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砖,特指盛于两汉的中国汉画像砖和文字汉砖。汉画像砖常用于墓室建筑装饰,彼时达官显贵厚葬习俗大兴于世。而文字汉砖多是一些具有装饰作用的吉祥文字,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
这些砖文所包括的书体,有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在砖文中时有反映。
文字汉砖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也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等同时期不同载体上面的文字一起构成了整个汉代书法史,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作为汉代民间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汉代砖文代表着下层社会的书写风气,在书体和笔法的演变中发生着重要作用。
“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汉砖。
阳文缪篆,在正方的砖面中分成四格,横竖线条以等距离排列,篆法方整,各字因势又长短不一,空间协调而独具匠心,被“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四川新繁发现,广为世人所知,当为汉代出土文字砖之王者。
这类吉祥语的汉代砖文,有“千秋万口子孙益昌长乐未英”、“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无饥人”、“夏阳扶荔宫令壁与天地无极”、“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左常遂右富贵吉详”。
还有“宜子孙大吉利”、“利后子孙”、“宜侯王”、“大富安”、“长寿贵”、“不败”、“宜官”、“万岁”、“大吉”、“宜贵”、“常宜”,等等,表达了当时人们的理想和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祈望,是汉砖文字的主要类别之一。
除此之外,汉砖文还有纪年内容的砖文,比如河平元年三月七日、阳嘉二年七月、熹平三年造、永寿三年作、建初二年、延光三年、永元十一年、延平元年、永宁元年八月五日、元凤、元鼎、五凤之类,更为详细的“永兴三年闰月甲申朔廿四”砖文。
再有记事砖文,“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相助,生死之义备矣”、“延熹七年纪雨砖”等,甚至有制作匠人的名字信息,比如“朱君”、“张氏作”、“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
砖,是古代建造房屋、城墙、道路、陵墓的主要建筑材料,用来砌墙、铺地、贴壁,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的陕西扶风周原遗址。但直至西汉,砖多只能为皇家显宦享用。约至东汉,砖始在民间广为使用。
“益延寿”砖,左右各刻两只螭虎,四兽左右相背对称,形制奇古,据考证这块砖应当出自今陕西省淳化县,为汉武帝元封二年于甘泉宫兴建的“益延寿馆”之遗物。
这种适合不同需要的各类型砖,就出自于当时社会下层人们和民间工匠之手,经过能工巧匠们的精心设计、制模、造作、压坯、阴干等繁杂的工序流程,再入窑烧制而成。
据有关资料显示,汉砖的制作要求工艺相当高:首先,取泥要掘地几尺深,择取无沙粘土为之,还需辨别土色。以粘而不散,粉而不砂为上。随之,晒干碾碎,汲水滋土,人逐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木框之中,制备泥料。
最后,用木模坯斗制坯,自然干燥,用方窑、吊窑、马蹄窑等烧制成砖。一般有有长条形和方形,胎质有红胎质、灰胎质两种,四边多见网纹、菱纹、圆圈纹、方格纹、米字纹等。
砖文,就是写在、刻在或模印在砖上的文字。模印砖文需要先将文字和花纹刻在模子上,然后在未干的砖坯上压印,等砖坯晾干之后,再入窑烧成。有些印模同样也是坯模,工匠们事先在坯模上刻好文字图案,这样在制坯的同时也模印好了砖文,批量多产,提高效率。
这类砖文也是汉代砖文中所见最多的一类,一般多为阳文篆书或隶书,阴文相对较少,文字在砖的正面与侧面的方形或条形上展开,为适应形式进行形体上和结构上的精心变化,夸张变形,富于装饰美,规范严谨中见质朴灵活,与汉印有异曲同工之妙。
刻划砖文又分为干刻与湿刻。
