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回望自己走到现在的科研道路，熊樟林认为自己还是很快乐的，但也感叹坚持科研确实不易，不过对他而言，“一个人一辈子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应该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记者|李卓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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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第五届“江苏省优秀青年法学家”表彰仪式在南京举行，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樟林作为当选者之一，郑重地接过了那本属于他的荣誉证书。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他刚刚入选“江苏社科优青”名单，今年年初，他被评为了“2019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在东南大学法学院，熊樟林是被大家公认的“男神”老师。尽管已为人师多年，但熊樟林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子”，他也一直用这样一个角色来鞭策自己。在他看来，保持学习是保证自己不掉队的最基础的生存手段。
得益于这种“学子精神”，近5年来，熊樟林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商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法学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5余篇（其中CSSCI为30篇）。在中国法学会创办的“中国法学创新网”上，被列入高产作者。他曾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江苏省第十一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项，中国法学会、教育部、司法部等省部级项目4项。
同事刘启川评价熊樟林是“公法学研究圈内为数不多的纯粹学者，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术态度、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都让人感佩不已。”
回望自己走到现在的这条科研道路，熊樟林认为自己还是很快乐的，但也感叹坚持科研确实不易，不过对他而言，“一个人一辈子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应该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熊樟林从研究生开始就在东南大学做研究，到今年已经12年了。12年里，他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甚至于心态，一直都很平稳，“这保证了我这12年的研究是实实在在的，并没有多少时间被浪费掉。”
熟知熊樟林的人都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有时还显得有些“愤青”和“迂腐”。上学时，几乎在每一门课程上，他都会逼迫自己想尽办法去证明那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成立的命题。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说八道，他还查阅了大量的法理学专著，积累了一定的法哲学基础，这让他获益匪浅。
这样的性格培养了熊樟林喜欢追求真理的习惯，而且还给了他一些“莫名其妙”的自信，使他敢于在任何场合阐述自己的立场，“这是我执着于走学术之路必不可少的基因。”
“只有偏执的人，才能做出大学问，只有极其无聊的人，才适合以学问为伴。有文化的愤青，不是坏人，请聆听他们。恰恰相反，没有原则和立场，才是最不够格的法科生。因此，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当中，其中有一件就是和愤青辩论，包括我最喜欢的学生在内。”熊樟林说。
生活中的熊樟林也非常简单，甚至显得有些“无趣”，除去陪家人孩子的时间，其他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周末会适当给自己放假，但真正放假的时间其实不多，全年基本的状态都比较忙，已经连续3年暑假没有休息了。”熊樟林曾打趣自己是法学院的“楼管”，因为基本全年无休。
谈起未来，熊樟林有自己的“野心”：“霸占”一个研究领域，出一本专著，成为别人不可绕开的研究资料；55岁以后，写一本行政法教科书，靠卖教科书养老。“当然，这中间如果能培养几个自己得意的学生，最好了。”
熊樟林有一个做了近10年的研究课题，关于行政处罚。他介绍说，近期主要是在做《行政处罚法》的修改研究。
渊源于熊樟林的博士毕业论文。他选择了《应收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研究》为题，用了1年半的时间写出了37万字，所采用的一个理论模型，基本上可以将行政处罚中的零散问题一网打尽，这也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后来，他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成功发表在了学术期刊《法学研究》上。
自此之后，研究行政处罚就成了熊樟林的一个“学术追求”，他也将之当成了一种“使命”：“当年选择这个方向为博士论文选题其实也是一种冒险，但是后面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富矿，很有趣味，因此就一直做了下去，基本是当成自己的‘饭碗’在做。”
熊樟林很感谢恩师周佑勇教授的包容与尊重，“我当年将选题报告给周老师以后，他非但没有反对，而且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参加工作以后，他还专门从台湾给我带过一本行政处罚的专著，以及其他各类研究资料。”这都是让他一直研究下去的动力。
熟悉熊樟林的人都比较清楚，他研究的东西都不怎么“时髦”，甚至冷门，而且点很小。“行政处罚也一样，在今年全国开始讨论《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很少有人会写处罚的论文。”熊樟林打趣道，这就好比德国公法学界一样，这个领域“被行政法学文献有如后娘对待继子般地（Stiefmütterlich）处理”，“但我并不因此就改变自己的初衷。”
熊樟林认为，从我国既往的法律修改习惯来看，在法律草案公示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不会对外公布修法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现阶段，法学理论界与立法实务部门对此也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充分展开《行政处罚法》修改的立法政策研究，梳理问题、总结经验、凝聚共识、明确方向，对于促进《行政处罚法》的科学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修改《行政处罚法》，应当从法的规制目标、调控视角、规范结构、功能定位四个方面明确其基本立场。
熊樟林“爱学习”的劲儿不仅用在对问题的钻研上，向身边的师长同学学习也是他不断进步的动力。
周佑勇教授是熊樟林的导师，有关行政裁量的研究思想可以说是国内顶尖级的。熊樟林说，尽管周老师公务繁忙，但一直笔耕不辍，每年都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让他非常敬佩。“裁量问题一直被喻为行政法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行政法学研究不可绕开的知识点，任何一个年轻学者，都必须要认真对待。有这样一位好老师在身边，学习就一直在路上。”
除了周佑勇教授，学界其他的老师也是熊樟林学习的对象。熊樟林说，行政法和其他学科相比，部门法的属性更强，政策性也更为明显，基本没有一个通用的法则，几乎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个学术“山头”，都有属于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即使在行政法学内部，如果不学习，也会成为“门外汉”。“因此，必须逐一去‘拜会’每一个山头，读其著作，品其论文。”
在熊樟林看来，与上一辈学者不同，这一代的年轻学者往往都会选定一个领域深挖，知识往往变得更加精细化和技术化。因此，保持学习是与学术同辈能够保持沟通和对话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正所谓教学相长，和自己的学生保持交流，学习专业知识，接触新鲜事物，一直也是他对待学生的心态。
“日常生活中，我也经常给我自己的研究生说，当你开始研究一个领域，你极有可能就是这个领域的顶尖级专家。因此，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知识。”熊樟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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