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姓家族族长（宣子）智申逝世后，智瑶（襄子）掌握晋国政府大权，一天，跟韩姓家族族长（康子）韩虎、魏姓家族族长（桓子）魏驹，在蓝台设宴饮酒欢聚。智瑶戏弄韩虎，又侮辱韩家的总管（相）段规。智国听到之后，警告说：“激怒对方而不防备报复，灾难必然临头。”智瑶说：“我就是灾难，我不给别人灾难，已算运气了，谁敢给我灾难？”智国说：“恐怕不是这样，《夏书》有句话：‘一个人屡犯过失，结下的怨毒不在明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谨慎，才能避免大的忧患。而今，公开宴会上，一下子就使韩家的族长和韩家的重臣，蒙受耻辱，而又不戒备他们的反弹，只一味安慰自己：‘他们不敢！’结局一定要糟。连黄蜂蚂蚁，都能害人，何况一个庞大的武装兵团的首领和他的助手？”智瑶听不进去。
一句“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将智襄子的骄傲自大表现无遗，而他对“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的劝谏也充耳不闻，足见其刚愎自用。这一个小故事，为后面智姓家族的灭亡打下了伏笔。
当初智宣子将以瑶为继承人，智果就曾劝谏：“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可惜智宣子亦是“弗听”。不然，可能后来就是四家分晋，而非三家了。
司马光在议论智姓家族之灭亡时，发表了其对“德才”关系的著名见解：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柏杨先生则从现代民主法治立场，对司马光的“德才”说进行了一番无情批判：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所以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似是而非。“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会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济济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
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话说：“昏官之害，胜于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读“臣光曰”和“柏杨曰”时很有意思，我们会发现柏杨基本上与司马光处处针锋相对。柏杨主张依恃民主法治而非道德品格，认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这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序｜赵顼 柏杨）中也有所说明。柏杨的批判精神确实可贵，但从现代立场去解读古人观点，也自然会找到许多可攻击之处，毕竟时代背景迥异。
正如“臣光曰”中蕴藏着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一般，“柏杨曰”中也有体现着柏杨的政治理念，都打上了各自时代的烙印。柏杨的目的并非纯粹以现代的观念苛责古人，而是借批判旧说阐扬其所赞同的民主法治理念，颇有“我注六经”、“文以载道”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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