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农民工遭到另外11名农民工围殴，一死一伤，赔偿无门，看福建省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师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最大化赔偿。
案件类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由：
故意伤害赔偿纠纷
指派单位：
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承办人：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祝艳勤律师
福建闽君律师事务所 张家烜律师
案情简介
2016年8月6日，来自云南傈僳族的农民工小胡、小李等人在福建省福清市某生态文化园喝酒时，遭到另外11名来此泄愤的人的围殴，小李因此受伤、小胡当场死亡。事后，小李和小胡的父亲老胡来到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
承办过程
经了解，两个家庭经济都特别困难，法援中心当即审查并受理此案，并指派祝艳勤律师和张家烜律师分别作为老胡和小李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代理人。
取证难、沟通难、执行难、案多人杂，如何一一破解？
援助律师经调查发现，案件存在4个棘手难题：
小胡被火化时，家人遵循傈僳族风俗将其生前的物品一并火化，造成索赔证据严重缺失；
11名被告人也都是农民工，家庭经济普遍较困难，赔偿执行到位难度很大；
11人中有傣族等少数民族，在与家属沟通中面临语言不通、民族文化差异等困难；
11人中还有5名未成年人，分案处理，增加了办案工作量和难度。
多方奔走、巧妙取证 破除证据缺失瓶颈
祝艳勤律师认为，要想提高对小胡的赔偿金额，就一定要有证据证明小胡生前长期居住、工作、生活于城镇。
为此，她调取了小胡生前的上班考勤记录、社保缴纳凭证及暂住证，三者相互结合组成了证明小胡在城镇工作生活满一年的有力证据。
小李因未办暂住证，且单位拒绝为其出具收入证明和误工证明。张家烜律师就建议他申请伤残鉴定，最终小李经司法鉴定为十级伤残。
为确保老胡和小李都能索赔成功并执行到位，援助律师将两受援人的调解工作合二为一。
第一回合
援助律师与11名被告人展开沟通，但被告方家属经合计，只同意承担共计28万左右的赔偿，这和受援人的预期落差较大。最终，调解落空。
第二回合
援助律师在了解到第一被告人家庭有一定经济能力又想为被告人减轻罪行的情况下，经多次沟通，最终其家属同意赔偿67833元。
第三回合
随后，援助律师与其他8位被告人家属取得联系，经多次协商，其中3名被告人各赔偿45000元，另外5名被告人各赔偿43333元。
第四回合
最后，针对两位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且无家人出面调解的被告人，经援助律师多方努力，家属愿意各赔偿10000元。
承办结果
最终，11名被告人分别与受援人自愿达成协议。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期间，老胡和小李领取到共计439496万元的赔偿款，老胡和小李各自领取了赔偿款的90%和10%，并做出谅解书，达成和解协议，撤回对11名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案件点评
本案除了案多人杂，还存在取证难、沟通难、执行难等特点。如何安抚死亡的被害农民工家属，为他们争取利益最大化？如何为受伤的被害农民工争取最大化赔偿？如何高效地使案件定分止争？这些都十分考验法律援助机构及援助律师的能力。
本案在举证方面为以后的办案打开了思路。认定按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不仅仅可以从以往的暂住证上下手，还可以从劳动局的备案、单位考勤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等方面综合取证，形成完备的证据链。
在调解方面，本案的做法也对同类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法律援助中心和援助律师采用“总体定调，各个击破”的分批分次调解方式，将两受援人的调解工作合二为一，合理地运用“从高就高”的赔偿标准，让受援人切实获得赔偿。
农民工已然成为城乡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渴望得到公众认可并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但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偏低而缺乏对法律的认知和敬畏，遇事不会主动寻求法律支援而往往诉诸个体间的暴力，而农民工二代，尤其是未成年农民工又往往与这样的老乡一起进城打拼，极易被怂恿拉拢而走上犯罪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大对农民工的普法教育和法律援助的力度势在必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