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散子谈到玉雪救苦丹
圣散子这张方子,废用久矣。许多学医的人,大概都不知道此方曾经在历史上掀起过轩然大波。
最先得到这张方子的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先生:“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至不可数”。陈无择《三因方》也说:“此药(指圣散子)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尤怡《金匮翼》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说:“徽州郑尚书在金陵,用此治伤寒,活人甚众。”宋嘉祐中……苏东坡勒石川广其传,圣散子之功益著。”
然而,《三因方》指出:“辛末年,永嘉瘟疫,(用此方)被害者不可胜数。”“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
看来,同是一方,治疗瘟疫,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边是“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活人甚众”;一边是“被害者不可胜数”,“杀人无数”。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那么,圣散子是一首什么样的方呢?
圣散子方:草豆蔻十个,猪苓(去皮)、石菖蒲、茯苓、高良姜(剉炒)、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去皮脐)、麻黄(去节)、厚朴(炒制)、姜汁(炒制)、藁本、芍药、枳壳、白术、苍术、半夏、泽泻各半两,藿香、防风、细辛各半两,炙甘草一两。右为剉散,每服五钱,水盏半,茶七分,去滓,空腹热服。
以上系《三因方》所载。《金匮翼》与此略有出入,无白术、半夏,多升麻、羌活、川芎、白芷。以用药论之,此方之主治当为风寒湿邪无疑。三邪相合,性质以寒为重点,故陈无择说此方主治“寒疫流行”。其按病邪用药为:
寒:麻黄、细辛、附子、吴萸、良姜。
风:防风、藁本、独活。
湿:苍术、厚朴、藿香、猪苓、泽泻、半夏、石菖蒲、茯苓、白术、草豆蔻。
其他:芍药、甘草、柴胡、枳壳。
这是一个大致的归类,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细析之,寒胜则阳微,故用麻、附、细辛、吴萸、良姜以散寒振阳;风药能胜湿,所以用独、防、藁本;至于湿邪用药,则近于后世之平胃、二陈、藿香正气;柴、芍、枳、草则仲景之四逆散,是调畅气机,有升有降的名方。以方测证,当有憎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不思食、恶心呕吐、胸闷、腹胀、腹泻以及舌苔白腻而厚,满布于舌面,脉浮紧数等症。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可以说,圣散子这张方子如果用以治疗寒疫,应该是有效的。而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时,遇到的瘟疫正是寒疫,正好对证,“所全活者,至不可数”,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我们相信苏东坡笔下的真实性:除了他的为人耿介磊落以外,还在于他当时是因政见不同而被贬到黄州,且生活在朝廷严密的监视之中的,如果这张方子出了乱子,“杀人无数”,其后果就可以想知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后来的“杀人无数”呢?盖后来的瘟疫乃是“暑燥疫“或者“湿热疫”,余师愚每服药用石膏120g到240g,吴又可则用大黄。这样的瘟疫,如果用圣散子,都不啻火上加油了。然而由于东坡的名气,使太学生信之尤笃,以至于“杀人无数”,这张方子也就顿时废用了。
自明清温热学兴,寒疫之说更几乎悄然无声了。究竟有没有寒疫?陈无择《三因方》在圣散子方后说:此方就是治寒疫的。并且说为医者“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不妨留以备寒疫,无使偏废也”。尤怡说得更清楚:“且也岁运有太过不及之殊,天时有恒雨恒旸之异,是以疫疠之行,亦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其可一概论哉。”亦有寒湿独行,而病在肌皮胸膈者,则东坡圣散子之证也。而有寒湿而无蓄热,亦十中未得其一二也。然而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除了“病在肌皮胸膈”这句话尚须斟酌之外,可谓通达之论。
吴鞠通《温病条辨》有一篇《寒疫论》,他也承认有寒疫:“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疼烦,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有是证,其未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
疫,瘟同义,均指流行性传染病。温疫是流行性传染病中以热证为主要症状者,以寒证为主要症状者则称作寒疫。在其化热入里之前,寒热无汗身痛头痛,非用辛温香燥药不解,不能早用苦寒凉遏。但化热入里之后,诚如吴氏所说,就当辛凉清热,与温疫治法无异。
最后,我想谈一谈与圣散子相近的一张方子,玉雪救苦丹。这张方子药味多至48味,程门雪先生说:此方与牛黄、至宝之类大相径庭,温燥之力大,清热之功浅,“其意似重辛苦开泄,降浊通结,与宋人所定辟秽瘴,解疫毒方相近……又似三消、防风通圣等方意,寓解表通里、和中化浊、清热开闭于一方之中,而稍重辛开为主,药味虽杂,分之亦有理解,此方用之得当,确有捷效,不可以其芜而忽之也”。程先生之论在四五十年代,如今,此方也与圣散子一样,废用久矣。莫非真如刘河间说的“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吗?还是重温热而轻寒,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呢?
