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培懿
Abstract：Anjing Xixuan(安井息轩)was the last great mas- ter of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in the days of Jianghu(江户)and a Confucianist of palaeography．His family had a long tradition of learning．He was a prolific author．He carried on traditions of palaeography in the period of Kuanwen(宽文)，applied himself to study of scriptures and making textual criticism and collation with great concentration．In addi tion．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govern- ing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He fulfiled the concept of attaching scriptures to tactics in academic pursuits．
一、宽文以降的学风
宽文年间(1661～1672)古学派三巨头中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相继揭举复古旗帜以来，至元禄年间(1688～1703)荻生徂徕登场，此后近百年间，学术界可说是古学一派独大的局面。古学派诸儒也将江户时代的学术振兴发展推至巅峰期，既痛斥向来被官方推崇及被一般学者所信服的宋儒之学，同时也鼓吹自由学术研究，为近百年来沉静如睡的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活泼的新气象，宛如于一池沉稳寂静的水面，连投几颗巨石。其影响之大，就如同起初由池心向四边不断扩散的波纹，继而波澜万丈。故虽名为古学，实则为当时日本儒学界的新学问。讲究的是：在要研究宋儒之学以前，更应追溯其根本源头，故重返古，并斥朱子学之空疏。
而当古学派反朱子学，继而一度成为学术主流以后，面对学界朱子学、阳明学、古学对立相争不已的局面，神原篁洲、细井平洲、中西淡渊、片山兼山等相继转为兼采诸说的折衷为学态度。至井上金峨一出，折衷学派的学理根据乃告确立。其立场为：学问的终极目的既然是在求得忠信、孝悌、仁义、礼乐、治国、安民之要道，则达到此目的的路径，自西来亦可，自东始亦无不可。此种殊途同归的主张，无非是希望给予学问研究一个自由的空间。
在诸学勃兴的时期里，随着幕府权势的衰微，曾经盛极一时的朱子学，也渐渐走上了衰颓之道。幕府所支持的林家官学，自第三代大学头林凤冈於享保十七年(1732)去世以后，幕府官学的圣堂逐渐迈向衰颓一途，历明和(1764～1771)、安永(1772～1780)、天明(1781～1788)年间，既乏人才问世，林家朱子学尽失其官学权威，甚或有论及废除圣堂。复加自田沼时代开始，士人安于放纵逸乐的生活[1]，不喜成为奉尊朱子学严格学风的道学先生，学术发展趋势遂渐次疏离、怀疑朱子学。恶性循环的结果，幕府乃断然于宽政二年(1790)六月三十日，针对幕府直辖学校昌平黉，以及官吏擢用之考试，实施“异学之禁”。任命“宽政三博士”——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冈田寒泉，[2]改革学政，弹压禁止程朱学以外的学派。这是安井息轩诞生十年前江户学界的概况。
二、宽政异学之禁
