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言自然”，是说不多言辞，自然之道也。深究道本，可知自然与社会，皆为动态平衡之过程，蓄势而发，是谓有“言”，如此则旧平衡被打破，新平衡得以建立，于兹阵痛必然相随，伤损在所难免。由于“势”能有限，发之也急，泄之必速，故天地布施风雨，亦不能经久不息，是以“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王道治世，亦复如是，穷兵黩武犹如“飘风”，政令烦苛恰似“暴雨”，帝王纵欲而轻言，则违背民心，日消月损，气数殆尽，大厦倾颓，只在一瞬，故为政者不可不察。修身之道，亦复如是，故固本而培元，多蓄而少发，长生久视之道也，是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此之谓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希言自然。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
孰为此？天地，
而弗能久，有况于人乎？
不多言辞，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迅疾之风，不到一个早上就停息了；
急骤之雨，不到一个整天就下完了。
这是谁的作为呢？是天地。
天地尚且不能让风雨经久不息，又何况是人呢？
道体作为自然的本原，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不过是道体种类繁多的排列组合形式而已。道体作为本原，正如佛家所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故而守恒，此其一。自然的发生、发展和演化，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旧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新的平衡不断建立，以其变动不居，故称“易”，此其二。变易之过程，可分为两类：自发过程，由有序，到无序，熵值增加，称为自然力；自觉过程，由无序，到有序，熵值减少，称为生命力。生命之力，在“自觉”，在“自组织”，故而可与自然力相抗衡，故有愿力，有行动，可作用于因，以求得所念之果，此谓之“主观能动性”，可抗衡自然之因果，或曰宿命。人生，乃自然力与生命力之抗衡，宿命论者，大失其道，悟道、行道、布道，知行合一，自度度人，尽乎人事，余皆随喜，方为人生正道。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自然之道，“希言自然”，是说自然之中，剧烈的变易是少见的，风雨雷电、地震海啸，都很少发生。这些剧烈变易的背后，是蓄积了一定量的“势”，内在的“势”能，突破了既有约束，就会得到释放，“破”而后“立”，逐步建立新的平衡。自然力之内在扩张需要（熵增而失序），与维持原状的既有约束之间，如同阴、阳互体，是一对内在矛盾，既共存一体，又相互抗衡，因此危险也就孕育其中，也是新的平衡建立之机遇。事物处于平衡之时，虽然剧烈变易尚未发生，但是内部却是暗流汹涌（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旦条件具备（缘），则变动剧烈发生（果），因此，虽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声之处，自有惊雷酝酿，此为自然之道。
帝王之道，亦复如是。帝王治世，道德以化，约之以礼，束之以法，然民心变动不居，所谓“智者”亦时刻窥伺时机，因此帝王常常夜不能寐，思乎防患于未然。故而上古帝王，莫不“夕惕若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忽视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授人以柄，自贻其咎，故而在发布政令之前，审慎而又审慎，必然“希言自然”，以至于期乎“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帝王为治，选贤任能，广布耳目，“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便是广泛收集信息（此乃大数据也），精心研判，期乎对天下民心动态了然于心，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防患于未然。于帝王之道，穷兵黩武便是“飘风”，政令烦苛便是“暴雨”，天地布施风雨尚且不能经久不息，更何况是人呢？于是乎，帝王的内心之中，公心与私欲之间，便构成了一对矛盾，后者是本性，前者则关乎民心，需要好好的做一番平衡，放大公心的，大多是明君，而放大私欲的，通常会败亡，经史之中，何其多也！
治人事天莫若啬，深根固柢可长生
大舜告诉大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说，道之心微妙难测，人之心变动不居，帝王治世之要旨，在于洞察其精要，通晓其道本，诚心正意，执持中道，守道不移。既然“希言自然”，而乃“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于是乎“治人事天莫若啬”，故而圣人治世，选贤任能，执持谦退，含藏内敛，静默渊峙，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相处观物化，故而“我清净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必不得已之时，审时度势之后，方可有所作为，却又以其“善行无辙迹”，好似“无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却又“无不为”，一切却又那么自然，以至于“民皆谓我自然”。
修身之道，亦复如是。生命力与自然力的抗衡，构成了生物体的生命过程。而修炼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通过愿力和行为，来对抗自然力，降低熵值，从而提高生命活力，延长生命时限。愿力越强，行为愈笃，则精进效果愈佳。修行之道，绝学以求道，笃行以修道，师友以助道，觉悟以得道，如是而已。然修道之人，常常囿于成见，囿于宗派，囿于文字，囿于已知，殊不知大道本一，皆为自然；百家同源，皆宗于道。“治人事天，莫若啬”，因此修身之道，在于固本培元，减少耗损，故而寡欲，故而静养，正所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其间微妙，妙不可言，有悖于本号探究传统哲学之宗旨，故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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