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金中
仪仗，是古代用于仪卫的兵仗，专指帝王、贵族、高官参加迎宾、出行、典礼、祭祀等重大活动时护卫所持的兵器以及旗、伞、牌、扇一类的器物。仪仗代表着礼节、威望和尊严，是封建社会皇权典章制度的体现和象征。海昏侯刘贺生前当过帝、王、侯，享受过西汉时期的各种仪仗。死后在他的坟墓中，人们发现了不少仪仗用具，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规格之高，在诸侯墓中实属罕见。这对于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的仪仗文化和礼仪文明，感受刘贺曾经享有的贵族尊严，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依据。 一、汉代帝王的仪仗
中国古代把仪仗称为“卤簿”、“王仪卤簿”或“卤簿仪仗”。蔡邕《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汉官仪》中解释:“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这里的卤与橹字通假，是甲盾的别称；簿，也写作薄，是簿籍、记录在案的意思；仪，指的是礼仪，“行礼如仪”；仗，指的是刀、戈、枪、剑、戟等兵器的总称。
我国的仪仗文化源远流长。相传4000多年前，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曾在现今河南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会上，众多士兵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边歌边舞，以示对南方部落首领的隆重欢迎。春秋时期，有“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战国时期，各国伐兵伐交，纵横捭阖，相互交往中仪仗的使用非常频繁。直到秦汉以后，全国才有了相对统一、等级分明的仪仗制度。按照史书的记载，刘贺曾经两次享受过汉代最高等级的仪仗。
第一次，是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驾崩，昌邑王刘贺应诏赴长安典丧，接替皇位。玺书中说：“制诏昌邑王：使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征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见《汉书·武五子传》）
汉代帝王和贵族出行必须乘车，并且有随行的仪仗护卫。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将军墓中，就出土了一组车马出行仪仗俑（图1），共有铜车14辆，铜马39匹，铜牛1头，骑俑17件，奴婢28人。昌邑王刘贺这次进京，出行的仪仗规格要远远高于这组车马仪仗所展现的场景。
图1
首先，这次令刘贺到长安典丧的玺书，是在皇帝缺位的情况下，由汉朝的最高当局——皇太后以及大将军霍光亲自发出的。因此，礼仪的规格高于诸侯王的待遇。
其次，朝廷派出少府、宗正、光禄大夫、中郞将四位大臣前去迎接。而这四位高官都属于九卿，相当于现在的部长，主管国家的重要事务。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刘贺此次出行的礼仪规格。
再次，最为重要的是，玺书中明确规定了刘贺前往长安的交通方式是“乘七乘传”。史书称“四马下足为乘传”，七乘传就是七辆由四马驾车而组成的核心车队，相应地还要配备前导车、殿后车，以及随行的骑士、护卫，仪仗队伍相当可观。据查，之前的汉文帝刘恒进京继位时，享受的是“乘六乘传”。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也是“乘六乘传”。因此，刘贺享受的这个“乘七乘传”，创下了汉代交通方式的最高等级。
最后，刘贺此行的目的地是“长安邸”，也就是他从昌邑国出发，直接抵达长安的官邸，即皇宫。