以“异学之禁”而兴起的朱子学复兴，向来被认为是执政者强制主导的学术复兴举动。确实，松平定信个人其实也批判朱子学，其学问观基本上是倾向支持儒学多样化发展的折衷学式想法。因此，“异学之禁”的发布，确实是男有其政治性目的的学术一统政策。之外，朱子学者中也不乏积极冀求介人权力核心之人。所谓松平定信的政治诉求，指的是前任将军德川家治宠用田沼意次，以致权奸塞路、政教颓废，而本来重才轻德的徂徕学风[3]，到其末学更是放逸自恣，因此被当道认为是助长邪风的罪魁祸首。[4]因此，当老中松平定信主掌幕府大权，有志矫正弊风，在征求大野退野有谁可以担起复兴正学——朱子学[5]——的重任时，大野退野以为非柴野栗山不能。松平定信于是命柴野栗山为昌平黉儒官柴野栗山赴任之日，亲荐尾藤二洲、冈田寒泉二人，松平定信便命令柴野栗山、冈田寒泉与大学头林信敬商议改革学制。这就是松平定信源于政治改革意图而兴起，尔后延及学术改革的原委。由此看来，“异学之禁”时，主张朱子学方是正统之学的学者们，主要意图乃在排除徂徕学派的学者。
其实，幕府对异学的压迫，最早可见于宽文年间(1661～1672)时，山鹿素行因批判朱子学提倡古学而遭囚禁；熊泽蕃山因受到藩主池田光政的尊崇，而能大倡阳明学于冈山藩，却也因此于宽文七年(1667)自京都遭幕府放逐。结果素行的古学无人传承，今流传后世的是其山鹿流的武教兵学；明历三年(1657)熊泽蕃山自冈山藩离去，翌年的万治元年(1658)，以池田光政终忌讳幕府林家朱子学及保科正之等幕府当局，乃招聘京都的朱子学者三宅衡雪为冈田藩儒官，接着是陆续招聘林罗山的弟子林文内等多数朱子学者至冈田藩当藩校教授，此后，冈山藩校皆宗朱子学。中央如此，地方亦起而效法。元禄四年(1691)创设的姬路藩藩校“好古堂”，于元禄六年(1693)四月所订定的学则〈好古堂揭示条目〉中，第一项便是：“学问正实宜学朱子，外之学流坚禁制之事”。[6]元禄六年姬路藩学所禁的其他学派，所指的恐怕就是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的古学，以及熊泽蕃山的阳明学。“好古堂”的“异学之禁”可说是诸藩禁压异学的先驱。姬路“好古堂”以外，在幕府中央下达“异学之禁”的宽政二年以前就已展开排除异己的地方藩校，还有鹿儿岛藩的“造士馆”、小滨藩的“顺造馆”、肥前佐贺藩的“弘道馆”和广岛藩的“学问所”。
“造士馆”于安永二年(1773)创设时，担任教授职务的徂徕学派川上嘉善一派，和室鸠巢派朱子学的山本秋水发生激烈的朋党争执，藩主岛津重豪有意使山本秋水担任“造士馆”的教授一职，以室鸠巢派朱子学为藩学教育的基本方针。因此安永二年(1773)订定的七条学规中，第一条便规定：“讲书用《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等书，注解主程朱说，不可妄杂论异说”[7]小滨藩的藩士山口春水，学于京都若林强斋的望楠轩书院，崇信朱子学。归藩时，招来同门的小野鹤山及西依成斋、西依墨山父子，推广弘布阉斋学于小滨藩。所以当安永三年(1774)藩校“顺造馆”创设时，藩主忠贯遂命西依墨山为藩校的教授，罢免仁斋学派的儒者中村龙洲，一扫异学，以闇斋学一统藩学教育。天明二年(1782)以藩老中之名所出的〈顺造馆惚壁书之写〉中，即有“学馆中之人，于程朱之学之外，不可相唱异学”(原日文)。[8]佐贺藩自享保(1716～1735)以来，徂徕学风兴隆，尤其是安永(1772～1780)至天明(1781～1788)的四十余年间，风靡整个佐贺藩。然而天明元年藩校“弘道馆”设立时，西依成斋门下的古贺精里成为教授，乃将藩学一统为朱子学，正月开讲时，规定讲授〈白鹿洞书院揭示〉，以暗斋派朱子学为“弘道馆”教育的基本方针。至于广岛藩，天明元年(1781)藩主重晟便于香川南滨的徂徕学派，和赖春水的暗斋学派两派中，各举多数儒者为广岛藩的儒官，故当翌年(1782)藩校的“学问所”营建后，徂徕学派讲古学于东堂——松舍——；闇斋朱子学派则讲新注于西堂——竹舍——。但学徒颇多集于东堂，以是卷起学派纷争。赖春水于是向藩主建议宜以朱子学一统“学问所”之学风，改定学制。藩主听其言，排斥异学遂亦告成功。到了宽政二年(1790)幕府禁止异学时，香川南滨以下的异学者，从“学问所”被排挤出来，只能讲学于自宅私塾“修业堂”。香川南滨学德兼优，虽集学徒之尊信于一身，却仍不免遭受排挤，可说是“异学之禁”的首位牺牲者。