宋代文人与医药
前不久,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墨宝《研山铭》回归祖国,轰动了书法界。在医言医,我不禁想到宋代陈无择《三因方》中关于米芾的一张方来。这张方子叫“应梦人参散”:
米芾于崇宁癸未病痰嗽,如胶有血,更三医不退,一日谒太尉蔡元度,取人参散一帖,一服,痰嗽立止,气色顿快。人参散方:白芷、干姜、青皮、桔梗、白术、人参各三分,炙甘草一两半,炮姜一钱三分。
以药测证,其痰嗽当属脾肺虚寒,症见咳嗽咯痰,背冷,食少便溏,舌淡脉弱者,所以用人参、炙甘草、白术补脾肺之气,干姜合甘草、白芷温脾肺而散寒,炮姜止血,青皮行滞,桔梗祛痰。此痰中有血,当为咳嗽剧烈,震伤血络,而绝非阴虚内热迫血妄行所致。立方之妙在全不用通套止咳止血药,也就是前人训诫的勿见咳止咳、见血止血之意。治病求本,先前更三医不效,恐怕就是用的通套治咳药加上凉血药,这样,则虚者更虚(耗散肺气),寒者更寒(寒凉伤中)矣,所以无效。在用量上,此方也很有特点,炙甘草用量独重,其次为炮姜,余则数分而已,击中了虚寒证的要害,故取效迅捷。吾侪临床虽未必原方照搬,但极富启发性。
《苏沈良方》曾载欧阳修的一个故事:“公尝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帖,甚效。公曰:吾辈脏腑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公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清则清浊分,谷脏自止矣。
“湿多成五泄”,用车前仁炒研为末,米饮下,正是暴下利常用的分消之法,即前人所谓“利小便,实大便”。王冰注《内经》亦有语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可见其治是合理的。文人虽非医生,但叙述治验往往很生动,故得以流传后世,此即一例。
王安石爱读医书,尝谓“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无所不读。”他性格孤傲,不同俗流,有人劝他服补药,他说:“余平生不服紫团参(上佳党参),亦活到今日。”可见他对无病服药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有两首方流传后世,一是《苏沈良方》所载偏头痛方:
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痛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萝菔(白萝卜)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仆言,已愈数人。生萝卜汁滴鼻,取其辛散之力,“左痛注右,右痛注左”的方法真了不起,宋代人固不知神经为何物,而经验之可贵于此可见矣。
另一首处方即“妙香散”,收载在明人王肯堂《证治准绳》中,叶天士《临证指南》附方中也有这首方,名之为“王荆公妙香散”:人参、龙骨、益智仁、茯苓神、远志、甘草、朱砂。此方为安神定志之方,适用于劳心思虑过度而心悸失眠者,叶氏医案中屡用之。
苏东坡在宋代文人中,不仅文章、诗词、书法冠绝当代,在医药上的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介绍他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这里我只谈三件事:
一、创立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据文献记载,早在汉唐时代,我国就有医院之设了,当时称作“病坊”。东坡在元祐四年任杭州知府时,适“杭州大旱,饥疫并作”,他动用库府银两,并拿出自己的薪俸黄金50两来,创办了“安乐坊”,接纳贫苦病人。三年间住院治好的病人数以千计,真是功德无量,也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二、苏东坡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上张安道养生诀论》是公认的名篇。他还有好几篇《养生论》谈到气功,但他不相信世间有长生不死之法。他的养生观也堪为经典——“善养生者,不过慎饮食起居,节声色而已,养慎于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