尽管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这次刘贺进京的仪仗阵容，然而仅从上述四点分析判断，刘贺的车队在仪仗的护卫下一定是前拥后簇、车乘相衔、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威风八面，充分显示出帝王至尊的地位。
第二次，是汉代宫廷中摆设的一次最高规格的仪仗，即宣布废黜刘贺皇帝的殿前会议。关于这次仪仗的安排，《汉书·霍光传》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这是汉朝在一座宫殿内摆出的前所未有的仪仗阵势。
其一，在霍光的策划下，名义上掌握着汉朝最高权力的皇太后，亲临未央宫承明殿。这是汉代最高的议事殿堂，也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部位，国家重大的活动、会议、决策、法令、仪式都是出自这座宫殿。
其二，太后着盛服、坐武帐。盛服是用珍珠串起来做成的襦装，高贵典雅华丽，在正式场合穿着这种服装，以显示主人的至尊。而端坐在武帐中，威风凛凛，显然是要行使军事上的权力，预示将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其三，“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这是仪仗的核心内容。持兵，指的是手拿武器；陛戟，指的是持长戟以护卫陛下。一座宫殿中竟然整齐地排列着数百名披带兵甲的士兵，还有许多手执长戟的武士护卫着太后，充分显示着武力的威严。
其四，朝廷中的所有官员按照职位高低依次上殿，排列整齐后，再召昌邑王刘贺，跪在席上听宣诏。
安排这样的仪仗，显然是为了不惜动用武力从刘贺手中夺回最高的皇权。而刘贺确实被这个仪仗阵势完全镇慑住，“王离席伏”、“王起拜受诏”。应该说，这是大将军霍光与皇太后联手策划并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意在用仪仗来显示军权在握，逆之者亡。这场政变成功了。
昌邑王刘贺就是这样，在仪仗中风风光光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27天后又在仪仗中狼狈不堪地被赶下了皇位。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二、仪仗架上的兵器
在海昏侯刘贺墓的椁室中，出土了木制的仪仗架，虽然已经腐朽散落，但仍可准确地判断是陈列仪仗器物用的漆木架。这种以木架陈列仪仗的形式最早出自于军队，士兵们在宿营休息时，把作战用的各种武器包括旗帜、鸣金、建鼓等，有规则地摆放在特制的木架子上，便于存取。后来，又在指挥作战的军帐门口两边，专门设置这种仪仗架，每边可放9件武器，两边共计18件，因此也叫十八般兵器。这种陈列仪仗的方式充分展示了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法度严整、威武有序、整齐划一，因此很快从军营传到皇宫王室、诸侯之家、郡府县衙，起到威严、肃穆，迎宾、送客的作用。
那么，仪仗架上摆放的十八般兵器有哪些呢？据查，十八般兵器的说法最早出自于汉武帝，他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根据与匈奴作战的经验，经过严格的鉴别和整理，筛选出18种类型的兵器，即矛、镗、刀、戈、槊（shuò,音塑）、鞭、锏、剑、锤、抓、戟、弓、钺（yuè,音越）、斧、牌、棍、枪、叉。到了三国时代，著名的兵器鉴别家吕虔，根据兵器的特点，对汉武帝钦定的十八般兵器重新排列为“九长九短”：九长为刀、矛、戟、槊、镗、钺、棍、枪、叉；九短为斧、戈、牌、箭、鞭、剑、锏、锤、抓。以后历朝历代的冷兵器虽有变化，但却大同小异。
海昏侯刘贺并不是军事家，也不掌管军队，因此，仪仗架上不可能十八般兵器俱全，也不可能在墓中摆放真刀真枪之类的实用兵器。考古人员发现，西藏阁武器库中出土的所谓兵器，很多都是漆木制成的，明显是仿制的“样子货”。经过2000多年的岁月，木质已经腐朽，只剩下薄薄的漆皮。经过认真分析判断，参照史书的记载，仪仗架上的兵器大体可以确定为以下几种：