其实，上述几所藩校之所以先于中央禁止异学，实因彼此之间关系深远。这些参与藩校创设和上言建议禁止异学的儒者们，都是策动幕府禁止异学的幕后人物。因为不论是小滨藩的西依成斋及其养子西依墨山，或是佐贺藩的古贺精里和广岛藩的赖春水，一概都是闇学派的学者。其中，古贺精里和西依墨山原本就是西依成斋的高足，成斋又与宽政“异学之禁”的大功臣柴野栗山素有深交。而崇信暗斋学的大阪儒者饭冈义斋，其长女就嫁给了赖春水，次女则嫁给在中央推动“异学之禁”的另一代表人物尾藤二洲为妻，所以赖春水与尾藤二洲其实是姻亲兄弟。而劝导柴野栗山推动幕府禁止异学的备中(今冈山县)鸭方的儒者西山拙斋，则与赖春水同是那波鲁堂门下的朱子学者。赖春水于天明元年(1781)在广岛藩提倡朱子学，天明四年(1784)上白河城主源君(松平定信)的献书里就说到：“辨晰异学之源委”[9]，这被认为也是促使松平定信展开“异学之禁”的因素之一。
由执政当局主导，主要是在排挤徂徕学派的压迫异学举动，宽政二年的“异学之禁”并非首举。早在中央幕府当局“异学之禁”颁布的二十多年前，越后(新泻县)地方新发田藩藩主沟口直养，就已发动一连串政教措施来弹压排挤新发田藩的徂徕学派的藩儒。沟口直养除了听从崎门学者的亲信大臣石原宽信之言，进入稻叶默斋门下之外，自己尔后也安排其表弟左藤尚志进入与稻叶默斋同门的野田刚斋门下，尚志之弟的熙明、重远、明善、懋德四人则被安排进入稻叶默斋弟子幸田子善、村士宗章门下，至于世子沟口直信亦使之入幸田子善门下。于是新发田藩连下一任藩主也被决定是崎门学者。此外，还招来三宅尚斋门下弟子的久米定斋。家臣方面，石原宽信一直是新发田藩排抵异学的文教政策首脑，而且还是藩的保傅。家臣兵次郎板仓弘毅，从石原宽信学之外，还到京都从久米定斋学，此举又更加使崎门学的势力深植入新发田藩的藩臣教育中。到了安永元年(1772)新发田藩藩校“道学堂”建立完成时，学问所的儒官们尽为崎门派的儒者所独占，新发田藩徂徕学派的先驱者沟口轨景以下的徂徕学儒者[10]，如尾本龙渊、岛村节之、相叶士简、小田知真等，皆被排挤。这是沟口直养、石原宽信打击徂徕派学者的第一步。而据《御记录》的记载，到了安永五年(1776)五月，向藩中及町在下达的通告中，即明示徂徕派学者不必出现于“道学堂”。又到了安永八年(1779)直养针对人讲堂学习者所发的《示入学之徒》三项条文中的第二条就说：“尧、舜以来，孔、曾、思、孟、周、程、张、朱，在吾邦学山崎先生以来之学筋字应脉。不可杂他之学筋”[11]。同年五月，又向家中以及领民下赐了《劝学笔记》一卷，说道：“云吾党之学者，尧、舜以来，孔、曾、思、孟、周、程、张、朱，在此方，山崎先生以来之学筋字应脉之事也。宜学之，勿学其他之学筋”。而学问所的教材则以山崎闇斋点的《四书>、《小学》、〈白鹿洞揭示〉之类为主。且暗示他学派学者转学崎门之学，对于转学崎门派之学者，则予以奖励。除了藩的学问所以外，为使学问得以普及，还于各组、各町设立“社讲”，这些“社讲”同时又是崎门学浸透新发田藩各阶层之尖兵。甚至还订定律令，指定学崎门之学，处罚学徂徕、仁斋之学者。[12]
三、息轩诞生后的学界态势
宽政“异学之禁”以来，朱子学派以外的异学各派，普遍遭到弹压。当时，被称为异学的著名学者，在江户有折衷学派井上金峨门下的龟田鹏斋、山本北山，中西淡渊门下的细井平洲，以及同为折衷学派，“宽政五鬼”之一的冢田大峰[13]；徂徕学派的则有大内熊耳门下的市川鹤鸣、宇佐美灊水门下的丰岛丰洲、荻生金谷门下的伊东蓝田；考证学派的吉田篁墩。在京都有古学折衷学派的佐野山阴，古义折衷学派的皆川淇园，及淇园门下的严垣龙溪；古义学派伊藤东涯门下的伊藤东所；徂徕学派武田梅龙门下的村濑栲亭；在大阪有徂徕学派菅谷甘谷门下的筱崎三岛，和怀德堂书院教授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地方上的著名异学学者，在陆奥守山有徂徕学派平野金华门下的户崎淡园；在播洲赤穗有徂徕学派宇野明霞门下的赤松沧洲；在艺洲广岛有徂徕学派的香川南滨；在筑前福冈有徂徕学派山县周南门下的龟井南冥。可见所谓的异学，主要是指折衷学派和古学派，而且又以古学派中的徂徕学派为禁止的主要对象。