三、关于圣散子。这张处方是苏东坡在黄州得之于家乡人巢谷的,巢氏是在东坡落难时从眉山到他的住所,任他的家庭教师的。能作东坡的“西席”无疑是饱学之士。圣散子是巢氏的秘方,他传给东坡,“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东坡奇之,为之作序,又传授给他的朋友名医庞安常。适黄州连岁大疫,(用此方)“所全活者,至不可数”。然而后来永嘉瘟疫,用之,则“被害者不可胜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天下以子瞻(东坡字)文章而信其言”,陈无择《三因方》也说:“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圣散子方多辛温燥烈之药,用于寒疫固效,用于温疫,则为祸不可胜言矣。东坡也因此大受后人抨击(对此方我另有专文)。其实我看庞安常也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东坡虽然知医,但不是职业医生,《伤寒总病论》的作者,是大名医,却不加分析地把这张方子收入自己的书中,为之推广。安常既误人,又误东坡,实不能辞其咎。
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不但有病自己合药吃(如其日记说:崇宁乙酉,正月三十日作平气丸。二月二十日,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而且与人通函论病,如与王子均书云:“承示尊体多不快,亦是血气未定,时失调护耳。某二十四、五岁时正如此,因服菟丝子丸,遂健啖耐劳。……若觉气壅,则少少服麻仁丸。”与曹使君书云:“贤郎痈肿,亦是天气亢沴,故有热者先得之,若脏腑祕滞,可用犀角丸服之,得大便流利,则痈自衰杀。”(俱见《续医说》)。论证处方都极合理,非精于医药者不可为之。
陆游就不仅仅是以医药为业余爱好了。《宋史》记载他有一本医书名《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他在成都作一个小官,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之惨,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晚年居山阴,他还亲自种药,配制丸散膏丹,走乡串户,为乡亲治病。有诗云:“村西行药到村东……杖藜到处即春风。”很多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呼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竟完全是一个受群众欢迎的职业医生了。
缪松心
缪遵义,字方彦,又字宜亭,松心其号也。清吴县人。他生活的时代,大致在雍正乾隆年间,与叶天士、薛生白、徐灵胎等名医同时。初习儒,曾任过知县,但不久即因母病而辞官,以医为业,与叶、薛齐名。
缪氏由儒而医,其医案见于清末吴金寿《三家医案合刻》。前些年,常熟江一平先生等搜寻到《松心医案》、《三余纪效》孤本,乃点校出版,使我们对缪氏有了多了解一点的便利。
缪氏有些学术见解,大致与叶天士相去不远,以其同时、同地,风气相染故也。如:
胃不思谷,损门最为可虑。
洋参,麦冬,沙参,扁豆,茯苓,川石斛,白芍,香稻叶,藕(《虚损门.岳案》)
诛伐无过,胃气大伤,不容谷食,大便溏泄,中宫乏砥柱之权,舌绛无苔,柔土少津液之布,脉来数大,非有余也,仲景脉法为减耳。以《金匮》麦门冬汤益胃生津,望其安谷:
人参,麦冬,茯神,扁豆,炙草,粳米,橘红,香稻叶,建兰叶(《虚损门.朱案》)
劳倦乏力,面无华色,经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归芪建中汤加陈皮。(《虚损门.高案》)
湿热流注下焦,浊证屡发,通塞并用方:
生地,炒鳔胶,猪脊髓,盐水炒黄柏,木通,螺狮壳,荷花,露莲肉(《淋浊门.某案》)