①矛。矛是我国最古老的兵器之一，从原始社会的石矛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青铜矛、秦汉时期的铁矛，经历了漫长的战争风雨，历久不衰。矛是一种直刺、扎挑的长柄武器。由于构造简单，制作容易，矛头锋利，杀伤力大，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一直是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之一。西汉时骑兵是军队与匈奴作战的主要兵种，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全长可达一丈八尺，约合现代的4米多，放在仪仗架上十分显眼。海昏侯墓武器库中最长的漆木，可能就是矛柄。矛经过后来的改进，发展成为“百兵之王”的枪和“横扫千军”的槊。
②戈。海昏侯墓中的青铜戈，出土时已经断为三截，但依然可以见到戈刃两面非常锋利（图2）。戈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木柄曲头兵器，其出现的历史仅次于矛。戈最适于勾、扫和劈击，曾被列为车战中的五大兵器之首，所以常作为兵器的统称。戈的形状最初大体呈扁平的曲尺形，后来发展成略近似“丁”字形，其内刃用于勾割，外刃可以推杵，而前锋可以用来啄击对方。秦汉以后，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戈在战争中被逐渐淘汰，但一直是仪仗用的兵器。在古代，戈和干合称“干戈”，是各种兵器的统称，许多成语都是由此而生，如大动干戈、反戈一击、金戈铁马、止戈为武、化干戈为玉帛、枕戈待旦等等。而汉字中许多与战争杀戮有关的字，如战、戎、戮、戡、武等，也与戈有关。这些由戈组成的文字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
图2
③剑。古代的剑，被誉为“百刃之君”。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剑和钢铁剑，多达49把，其中绝大部分是贵族使用的玉具剑，有的出土时剑柄上还缠绕着金丝（图3）。剑，属于双刃短兵器，
图3
尖端为锋，既可横斩，又能直刺，还可以投击，应用十分广泛。金属剑最早出现在殷商以前。春秋战国时，佩剑之风开始盛行，一直延续到秦汉。佩剑除了作为格杀的兵器、练武的器械外，还被作为僧、道的法器，风雅的佩饰，权力的象征，以及礼仪等级的标志。海昏侯刘贺把玉具剑用于仪仗，足见他享受着最豪华的礼仪。
④刀。古代的刀，被誉为“百兵之胆”，是仪仗架上的必备武器之一。海昏侯墓的主棺中，出土了玉刀和青铜刀，由于比较小，被判定为书刀，用于修改简牍上的文字，但其基本样式，应与作为仪仗用的刀相似。刀与剑的区别在于刃，双面刃为剑，单面刃为刀。古时士卒短兵相接，以用刀者为多。舞起刀来，刀风呼呼，寒光逼人，只闻刀风，不见人影，勇猛威武，雄健有力。这种“猛虎般”的风格，是由刀的构造和技法决定的。单刀由刀尖、刀身、刀刃、刀背、护手（刀盘）、刀把等组成。刀尖、刀刃为最锋利部位，主攻；刀身、刀背为宽厚坚固部位，主防。用刀的技法包括劈、砍、刺、格、扎、撩等动作，幅度较大，必须练就各种身法、步法、眼法、臂法。古时将士把熟练地使用刀，视为一项基本功，最能显现其功力。
⑤棍。古代的棍，被誉为“百兵之首”，因为用矛、用戈、用戟等长兵器，都要以用棍为基础。将士们学习使用长兵器，往往是从习棍开始。我国北方多称棍为棒、白棒或梃，名称虽异，实为一物。原始社会棍是主要生产工具，也是最早用于战争的兵器之一。战国时，孟子曾对魏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棍无刃，制作简单，使用灵活，技法多样。海昏侯墓出土的棍，普遍较长，大多髹漆，非常漂亮，显然不是实用兵器，而是用于仪仗的（图4）。棍的各类很多，有大棍、齐眉棍、三节棍、大梢子棍、手梢子棍等。大棍长八尺有余，舞动时需要有很大的腰腿之劲和臂力，实战时往往以其长、大、重先制于人。齐眉棍立棍于地，棍高以眉为度，舞动时可大蹦大跳，倭、劈、扫、舞，灵活多变，棍声呼啸，气势极为勇猛。三节棍是三节短木棍，中间有铁环相连接，携带方便，舞动时可长可短，可伸可缩，出入难防，棍法灵活多变，有一定实用价值。如今，棍棒已经发展为现代武术的一个门类。
图4