除了前述的姬路、鹿儿岛、小滨、佐贺等藩以外，在宽政“异学之禁”以前创设的藩校，因为受幕府影响而斥退异学、异说者，为数亦不少。这类藩校中又可分为：一、为昌平学派一统者。[14]二、为朱子学派一统者。三、改为宗朱子学的折衷学。四、宗朱子学却仍允许古注等四大类型(详情可参考表一)。至于在宽政“异学之禁”以后创设的藩校，起初虽奉异学，后改为昌平学派、朱子学派的，则有：一、初奉古学后改为昌平学。二、初奉仁斋学后改为朱子学。三、初奉仁斋学后改为昌平学。四、初奉徂徕学后改为朱子学。五、初奉徂徕学后改为昌平学。六、初奉仁斋、徂徕二子之学，后改为朱子学。七、初奉古注学后改为朱子学。八、初奉折衷学后改为朱子学等类型(请参考表二)。
其中最令人感到惋惜的牺牲者，就是向有镇西文豪之称的福冈藩儒龟井南冥。天明四年(1784)，福冈藩第九代藩主齐隆之时，贝原益轩朱子学统的竹田梅卢与山县周南徂徕学派的龟井南冥二人，各以总受持身分，一讲学于东学问所的稽古馆、修猷馆；一讲学于西学问所的甘棠馆，学生可以不拘学派，随意选东馆或西馆入学，然以聚集西学的学生居多。可是“异学之禁”以来，因福冈藩亦惧幕府之令，而在宽政四年(1792)罢除南冥的教授职禄。雪上加霜的是：宽政十年(1798)，唐人町的一把无情大火，将西学甘棠馆焚烧殆尽，翌年申请再建也未被允许，学生尽转至修猷馆，西学为东学合并后，福冈藩藩学遂一统于朱子学之下。南冥屡经挫折，失意之余，便于文化十一年(1814)，在自宅引火自焚。然值得庆幸的是，嗣子昭阳绍述家学之余，尚能自立一家之见，筑前的“龟井塾”也始终是镇西徂徕学派的根据地。
然而，对“异学之禁”的反对，既有“异学五鬼”——龟田鹏斋、山本北山、市川鹤鸣、丰岛丰洲、冢田大峰的极力反对，后又有伊藤蓝田、户崎淡园、皆川淇园、细井平洲、吉田篁墩、赤松沧洲等继起唱反，其中尤以冢田大峰、赤松沧洲最为用力，猛向“宽政三博士”的尾藤二洲抗议，对异学禁压之解除一事，始终努力不懈。冢田大峰在幕府当局于宽政二年(1790)六月颁布《异学禁谕达书》之后，马上就于同年六月上了两封意见书给尾张藩主宗睦公和白河乐翁公(松平定信)。翌年宽政三年(1791)七月，又再次上书给白河乐翁公，不断表示其反对异学禁令之意见。[15]异学禁令实施四年后，群议汹汹仍不能了，赤穗赤松沧洲继冢田大峰之后而起，于宽政六年(1794)二月，愤而作《与柴野栗山书》[16]，但柴野栗山却置而不校，遂由当时耆宿西山拙斋于同年冬至时，先拟定初稿《与沧洲先生书》，后成稿《与赤松沧洲论学书》一文，欲于翌年宽政七年(1975)寄给赤松沧洲，后以该年京城医学院大火，延及赤松沧洲屋宅，不久之后又传闻沧洲因病返回赤穗，因此，拙斋之文延至宽政八年(1976)春天才寄出。此事前后原委，载于西山拙斋《重柬沧洲翁一文》。[17]
但大势难抗，诚如本文前述表一所列举的，为数不少的地方藩校亦起而效法，异学之徒似乎被逼往衰微一途。然随着文化四年(1807)柴野栗山；文化十年(1813)尾藤二洲；文化十四年(1817)古贺精里三博士相继谢世，幕府则因文化年间(1804～1817)以后，内政外交相交迫之故，本已无有余裕再干涉学问，何况幕府权威亦渐告陵迟，法令无力贯彻，当然，幕府当局也感到弹压之不可行。譬如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藩校，从头至尾一贯维持着异学传统，其中又可分为：一、兼宗仁斋、徂徕的折衷学派。二、宗仁斋的折衷学派。三、宗徂徕的折衷学派。四、宗古学派的折衷学派。五、折衷仁斋、徂徕二子学。六、始终为仁斋学派。七、始终为徂徕学派。八、始终为折衷学派。九、中途导入水户学派(请参考表三)。于是，幕府的异学弹压手段乃逐渐弛缓，异学各派的势力在文化年间(1804～1817)以后遂又渐次抬头。