他的医案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如“怪病”(语焉不详,不知如何怪法)用半夏厚朴汤送礞石滚痰丸,以药测证,当是梅核气一类。梅核气即仲景《金匮》所说“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消痰降气,自为正治。但如挟痰火,则嫌其温燥,礞石滚痰丸甚妙。又如哮喘用白沙必效方(生蛤壳一两、白浮石一钱、鲫鱼胆一小匙、蝉蜕四分、枇杷叶一钱),此方他书未见,似其验方,用药则新奇灵巧兼之。
缪氏又喜用膏方,有些慢性病,用膏滋较长时间服用,远胜汤丸,此亦江南医学特色之一。如《脱发门.孙案》:
发之生,根乎血,其脱也,因乎风,痒起白屑,即风之动,风动则火炽,火炽则血燥,故发脱也。治宜益阴兼清肝火以熄风:
生熟地,血余炭,料豆,首乌,阿胶,丹皮,桑叶,菊花,黑芝麻,石决明,天冬,湘莲,杜仲,夏枯花,牡蛎,女贞子,南枣,牛夕
唯其论证,不肯落入俗套,常“以意为之”,如《虚损门.朱案》云“姑参造化之理,黄河之水天上来,人身则金能生水,水生则肝有制,胃有资矣”,就不免失于迂腐。其用药也常常“以意为之”,遂开怪诞玄奇之门,如蜜蜂、桑虫、鸡谷袋、戌腹粮、釜盖木、石磨铁心、蟾蜍喉管、鸭血、蜗牛、穿山甲靥、猪屎,在案中随处可见,可谓怪之又怪矣。于此,清光绪时余听鸿在其《外证医案汇编》中早就提出过批评:“缪用药专以血肉腥臭,炫奇示异”,可谓先得我心。
又,戌腹粮,十二生肖中戌属狗,戌腹粮即狗屎中未消化之粮也,注文谓“家狗腹内已消化之食粮”,未妥,“已”当为“未”之误,不知江一平老先生以为然否?
许胤宗
新旧《唐书》都有关于许胤宗的记载,谓其“医术如神”。“神”在哪里呢?史书记有两条:
柳太后病风不语,名医治皆不愈,脉亦沉而(口)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熏之,令药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芪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
这是很有名的一例治验,江瓘《名医类按》、俞东扶《古今医案按》两书的第一案就是此案。后来蒋宝素据此而拟“第一黄风汤”作为中风的主方,王清任的黄芪赤风汤也似与之有关。
另一条记载是:
时关中多骨蒸疾。得之必死,递相传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骨蒸既“多”,又“递相传染”,不同于寻常肺疾,故“诸医无能疗者”,而胤宗“每疗无不愈”,可见誉其“医术如神”,洵非虚语。
他的医疗水平既然这么高,于是便有人劝他著书以贻后世,却引发了许胤宗的一通议论: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可解,口莫能宣。且古人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药味相合,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新《唐书》作:今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以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剂,终无益于世,此吾所以不著书也。)
他的意思是:脉要精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非文字所可表达,而要识其病,知其源,又只有靠诊脉。脉的深趣既不可传,方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书就不如不写,免得害人。
他所说的“脉之深趣”,今天恐怕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了,中医的脉学,正在一天天地失去它昔日的光彩。不过,人间的任何学问和技能,总是可以通过努力学到的,脉学也一样。许胤宗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胶着,故其术不传,如果史书上不留下一点记载,那么就连他的名字也不大会有人知道的,这应该说是一件憾事。
