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此激进的废止法案是如何出现并被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的？已经通过的法案为什么没有被实行？从鲁迅，胡适等文化人，到汪精卫等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再到孙中山等革命家，他们对中医的“独到评价”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背景呢？
《废医论》
其实在1929年余云岫在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法案半个世纪整之前，废止中医的言论就已经开始出现。1879年，即光绪五年。清末大儒俞樾就曾发表《废医论》一文，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
原文的观点为：“中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巧合的是同年9月余云岫出生。并且在50岁整时在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法案，属于命运闭环了。
但俞樾的观点也是在洋务运动背景下的新思想之一。因为那时候大清虽然已经被敌国攻入首都，烧了圆明园，背上了几个屈辱沉重的条约，但对大清国朝廷的自信还没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就算我打不过洋人，但在东亚这一块我还是万国来朝。被人打穿首都只不过是辉煌统治下的小挫折。
所以虽然要搞洋务那也是手足之疾，非心腹之患。对自己文明的态度就是你洋人的器物不错，但我国体还是比你高那么一点点。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制度了解的还是皮毛，毕竟“夷人腰硬腿直，一击便倒”么。但到甲午海战输给同样是东亚人的日倭后，这种自信瞬间就荡然无存。以前对自己的疑问已经变成了彻底否定。
神器更易后，中医无论作为学科还是职业的情况均每况愈下。1913年的9月11日，汪大燮担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次年就公开废止了中医学科。并且态度极其强硬，汪大燮对来情愿的中医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
于是中医们组成了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国务院告状。国务院表示，你们要怎样，政府不会管，可是高等教育里中西医“兼采”是行不通的。
民国大佬与中医
到了民国成立后，传统医学的处境则更加糟糕。可以感觉到民国政府在刻意削减中医的生存空间。那时北京有“京师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江苏有“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山西有“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的明文。
而与官方限制中医发展政策接连出台交相辉映的，就是当时牢牢把握话语权顶流大佬们的言论。我在之前提到过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言论。但这些言论有些就是在上下文中强行摘出来的一句话。
比如孙中山先生就曾说：“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但这句话的实际语境与把这句话单抽出来宣传的人的目的相比简直南辕北辙，因为这是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病后与中医葛廉夫在问诊时说的话。
葛廉夫《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中孙中山的原话为：“久仰清名，今幸相见。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常喜聆中医妙论。昔年有乡亲返粤者，常以先生医案示余，明理卓识，不亏名医。余请君以中理测我病机。”是孙中山先生在问诊的过程中向医生的提前告知。
孙中山先生在葛廉夫开出药方后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如何？”意思就是希望用中医的治疗方案，但是他从未吃过中药怕身体不能耐受。希望用西药代替中药问大夫行不行。葛廉夫回答自己没有学过西医，西药能否代替中药自己不敢说。
但孙先生的病恶化得很快，马上就入住协和医院，开刀检查。结果发现是肝癌。黄昌谷《大元帅北上与患病逝世后详情》记载：“各医生与解剖之后，用肉眼观察就知道全肝已经是坚硬如木，完全是肝癌，成了无法可治之症。”之后德国医生克礼，美国医生泰尔还有协和院长即梁启超的主刀医生刘瑞恒一起把病情告诉了孙先生。
泰尔说：“先生之病，一时虽无危险，惟速效实无把握。现先生之亲属友人，多主张改用中医。鄙人之意，以为亦不妨一试。”但孙中山认为在西医院喝中药不合规矩，“医院规矩不可由我而破。”之后刘瑞恒等医生表示确实没有希望之后，孙中山才搬出医院开始服用中药。这时胡适出现了。
《国父年谱》记载：“盖因陆仲安大夫前给胡适之治疗蛋白尿症及心脏病均有奇效，又为张静江治疗脚疾，使张能自立移步，故信誉甚高；加上日前在医院时，胡适应汪精卫之请，亦向先生推荐过陆大夫（胡适忆述他见先生时，先生谓：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由先生决定）。
时孙夫人在旁力主延陆大夫诊治。”于是孙先生开始服用中药，但此时已经是沉疴难起。一个月不到孙先生就仙逝了，之后协和解剖孙先生遗体发现误诊，应该是胆囊腺癌扩散到肝而不是原本为肝癌。
所以这就是“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的出处。但如果不知道整个事件的发展经过，你就很容易认为孙先生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医。有了这样的预设，这句话也就很适合拿出来大做文章。
其实大多数民国名人对中医的态度和思考并不针对医学本身。而是中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眼中那个急需改进革新的旧中国。太想进步了以至于就很难客观评论，就“大是大非你面前你还讲什么事实”那种感觉。国家改革进步的大趋势之下委屈你个中医算什么。
所以1929年《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才横空出世，但提出这个法案的余云岫本人真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他本人的经历和改革志向对于当时一代留日知识分子是有代表性的。
即在日本看到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方方面面的改变使日本国力大增，所以日本拿汉医开刀。我们也要拿中医开刀。就这么一个简单粗糙的逻辑。而他只是个委员，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曲线救国”大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对中医是积怨已久，且坚持不懈的下黑手。除了1929年策动余云岫之外，还于1933年反对其他议员提交的“制定国医条例拟责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在会议上公开叫嚣：“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这样的极端态度遭到了各位委员的激烈反击，汪精卫被驳得无言以对遂退出会场。提案通过后交教育内政两部审查，但两部均为行政院管辖。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长就是汪本人。所以本条例于当年6月被彻底否决。结果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弹，报刊《医界春秋》言辞抨击汪精卫“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一语成谶。
结果麻花成精的汪精卫当时就知道了要“曲线废医”坚持拧巴着前进。《中医条例》交法院审查时，他亲自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希望和他联手阻止《中医条例》通过。但这封信却马上出现在了《医界春秋》105期报刊上。并且配上《鸣鼓而攻》的短评讲汪精卫的无耻行径。
信中那句“亦有关国际体面”可让当时的批评家们逮到了：“国际体面，不再割地赔款，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以私人之意见请托，自认不讳。行政院长之行为如是，则中国之政胡足问哉！”
汪精卫被责问搞得实在下不来台恼羞成怒的威胁要辞职，结果孙科也要求辞职应对。但汪精卫却依旧没有放弃，在1934年的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反对中医长篇大论。张嘴就是日本如何如何，日本是怎么做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甚至出现对在场医生们以兄弟相称的场面“兄弟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抹杀了我们中国从前的一切医学。兄弟知道中国人积神农以来之经验....”“所以兄弟主张中国只应有现代的医学...”但他的亲切称呼并没有被接受。汪精卫“真诚”的演讲结束后，上海国医工会强烈抗议汪精卫的言论，并且致电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对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颁布《中医条例》。
之后汪精卫可能真破防了，也可能是沉迷当汉奸无法自拔了。在废医上就没再掀起什么波澜。但废止中医之声却一直没有停歇，整个学界政界还是对中医是否该废争论不休。
直到共和国伟大建国之后，1950年5月，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议上他不忘初心再度提出废止中医方案，但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1958年，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可以说新中国后，中医才真正脱离了风中残烛的状态，开始重新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