除了始终保持异学传统的地方藩校，多数以采折衷学的措施来因应执政当局的异学禁令之外，再次抬头的异学各派，也不再专主自己学派的学问主张来对抗当局，反将学问重点转为诗文的磨练，使各学派间不再如从前一样壁垒分明。所以自天保年间(1830～1843)以降至幕末的江户儒学界，各学派不再是干戈相见的杀伐局面，异学也不再遭受弹压罢黜，那是一个紧张消解的环境。实际上，继第七代大学头林锦峰之后，从岩村藩过继给林家当养子的林述斋，于宽政五年(1793)成为大学头以来，向来被视为是林家朱子学的中兴人物，但其学并非纯然的林家朱子学。因为根据《续近世先哲业谈》的记载[18]，林述斋长久以来即习汉唐训诂学，也不排斥宋学，而且还师事涩井太室。盖涩井太室初学于林凤冈，后则师事日本最早刊刻《诗经》、《周易》古注本的折衷学大家井上兰台。井上兰台虽属林凤冈门下，却唱折衷，不墨守宋学，亦从古注。由此可见“异学之禁”实施后的昌平黉大学头林述斋，基本上也是倾向折衷的为学态度。所以林述斋门下会有考证学大家松崎慊堂、阳明学大家佐藤一斋等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保十二年(1841)林述斋殁，佐藤一斋成为儒官后，便已遭到“阳朱阴王”之谤议，而佐藤门下确实也是阳明学人才辈出。后嘉永三年(1850)佐藤一斋弟子安积艮斋成为儒官以来，其所倡导的朱子学，是不拘泥于某一学派，近似折衷学派的朱子学。到了佐藤一斋的女婿河田迪斋成为儒官，更是折衷诸家，不泥于章句，文推欧、曾。幕府官学渐趋折衷的情形，又可由文久二年(1862)，属纯粹折衷学派的“异学五鬼”首魁龟田鹏斋之子龟田绫濑门下弟子芳野金陵被举为儒官；和学风被评道：“先生之学，经经纬史，以为实用，蕴为德义，发为文章，其治经不墨守宋学，原诸汉注，参诸唐疏，必得其是而后止矣。然不屑屑乎训诂，不胶胶乎众说，要以经解经，平易的当，不失经旨”[19]的考证学大家松崎慊堂之弟子盐谷宕阴也被举为儒官时，尤其明显。更甚者，同于文久二年，学问源自徂徕古文辞学，古色苍然的折衷考证派大家安井息轩，竟然以一介古学学者身分，被任命为官方朱子学总部——昌平黉学问所——的儒官，此事可说是史无前例。
由此看来，宽政“异学之禁”的结果，其实是让学术更往相互融合的途径上发展。盖自宽政(1789～1800)以来，随着各地方藩校的兴设，学问普及全国以后，学术、人才不再局限于江户、京都、大阪，何况“异学之禁”施行后，地方学问研究反倒比中央自由，所以在林家衰颓，不得不另外延揽人才时，地方反而人才辈出。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江户儒学的性质也有所转变。譬如较之先前的朱子学派，或是古学派之有志于政治方面的实践，尔后出现的折衷学派或考证学派，则是自政界全身而退，以追求确实性的知识，修得各领域的专门学问为研究主旨。因此，学术立场也就由向来把握学派固有传统、或致力自家学派之开展的纵向发展，转而成为从当时学术界里同质性、同时性的学问中，撷取出良善之物的横向发展。此种学术立场的转变，町田师以为这是：“在短短两百多年间，为因应朱子学、阳明学、汉唐注疏学、清朝考证学等接踵而至的学术泛滥状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也因此形成了不拘传统或学派，择善为是的学术研究视点”。[20]笔者以为这也可能是因为彼时适值国学、洋学兴起，狭隘的单派朱子学或恐难抗时运之故。
四、安井息轩的生平及著述
有关安井息轩的生平概况，笔者今参考若山甲藏《安井息轩先生》一书中的〈年所概观〉、黑江一郎著《安井息轩》中的〈安井息轩年谱〉，以及川田瓮江所著〈息轩安井先生碑铭〉、安井息轩〈自述年谱〉，摘要记录如下。
宽政十一年(1799)元旦，息轩诞生于饫肥藩领宫崎郡南清武村的徂徕派学者安井沧洲家。
文化十年(1813)十五岁，父安井沧州任饫肥藩藩校教授。
文政三年(1820)二十二岁，十月，入大阪昌平派朱子学者筱崎筱竹门学。
文政七年(1824)二十六岁，七月，至江户，入古贺精里三子古贺侗庵门，受侗庵推荐而得以入昌平黉。
文政九年(1826)二十八岁，四月，自古贺侗庵塾休学，五月，谒见考证学大家松崎慊堂，八月，入慊堂之门。
文政十年(1827)二十九岁，四月，自松崎慊堂塾休学，五月，随藩主返饫肥，与川添佐代结婚。
