齐聚东园，其中有许穀、吴承恩、何良傅等文坛大家并均有长文祝寿。后来，徐天赐把东园授给了他的第六子身为锦衣卫指挥的徐缵勋，正因为如此正德以后的东园又被称为“徐锦衣东园”。徐天赐在正德时构筑的东园，到万历时仍保持其风采，在王世贞所作的《游金陵诸园记》中有详尽描写，从中可看出，当时的园主徐缵勋还在其父造园的基础上又添新构。
南京现今的瞻园、莫愁湖公园和白鹭洲公园都和徐达家族有关，缘由是从正德至万历年间是徐氏家族园林的鼎盛时期，其家族在南京的园林有10多处。万历以后及至明末，徐氏家族开始颓败，子孙或拆售别业花石，或将园林全部出售。进入大清，改朝换代使之徐氏爵除，所属园林绝大多数都已圮废或易主。虽然东园大部分又沦回初时的菜圃，但仍溪流曲折，塔影山光，颇有幽趣，还是游人探幽赏景，品茗觞咏的胜境，足见东园遗址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
因当年徐天赐抢夺袭封魏国公的长侄徐鹏举(徐达七世孙)东园积怨，明末时遭到世袭魏国公徐奎璧之长子徐鹏举之后徐邦瑞、徐维忠、徐弘基和徐文爵的历代清算与排挤，使徐天赐一支的后裔被迫迁移至南京板仓祖墓和燕子矶一带，被称为“城北徐”，清末大文人陈作霖曾为“城北徐”撰写过续谱序。
这一部分徐氏后人以“中山堂”为号，在燕子矶筑建了徐家村（现燕子矶街道石化村社区太新路92号金陵石化化工一厂内五号路东端南侧）。现有字辈：永（17代）、承（18代）、继（19代）、祖（20代）、德（21代）、家（22代）、金（23代）、国（24代）等。
徐达及后裔族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创造了惊世骇俗的辉煌与永恒，徐氏后人忠诚地缅怀着他们在创造辉煌和永恒过程中那荡气回肠的欢笑和痛苦。人们跨越时空与昔贤心灵对话，悉心体味历史，遥想大明风流，同样别具情怀。同时，也感受着先贤们曾经辉煌过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精神之伟大、之神圣、之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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