干刻是在烧好的砖面上刻划,主要是用尖锐的金属利器比如凿子、刻刀之类。与刻石相似,一般先用毛笔书写起稿,然后再按照笔画线条刻划,也有的没有书丹而直接刻划的,有单刀,有的双刀,线条瘦劲挺拔,笔道率意尖利,比如《急就奇觚砖》、《洛阳刑徒墓砖铭》,可见制砖工匠的即兴状态。
湿刻是在未干的泥坯上用锥形的杆棒之类的硬物,或者用手直接刻划,笔势连贯,笔顺清晰,线条富于弹性,飞动自然,显示出熟练的书写技能,这类砖文主要曹操宗族墓志砖。
汉砖是宫殿、庙宇祠堂的建筑所用,还有很多是墓室用砖,有图、字、纹等标记,称之为画像砖。
砖上绘有车骑仪仗、阙楼桥梁、人物故事、舞乐百戏、祥瑞异兽、神话典故、奇葩异卉等,内容珍奇,匠心独运,画技古朴,包括上层社会的求仙、祭祀、宴乐、狩猎、出游、建筑,以及辟鬼、禳灾、庖厨的活动,到下层普通百姓采桑、纺织、耕种、收获、百戏的劳动生活场景等,堪称汉代的大百科全书。
汉砖文字就是近代发现的又一大书法资料,大量存在于陕西、河南、四川、江苏等地,无论从出土数量还是书体面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砖文所包括的书体,也十分全面,有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在砖文中时有反映。
它反映了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的真实状态,与汉代碑刻、简牍、玺印、铜铭、瓦当、陶器等同时期不同载体上面的文字一起构成了整个汉代书法史,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中可以看到汉代书体的重大演变意义,纠正前人由篆到隶,由隶至草,草又发展为行,行又演变为楷的单线发展模式这一错误观点。同时也是研究两汉思想史、书法史、文化史的重要文字依据,
与那些碑刻、简牍书写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主文书”的官吏不同,砖文的制作和书写者多为下层工匠,文化艺术水平不高,没有受太多的规矩范式的制约,书写较为自由,对书体的设计也可以加入个人的审美,所书刻的文字有着一种天然稚拙的趣味。
这也正是民间工匠与官方正体之间的差异。它没有官方文吏那种达到极致的规范,也没有他们程式化的审美,但恰恰是这种原生态的文字,可以更让我们看到汉代书法的真实面目。
所以汉代砖文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书体。
因为汉砖泥质细腻温润,经精炼以高温烧成,而坚固耐磨,其声如磬,又手感沉重,加上高古淳朴的图案文字,随之发见并被清代金石考据学家视为珍宝,有的或被雕琢成砚,研墨易发,使用效果极佳。
在砖面上,掏个简单的砚池,方正开阔,周缘不加磨治,皴皱满布,自己动手或邀名宿大家题款刻铭,“厚而静似仁,刚而温似德,不反不侧似宜翰墨”,尽显稚拙无华、高古素雅之态,陈于书斋,感世变之沧桑,发思古之幽情,便成了文房雅器,并成风气。
当时显赫的藏砖砚家,有阮元、陈鸿寿、赵之谦、张廷济、陆增祥、陆心源、陈介祺、端方、僧达受、吴昌硕等。“西泠八家”之一蒋仁得“延光三年”砖,作砖砚铭曰:“延光三年,苍古遒劲。因制成研,置诸书案,相以为宝,非金石之交不与视焉”,古色古香,足令后人追慕效仿。
同时,古砖文著述大增,并出现藏砖专著和目录,有冯登府《浙江砖录》、吕佺孙《百砖考》,到了1891年浙江归安陆心源的砖文鸿篇《千甓亭古砖图释》问世,砖文声势大振。另外还有一些收入部分砖文的著作,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陈介祺《簠斋藏古目》等。
近来有组织计划、有规模的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获得了大批新的古砖瓦资料,品类数量都有增加,古砖的汇集整理目录和研究工作的著作也更为完备,主要有《汉代圹砖集录》、《郑州汉画像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国古代砖文》等,具为古砖鉴赏者和砖文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作为汉代民间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汉代砖文代表着下层社会的书写风气,在书体和笔法的演变中发生着重要作用,物换星移,其中所流露出的古拙和率真之美为当代书法家所重视,已经是当代书法和篆刻创作一股重要源泉。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事;古,当观于其变”(刘熙载语),于此有极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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