天保二年(1831)三十三岁，三月，藩校“振德堂”落成，初夏，其父沧洲为“振德堂”之总裁，息轩则为助教，安井家由清武移住饫肥。息轩受命巡游九州，期间所见所闻，撰成《观风抄》一书。
天保四年(1833)三十五岁，成为藩主的侍读，三月，随藩主上江户。
天保五年(1834)三十六岁，四月，随藩主归还饫肥，续任“振德堂”助教。
天保六年(1835)三十七岁，闰七月，父沧洲殁，享年六十九岁。
天保七年(1836)三十八岁，十月，复至江户，并在京都滞留三十天。
天保八年(1837)三十九岁，四月，访松崎慊堂。五月，再次入昌平黉。六月，次女美保予以六岁之龄早夭。
天保九年(1838)四十岁，三月，返回故里，决心移住江户。六月，偕同妻子前往江户。八月，抵达江户，落脚于千驮谷邸。十二月，移居五番町。
天保十二年(1841)四十三岁，九月，“三计塾”开设。
文久二年(1862)六十四岁，正月，夫人佐代子殁，享年五十一岁。七月，赐谒将军家茂。十二月，与盐谷宕阴、芳野金陵同被拔擢为昌平黉教授。
父沧洲之殁，女美保子之丧，皆使息轩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打击，继而又因筑堤事件与藩政当局意见不合，复加乡里缺乏师友可以相互切磋，此种种因素，遂使息轩萌生移住江户之决心。即便息轩早已清楚当时昌平黉林家早无人才可言，而且学制业已紊乱，却宁愿冒着生活贫困不济之虞，也不愿于地方无所精进而腐朽以终，于是毅然举家迁移江户。然而丧亲之痛、未能见谅于上的旧创尚未平复，上京已过三年却仍为生活愁累。因此，息轩乃斩断对饫肥的思乡之情，一心冀望伸足于学界，勉学孜孜不倦。也就在上京后第四年开始，息轩的研究著作陆续完稿问世。以下也将息轩的著作，以年表的方式加以排列。
天保十三年(1842)四十四岁，八月，撰写《读书余适》。
天保十四年(1843)四十五岁，七月，开始于江户藩邸讲读《论语》。
弘化元年(1844)四十六岁，十一月，开始于邸内讲释《论语》。
弘化四年(1847)四十九岁，着手写《续读书余适》。
嘉永二年(1849)五十一岁，《书说摘要》大致脱稿。
嘉永六年(1853)五十五岁，撰写《靖海问答》、《料夷问答》、《外寇问答》、《军政或问》等一连串针对时局，强调宜加强海防的策论文章。
安政元年(1854)五十六岁，著《虾夷论》，主张开发北海道。
安政六年(1859)六十一岁，春，撰写《故旧过访录》、《游从及门录》。三月，《睡余漫笔》起稿。
文久三年(1863)六十五岁，三月，以《靖寇愚案》为始，尔后如〈上明山公书〉、〈与崛士逊书〉、〈西钤要录序〉、〈题丰公裂册图〉、〈拟移诸侯饬戎备檄〉等一系列攘夷诸文陆续完成。
元治元年(1864)六十六岁，二月，《管子纂诂》刊行。
庆应二年(1866)六十八岁，四月，《管子纂诂考讹》成书。十月，托中村敬宇将《管子纂诂》携至中国，欲请中国学者代为作序。
庆应三年(1867)六十九岁，春，应宝时为《管子纂诂》作序。
明治元年(1868)七十岁，三月，参订《战国策补正》。四月，参订再稿本《书说摘要》。五月，再稿本《书说摘要》脱稿，《寝觉之友》成书。九月，开始誊写《左传辑释》、《论语集说》。
明治二年(1869)七十一岁，六月，一个月讲授六次《贞观政要》。
明治三年(1870)七十二岁，正月，应宝时《管子纂诂》之序文带至。十月，改订版《管子纂诂》、以及《左传辑释》成书。
明治四年(1871)七十三岁，《左传辑释》付刻，应宝时、邱浚恪为《左传辑释》所撰的序文亦送至。
明治五年(1872)七十四岁，八月，《论语集说》全书刻成。
明治八年(1875)七十七岁，《睡余漫笔》起稿。
移住江户后所撰述的诸著作，多在明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息轩殁后，陆续问世。今亦将其出版情形，依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明治九年(1875)十二月，平部峤南写成《息轩先生行述》。
明治十一年(1878)八月，《息轩遗稿》出版。九月，川田刚写成《安井先生墓铭》。