⑥弓。海昏侯墓中虽然未见到完整的弓，但却出土了柲（bì,音必）。柲是盛放、保护弓的器具，类似不规则的木头盒子。这件弓柲彩绘髹漆，精美异常，相应地，放置在其中的弓也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图5）。另外，在海昏侯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中，出土了一对承弓器（图6）。承弓器是固定在车厢前面的一个部件，专门用于放置弓弩一类的兵器。由此证明，刘贺大墓中应有成对的弓作为仪仗器物。弓是一种利用弹力射出弦上的箭，远距离杀伤敌人的兵器。原始社会人类为狩猎获取食物，将树枝、竹棒弯起来再与绳索等绷紧而制成弓。自有战争以来这种弓便成为主要兵器之一。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弓的选材和形制有了较大的改进，有的弓长达到1．3米。汉代弓的类型很多，有虎贲弓、周任弓、角端弓、疆弓等，均镶有铜饰或玉饰。特别是贵族待客，普遍流行射礼，使用的弓装饰得更加豪华。因此，弓在仪仗架上也是必备的重要兵器。
图5
⑦箭。有弓必有箭。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箭很不完整，只剩箭头，而箭杆、箭羽均已腐朽殆尽（图7）。箭，又名矢，是一种借助于弓、弩，靠机械力发射的具有锋刃的远射兵器。因其弹射方法不同，分为弓箭、弩箭和摔箭。弓箭较长，约为70厘米左右；弩箭较短，约在50—60厘米上下。箭头，又名箭镞，多为铜或铁制，头锐而底丰，式样主要有三菱形，三角形，圆锥形等。箭一般成束地放在箭囊中，再摆到仪仗架上。
图7
⑧盾。在十八般兵器中也叫牌，是唯一的防御性武器。在海昏侯墓出土了十余件漆盾，上面的漆书铭文，记录了制作用料、成本价值和制作时间与数量（图8）。从简短的文字中可知，它们的名称叫“丹画盾”。丹，是指用红漆作为盾牌的主色调；画，是指在盾牌上面用黑漆和白漆勾勒出纹饰，即用漆作画。正反画面不同，内容主要是虎、豹、龙等动物。这些“丹画盾”都是由藤或木或皮革做成的，经过两千多年的浸泡，藤、木、革腐烂殆尽，只剩下薄薄的漆膜。经过专业考古工作者细心地修复，使我们可以窥见二千多年前“丹画盾”的真容。海昏侯墓出土的这批“丹画盾”，一是用于跳干舞；二是用于举行射礼；三是用于仪仗。这就说明这些盾牌其实都是道具，并不是实战用的。
图8
⑨盖。又称华盖、伞盖，是古代一种长柄圆顶、伞面外缘垂有流苏的仪仗器物，有人也归入兵器一类。历代帝王外出巡游或大典宴请，都要用伞盖遮风避雨、障尘蔽日、助壮威仪。秦汉时期伞盖在使用范围、规格、色彩以及质料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帝、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使用羽盖；皇太子和皇子使用青盖；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上官员为皂盖；二百石以下为白布盖。一般的庶民百姓没有用伞盖的权利。海昏侯墓中的伞盖，是在车马坑中发现的。不过，伞盖上面的布料已经碳化，不见踪迹，只剩下青铜鎏金盖弓帽、错金银盖弓帽、青铜包金盖弓帽和青铜包金杠箍（图9）。盖弓帽是用于支撑伞的骨架，从三种不同材质的盖弓帽可以判断，随葬的伞盖至少有三件。也就是说，在出土的五辆安车中，有三辆配备伞盖。杠箍的作用是把伞盖插在车上，可见，伞盖平时并不是固定在车辆上，而是放在仪仗架上，只有当主人乘车出行时才插到车厢上挡风遮阳。
图9
⑩旗。在仪仗中，旗帜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起到标明队伍、显示身份、开路引导、传递信息、凝聚士气的作用。旗字最早写作旂，《说文解字》：“旗有众铃，以令众也。从，斤声。”《诗经》：“龙旂阳阳，和铃央央。”这就说明早期的“旂”，是一种竿头系铃的旗帜，是号令部队用的。与旗有关的汉字多达二三十个，如“旌（jīhg）”，是以旄牛尾和彩色鸟羽为杆饰的旗；“旆（pèi）”，是旗帜上一种燕尾一样的装饰物，即飘带；“旐（zhào）”,是旗帜有四根很长的飘带，像龟蛇游动一样；“旃（zhān）”,指旗帜的曲柄。古代军队中的旗帜很多，而且大小不同，颜色各异，图案、装饰繁多，各标志一定的意义。比如青旗表示东方，赤旗表示南方，白旗表示西方，黑旗表示北方，黄旗表示中央。又如在战斗操练时，举青旗布直阵，举白旗布方阵，举赤旗布锐阵，举黑旗布曲阵，举黄旗布环阵。海昏侯墓中的旗帜，与众多丝织品一样已经荡然无存，但史书曾经明确记载，刘贺到长安当皇帝期间，“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法驾，是指帝王出行仪仗的规格；皮轩，是指用珍贵的鹿皮围起来的车厢；鸾旗，是指车上悬挂着如同飞鸾一样的旗帜；北宫、桂宫，是皇家园林，都在未央宫以北。可见，刘贺特别讲究排场，喜欢以旗帜招摇。