世事就是这么怪异,有的人身负绝学,却往往只有片言只语留下来;有的人不学无术,却动辄百万字、几百万字“著作等身”,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堆堆文字垃圾。
医生的“外号”
过去的医生,除了姓名之外,有的还有“号”,“号”之外,还有“别号”。名字多是父亲给取的,“号”和“别号”多是医生自己取的。至于“外号”则是病家或后世医家给取的。取义各有不同,大致上以赞誉的成分居多。
以医生的藉贯(或其长期工作的地方)取号的,如称医圣张仲景为“张长沙”,金元四大家河间、东垣、宛丘、丹溪亦均以地名。明代王肯堂,又称“王金坛”,李时珍又称“濒湖”,金坛、濒湖也是地名。人以地名,是非大学问家、大名医莫属的。
有夸医生技术好的,如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里的尚老医生,人称“老神仙”;清代四川犍为县名医张本元精于针灸,人称“神针”;江苏常熟中医院院长,已故名医陶君仁,人称“陶半仙”。乾隆时福建长乐也有一位“方半仙”。四川广元巿有位苏子秦老医生,人称“苏半夜”,是说找他看病的人半夜就得去排队;明代医家陶节庵精于伤寒,病人吃一付药就好,因此而有“陶一帖”的美誉。
有以精于脉诊而著称的,宋代有位医生叫“严三点”(“三点”是指医生诊脉的寸、关、尺三个部位),有了这个外号,他的名字反而不为人知了。元初江西星子县有位医生刘岳字公秦的,也有“刘三点”之称。
以医生专业上的成就取“号”的,如北京的王鹏飞,人称“小儿王”,由成都调到北京王朴诚、王伯岳父子,人称“王小儿”。
更多的是以医生善用的药物来取“号”的,金代就有一位善用大黄的“穆大黄”,近代江西吉安名医肖俊逸也叫“肖大黄”。张介宾外称“张熟地”;清代江苏娄县名医方秋崖,人称“方石膏”;近代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亦有“孔石膏”的外号;以善用附子著称的祝味菊先生,人称“祝附子”,云南吴佩衡也有“吴附子”之名。还有常把干姜、附子、肉桂等热药一起用的,成都的陆铸之,人称“陆火神”;“火神派”的创始人则是清代四川卭崃人郑钦安;成都三院有位“蔡麻黄”,成都习俗畏麻黄如虎,看来这位医生是敢用善用麻黄的了。上海名医程门雪则有“程小麦”的外号。
也有用药量大,药味又多,一帖药甚至几斤重,外地慕名来诊者,取了药,得买一两个大编织袋才能提走的,人们就给这个医生取了“某大包”的外号。
也有以医家身体某一特点取名,如今日上海年纪大一点的人,几无不知的“张聋(彭耳)”者;清代江苏丹徒名医王九峰外号也叫“王聋子”。这样的“外号”,似觉有失风雅。然而最不雅的医家的外号,是清代“名震江淮”的名医孙宗岳的,据《睢宁县志》载:某太守幼子病剧,延宗岳治,岳以手摸之,曰:“无病,思玩物耳。”询乳媪,果有银铃失去数月,寻给玩之,三日,病若失,人遂以“孙一摸”称之。
可收拾矣﹗
问疑六则
一服还是一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规定,凡文中提到“一付”药的,必须改作“一服”。“一付”是通称,如我们平常说的“去药店取付药”。有的地方,又叫“一贴”,明代余姚陶节庵的外号就叫“陶一贴”。《内经》、《伤寒论》均作“一剂”,如“饮以就半夏汤,一剂知,二剂已”。叫“一付”,“一贴”,“一剂”,都对,唯有叫“一服”是错的。因为“一服”,只是喝一次的意思,一付药,一般要喝2~3次。如予不信,有《伤寒论》、《金匮要略》为证:
桂枝汤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服一升……,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重服,依前清;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服一剂后,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
奔豚汤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是金匮肾气丸还是牛车肾气丸?