明治十六年(1883)十月，石川本《左传辑释》出版。
明治三十年(1897)十一月，《游从过访录》出版。
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一月，《读书余适》、《睡余漫稿》出版。
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成章堂本《救急或问》出版。
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二月，丛书《汉文大系》编辑服部宇之吉，将《论语集说》、《孟子定本》、《大学说》、《中庸说》四书编为一册，作为《汉文大系》第一卷出版。
大正四年(1915)一月，《汉文大系》本《战国策补正》出版。
大正五年(1916)二月， 《汉文大系》本《管子纂诂》出版。
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外孙安井小太郎将自己退官论文集的出版，代之以《北潜日抄》。十月，《崇文丛书》本《书说摘要》出版。
昭和三年(1928)九月，《日本儒林丛书》本《上明山公书》出版。同此前后，《日本儒林丛书》本《睡余漫笔》、《辨妄》出版。
昭和七年(1932)一月，《崇文丛书》本《毛诗辑疏》开始出版。
昭和八年(1933)四月，《毛诗辑疏》出版完成。
五、安井息轩之学
(一)家学渊源
息轩曾自述道：自幼从其父沧洲始学句读以来，除常精读汉注唐疏以外，亦接受不偏一党一派的为学观之指导。而自其父相传的研究方针，使得息轩终其一生，在学问研究上，广泛涉猎群经，致力于汉注唐疏，选择取舍众说，是则是，非则非，考据精核，故能屡发前人之所未见。而于〈答某生论濮议书〉中则说：“年十五六，从先君子讲求《四书》，便已有疑于洛、闽，因举数条而质之，先君子曰，圣人道大，当时亲炙其门者，虽七十子之贤，仅得其偏，固非一家之说所能尽也。乃遍取汉、唐诸家及我伊、物诸先生之书读之，恍然如有所得焉者，于是益推而广之，以庶几逢其源，然恐其泛而无统也，必折衷于经，恐其偏而陷僻也，必博证而深究之”。[21]
文化元年(1804)三月，息轩之父安井沧洲(1767～1835)，以三十八岁之龄，成为江户勤务，余暇之时，曾质疑义于当时以古注学闻名的古屋昔阳(1734～1806)。返回饫肥途中，曾顺道至京都，受教于皆川淇园(1734～1807)。古屋昔阳乃肥后(今熊本县)人，名鬲，字公款，通称十二郎，号昔阳、紫阳。熊本藩儒古屋爱日斋之弟。师事秋山玉山修徂徕古文辞学，后出江户，以讲学为业。其学主古注学，不取六朝以下之经解，奉守徂徕学风。至于皆川淇园则认为：读书作文之要诀在于明字义，故乃潜其思虑于字画中，广泛类集古人用字之例，取之于象形，求之于声音，始知名物之义生自声音，又悟此乃基于声音之易，于是订定音记象式之法。自此志于著述，推字义而明晰文理，依章句次第推究意思，以探作者之本旨。注释《易》、《诗》、《书》、《仪礼》、《春秋》、《论语》、《孟子》等各书，遂成一家之学。
而无论是古屋昔阳，或是皆川淇园，基本上皆是属于古学派的儒者，即便皆川淇园反对徂徕学，然其学问毕竟也是在古文辞学的基础上，往汉语文理字义的路上穷究。安井沧洲既然受教于此二人，则其学当然应该也是隶属于古学一派，而且还是古学派发展到后来的古注学。由此看来，息轩被称为是古学派中的古注学之儒者，与其家学渊源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师承关系
除了父亲沧洲以外，息轩之师尚有筱崎小竹、古贺侗庵、松崎慊堂三人。与筱崎小竹的师生之名，仅止于名义上，人古贺侗庵之门，则是为了方便入昌平黉学寮，在侗庵门下的一年十个月，是息轩首次留学江户。而让息轩心服并仰仗的师表，是松崎慊堂。