顺便一提，海昏侯墓西藏阁的武器库，是后人挖掘时命名的，其位置在主椁室的西边，北为衣笥库，南为文书档案库。由于从这里出土的武器基本上都不是实战用的，而是仪仗用的，因此更名为仪仗库更准确。
三、出行时的仪仗
古代的仪仗形式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陈列仪仗，也叫队列仪仗，即手执仪仗的士兵整齐地排列起来，站在原地不动，执行护卫、警戒、迎宾、检阅等任务。像秦始皇兵马俑所展现的出征仪仗，前面提到的汉代废黜刘贺的殿前仪仗，以及清朝迎接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归来的回銮仪仗等。再一类是随行仪仗，也叫卤簿仪仗、护驾仪仗。汉代规定，皇帝出行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其仪仗繁简各有不同。仅以等级最高的大驾为例，《汉官仪》记载，大驾车队由公卿引导，大将军随车护卫，掌管宫廷车马的太仆驾车，所属车辆多达八十一乘。如果按照每乘四匹马计算，整个车队应有320多匹马。另外还有备车千乘万骑。这样庞大的车队分为三道行驶，前面有司马车驾、辟恶车驾、记道车驾、靖室车驾、象车鼓吹、式道侯开道；两边有大批步兵、骑队、校尉、廷尉、太尉、将军以及戟楯、刀楯、弓矢、鼓吹护驾；中间有九游车、云罕车、皮轩车、闟（xī,音稀）戟车、鸾旗车、建华车行进；后面有尚书、御史、中郞、将军殿后。旌旗招展，华盖翩翩，鼓乐喧天，气势恢宏。这样的仪仗，仅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大概还没有来得及使用，他只是享受过一次法驾，规模比大驾约小一半。
那么，刘贺当海昏侯的时候出行的仪仗又是怎样呢？
位于海昏侯主墓西侧，属于主墓本体的外藏车马坑中，出土了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20匹（图10）。由此可知，刘贺车队的主体是由5辆双轮单辕驷马安车组成。单辕，指的是用单根曲木做车辕，也叫单辀（zhōu,音舟）车，一般需要两匹马才能驾车；驷马，就是四匹马拉的车。按照《后汉书·舆服志》的说法，古代“天子驾六，诸侯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一。”驾六，就是由六匹马拉的车，只有天子才能享用。而刘贺是海昏侯，只能驾四，没有僭越。
图10
在海昏侯主墓的甬道内，还出土了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图11），并配有实用的青铜錞（chún,音纯）于、青铜铙（náo,音挠）、建鼓等。偶乐车，也叫乐车模型，是按照实用乐车的比例缩小后制作出来的，主要用于祭祀。双辕，是把两根车辕安装在车厢的两侧，这样，一匹马就可以驾车。西汉中期，双辕车逐渐取代单辕车。此外，在海昏侯墓甬道两侧的车马库中，还出土了属于从车性质的多部偶车马和仪仗类的随伺木俑。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得知，海昏侯刘贺生前出行时的仪仗规格如下：
图11
①金车。属于仪仗车队的前导车，由于车上安装着青铜打击乐器而称为金车。前面提到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其中一辆模仿的就是金车。出土时车上配有一件錞于（图12）和四件青铜铙（图13），都属于军阵打击乐器。《周礼·鼓人》说：“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于也。圜如碓（duì，音兑）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合。”这个记载与海昏侯墓出土的錞于相吻合。錞于出现于春秋，盛行于秦汉。它高高挂在乐车上，用于作战时指挥部队进退。通常所说的“鸣金收兵”，敲击的就是錞于。由于錞于的声音宏亮，因此也用于军中报时。青铜铙的形状像编钟，其实两者有很大区别。铙的把手即甬是空心的，且铙口朝上；而钟的把手即甬是实心的，且钟口朝下。铙的声音清脆，但传得不如錞于远。金车上除驭手外，应有两名鸣金手站在车厢上，分别敲击錞于与铙。