女儿们春节来香港,我让她们带给我一些金匮肾气丸。药是“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公司”生产的,生产日期是2003年5月22日,产品批号是3010791,但印在盒子上的成分,除金匮肾气丸原有的八味药之外,赫然在焉的还有牛膝(去头)、车前子(盐炙)这两味药。这不是宋代严用和《济生方》的加味肾气丸么?(后世又称为“济生肾气丸”或“牛车肾气丸”)。这只是金匮肾气丸的加味方,要说这就是金匮肾气丸,恐怕欠妥吧。名满天下的同仁堂有此错误,就更不应该了。
葱叶如何导尿?
许多文献以至大学教材,都屡屡提到:《千金要方》最早用葱叶导尿,以解尿潴留之急。应该说,《千金要方》的这个设想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也应该是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管的雏形。但是,凡是给病人(特别是男性)做过一次导尿的人都会知道:无论大葱、小葱,怎么可能插进病人的尿道呢?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跟橡皮管一样的什么葱吗?
道地还是地道?
究竟是“道地药材”还是“地道药材”?还真把我弄糊涂了。
“地道”者,地地道道也。地地道道的东西,当然不同于假冒伪劣,是真东西。这么讲,也好象讲得通,但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陆士谔先生说,应该是“道地”才对,他的依据是《千金要方》。他说,唐代全国分作十个道,如剑南道、淮南道、空南道……,每个道,都要把当地的物产调查、核实上报朝庭,其中,某道出某药,某药有某长,选购辨别,事事认真,故药材乃有“道地”之说。
仲景的生卒年
张仲景的生卒年,由于正史无载,所以一直不清楚,只知道他生活的时代在东汉末年,差不多与另一位名医华佗同时而略早而已(华佗看过《伤寒论》后曾说:此真话人书也)。最近读,干祖望老前辈的《医书三种》,在其中《中西医结合史》一文中,干老把仲景的生卒年确定为公元145~208年。恕我浅学寡闻,真不知道老先生的依据是什么。望老先生能够指点。
仲景做过长沙太守吗?
《唐代名医录》首先提出仲景“官至长沙太守”,这本《名医录》,我没有见到过,所见者皆系转引,不过从文中提到的仲景“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这些话看,我倒是宁可信其有的,因为史书无载,所以古人有关仲景的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弥足珍贵。“官至长沙太守”,这句话为后来的林亿等所接受,这样,“长沙太守”之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今天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如说仲景在长沙太守任内,半个月在公堂审案;半个月,打开大门,在公堂为人诊病,并且还说这就是中医“坐堂”一词的由来。我看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的,就是完全不顾事实,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事实。
我从来认为,仲景当没当过“长沙太守”并不重要,我们尊崇的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而不是其他。就象我们今天一提到“北京四大名医”、“南京四大名医”,如肖龙友、施今墨、陈逊斋、张简斋、孔伯华,大家便会肃然起敬,知之者更会津津乐道不已。只有学术才是永恒的,其他的,在历史上都不过是过眼烟云。
仲景当过“长沙太守”不会为他在中医学上的成就增色。仲景没当过“长沙太守”,也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
关于“五微”及其他
干祖望老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谈到清人的一副联句:
上中下药分三等
声色气病察五微
“三等”,三品也,出《神农本草经》,什么是“五微”?老先生说他遍查中医文献,且扩大到《词海》、《词源》一类工具书,俱无所获。后来他读到《素问.五脏生成篇》:“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青如翠竹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说这个解释不至于错,但究竟对于“五微”一词,缺乏依据。
以区区管见,“五微”当是“五色微诊”的缩写,其出处就在《素问.五脏生成篇》:夫脉之大小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色脉,可以万全。”
未知干老先生以为然否?谨候教。
又,《辽宁中医杂志》1999年10月第26卷10期发表了干祖望老先生一篇题作“书有未曾经我读,事非亲历话难真”的文章。干老说: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非亲历话难真”,这是一句相传已久的古谚,的确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言。书太多,谁都不能一一读遍,因之,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不论你说、写的,也经常错误百出。任何大小事没有身临其境者,你介绍起来也会错误百出。
我1995年第7期《辽宁中医杂志》的“陆离光怪话书名”中《春脚集》的解释为“春,是回春之意,脚,凡工厂作坊在制成成品之际产生的废料或残余者,称下脚料。春脚者,谦虚的自称在回春术中的下脚料”。错了!