图12
图13
②鼓车。同样属于前导车，也是三马双辕彩绘乐车。车上竖一面建鼓，最初用于指挥作战，因此称为鼓车。建鼓，古称足鼓、晋鼓、楹鼓、植鼓、悬鼓，也属于军阵打击乐器。建鼓是我国最早的鼓种之一，它的特点是把鼓插在一根杆子上，两面可以同时敲击，音量洪大，传播甚远。战场上士兵们听到如同雷鸣般的鼓声后，振作精神，奋勇杀敌。因此，汉语中出现的许多词语，如鼓舞、鼓动、鼓励、鼓噪、一鼓作气、再鼓而衰、鼓角相闻、金鼓齐鸣、鼓乐喧天等等，都与建鼓有关。海昏侯墓中的建鼓已经完全破损，只剩下四根鼓槌（图14），据此可以推测建鼓的高度。鼓车上除驭手外，也应有两名鼓手站立在车厢上，每人手执两个鼓槌，从两边擂鼓。
图14
③骑士。骑士是仪仗中的主要护卫力量，手中拿着作为仪仗用的各种武器，骑马护卫在车队两边。如果按照十八般兵器计算，刘贺的出行车队应当有18名骑士，骑着18匹马，重点护卫在主要车辆的左右两侧,也可集中在车队前面开路。不过，由于出行时左右护卫是对称的，因此所持仪仗两两相对，只需要九种兵器即可。汉代常用的兵器是矛、戈、戟、钺、刀、枪、剑、棍、盾等，大约就是这批骑士手中的仪仗。
④驭手。古代也叫“御”，或坐或立在车厢中间负责驾驭马匹。一般地说，汉代王公贵族出行不用自己驾车，而在仪仗车队中，更不可能自行驾车。因此，必须有专门驾车的驭手。昌邑王刘贺进长安时，到霸上换乘舆车，他命昌邑国太仆寿成驾车，可见驭手的规格之高。据考证，驷马在行驶过程中，需要由六根缰绳来控制，叫“四马六辔”，操作起来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必须熟练掌握。在海昏侯国中，太仆掌管马政车政，又是仪仗车队的总指挥、总调度。刘贺出行时，特别是在有仪仗队伍的情况下，所乘车辆必须由太仆当驭手。其他车辆的驭手则由戎仆、齐仆、道仆、田仆来担任，他们都由太仆安排。
⑤参乘。古人乘车尚左，即以左方为尊。尊者在左，驭手在中，另有一人在右陪乘。陪乘者就叫参乘，又叫车右。其任务在于随侍尊者，保持车辆平衡，防备倾侧。昌邑王刘贺进京途中的参乘，是郞中令龚遂。郞中令相当于诸侯国的参谋长，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史书记载，天子出行，必须由大将军做参乘。可见，为王侯当参乘，一定是权高位重的人。从仪仗的角度说，有参乘的车辆装饰最为豪华，像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鎏金辕首、车軎，青铜错金银轴、轭、衡、当卢（图15），以及带扣、管饰等，都是汉代车马上的高档饰品。再有，车上配备显示地位的伞盖，青色，由杠箍支撑着。还装饰着起到护卫作用的承弓器，上面挂着弯弓和利箭。
图15
⑥殿后。殿后也叫后卫，是出行车队最后压尾的车辆，担任整个车队的后方警戒、押运、收容、扫尾任务。作为诸侯出行的仪仗队伍，前导车有金车、鼓车，殿后车必有粮车、草车，当然未必都装满粮草。有的殿后车还有衣车，载运服装、被褥之类。像刘贺进京时，就发生了“以衣车载女子”的事件。另外，与前导车一样，殿后车也应该是双辕三马彩绘车。前导车上的建鼓顶端，必插旌旗；殿后车上也会竖立杆子，插上旌旗，从而使整个车队仪仗完备，前后呼应。
这样计算起来，刘贺出行时的仪仗车队至少是由9辆豪车、50匹骏马组成，叫九乘五十骑。这是海昏侯终生享有的贵族尊严，也是他最后的荣耀。
2017年11月27日
本文摘自王金中著《管窥汉代文明之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探析》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汉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秦汉马政研究》、《秦汉衣食住行》、《考古2016·7》；《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展板说明、近期报刊有关新闻报道。
图片来源：《五色炫曜》、《惊世大发现》展览、首都博物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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