后得北京市西三旗育新花园8号楼何绍奇先生来函指出错误。并言及“春脚”早有出典,谓:“春脚一词,自有出典,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其文云: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为阳春煦物也。后世诗文中亦多用此典。如蒲松龄有文云:抚婴拔薤,布有脚之阳春;止水平衡,消长乳之冤气。汤显祖《牡丹亭》:阳春有脚,经过百姓人家;皆是(以上照录何先生原函)。”
春脚有典而不用,竟然以“下脚料”来解《春脚集》,非但“贻笑大方”,而且有“不知为知”之羞,此其一。读书太少,而且不虚心,而率尔操觚,以一个老年成熟之龄的人来论,更是“太不应该”。
通过一字师何绍奇先生教导之后,不能不在内疚自惭中搜索枯肠,终于在何先生指导下重温了几本文献,同时也引出了春脚另外两个古典。其一为宋璟嘉定间(1206~1210年)建阳令刘克庄《贺新郎.戊戌素张导词》:“春脚到,福星见”,用春脚一词来颂有德政的父母官。其二为宋?宝庆(1225年)进士李昴英《兰陵王词》:“孤酌,住春脚,便彩局天的时光,宝珍慵学”,也是把廉洁的官员喻为春脚。
至此,则《春脚集》的涵义即一明二白了,绝对不是“下脚料”。而且那时工厂作坊也不多,“下脚料”这个名称恐怕也没有面世。总之“书有未曾经我读”,尚可自谅,书实在太多了。而自作聪明,枉加疏注,则内疚得难以自容了。(以下略)
这篇文章被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的小女儿看见了,大为不满,说人家九十多岁了,还称你作“一字师”,怎么你就胡说八道呢!这是因为干老文中“贻笑大方”、“不知为知”、“太不应该”三处都用了引号,那就成了我信中的话了,但我坚信绝没有这样写过,就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过。干老德高望重,作为晚辈,我仰慕已久,更何况九十年代我编《现代中医内科学》时,干老还给予指导并赐稿,使拙编大大增色呢。所以借此说明一下,不然我就真是“罪莫大焉”了。
溯源散
民间有“原汤化原食”之说,例如饺子吃多了,腹胀,喝半碗饺子汤就好。另有一法,就是询其所伤之物是什么,即以原食之物,烧存性,约30g,研末吞服即愈。其理不明,有什么依据也不得而知。
明代虞抟(花溪老人)在他的《医学正传》中,有一首很特别的方子叫“溯源散”,还注明系“祖传方”。他指出:溯源散的疗效,不仅是消化积食,而且对伤食发热久不愈,或伤寒后“食复”而潮热不已也有效。而“溯源散”只有方名,却没有固定的药物,也就是前面说的把原食之物烧存性,研末吞服,“其所伤之宿食即下,热退而愈。”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记载了这样的方法。他说他起初并不相信,“然亦往往验”,也就是说,用了之后确定是有效的。他反复推测其中的道理,久而悟及:“食而不化者,皆油腻凝滞”,“凡药物入胃,必凑其同气,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滞处。凡油腻得灰即解散,故灰到其处,滞者自行,犹之以炭浣垢(洗去衣服上的油垢)。”纪公博学多思之士,说的似有一定道理,但是伤胃之物,不一定都是油腻之品,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不能解释,那么,就让我们珍惜这些前人的经验吧。
儿童抽动症的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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