松崎慊堂(1771～1844)，肥后(今熊本县)益城郡木仓村人，名复、密，字名复、退堂，通称退藏，号慊堂、益城。文化年间，世称林述斋(熊藏)、佐藤一斋(舍藏)、松崎慊堂(退藏)、平井澹所(直藏)、葛西因是(健藏)五人为“文化五藏”。慊堂生于农家，有志于儒，入林信敬之门，学于昌平黉。至林述斋嗣大学头之职时，乃与佐藤一斋共学于述斋门下，学问益进。当时学界称道：文章方面西有山阳，东有一斋；若就学问上而言，理学属一斋，古学属慊堂。[22]所以佐藤一斋与松崎慊堂可说是林述斋门下的同门双璧。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本文第三节中所说的，因为林述斋并不是一个墨守宋学之人，所以门下才容得下佐藤一斋、松崎慊堂等人。反过来说：能在林述斋门下从事异学研究的松崎慊堂，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排斥朱子学。又从其还能与佐藤一斋成为亲密学友昏来，可见慊堂也不是一排斥阳明学的狭隘考证学家。盖慊堂初从林述斋修朱子学，及与狩谷掖斋、市野迷庵、山梨稻川等考证学家相交，学乃转为汉唐注疏，遂以考证折衷自成一家，被称为日本汉唐学之祖。其学问广博，及于《说文》、石经之学，最大的业绩乃是在“吾欲令学者专玩经文，存其大体，三千一艺，多闻阙疑，庶乎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者，可以几也。迺把《开成石经》，益以孟子大戴记，考订以授梓”[23]的动机下，缩刻《开成石经》一事，亦即《缩刻十二经》，于天保十五年(1844)刊行，日本石经的研究实始于松崎慊堂。石经拓本今存于东京静嘉堂文库。
息轩由文政九年(1826)八月入门，到文政十年(1827)四月退塾，学于松崎慊堂门下的时间虽然为期不到一年，但是自慊堂之处习得的考证学派逐字逐句的汉唐注疏学法，却奠定了其后学问的根本方向与为学的方法态度。而即便是本节先前所提及的止于名义上的老师筱崎小竹自身，也是初从其父筱崎三岛修徂徕学，后方转为朱子学。故纵使是仅止于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又岂能无所交涉，设若有所交涉，或恐仍与古学派有所关联。而古贺侗庵虽从其父古贺精里，学宗朱子，然侗庵却通诸子百家。故虽说是想援侗庵以入昌平黉，但儒官并非只有侗庵一人，何以独选侗庵?笔者以为息轩所考虑的，或恐正是此“通诸子百家”这点，恰与息轩承自其父沧洲所谓不偏一家之学的为学观相符合之故。
(三)友人门弟评息轩的经学、文章
息轩的至交羽仓简堂(1790～1863)，在针对盐谷宕阴、藤森天山、芳野金陵、安井息轩等人所作的人物评论中说：“宕阴是硕儒且工于文章，而弘庵是策士，以经济见长。息轩乃兼是两者，而两者皆似少逊。然息轩之学根于六经，而言行沈实，虽居危邦，可以免祸。弘庵慷慨喜论事而率易，不如金陵之温醇寡言。”羽仓简堂的“根于六经”一语，明白道出息轩学问之根源。
另一位与息轩相交甚亲的川田瓮江(1830～1896)在〈安井息轩先生碑铭〉中说：“议论文章，最醇且正，……先生笃信好古，钻研经史，尤用力于汉唐之注疏，参以众说，能发先儒所未发。为文取法唐宋，上溯秦汉，古色苍然”。[24]而川田瓮江在其评定日本近世诸大家之文的〈近世名家文评〉中，也仍是以“取法唐宋，上溯秦汉，古色苍然”[25]来为息轩之文做一评价。川田瓮江对息轩学风做如此简明的评断，可说是很符合息轩身为古学派学者的身分。
就息轩的经学学风，馆森袖海继而评论道：“少壮力学，自首不懈，其治经，博采群籍，尤精意于郑学，参以清儒考证之说，穷源探赜，至豁然而贯通乃止。……盖治经集诸家之蕴，折衷同异，使学者循斯途而进，岂非得心之度者”。既是深交又同是昌平黉儒官的芳野金陵，在《息轩遗稿》一书的〈息轩遗文序〉一文中则说：“亡友安井君仲平，志气雄骜，学宗汉唐，而簸扬淘汰，毫不偏倚，必归之至当，以阐明斯道，振作斯文为己任。已丰乎学，而又赡乎文，世之所以推重为泰斗也。……安君之文，隽伟雄健，类其为人。而至秀色格苍者，直逼西汉，所谓绷于内，而发于外，学与文一而非二，予于安君乎见之”。
学于佐藤一斋、安积艮斋门下的昌平黉生徒三岛中洲，在评息轩之文风时更具体的说：“句法之妙，如读朱竹垞(清朝经学家朱彝尊)之文”。将息轩比之于中国方面的学者。服部爱轩于《读息轩遗稿》一文中则说：“其〈性论〉、〈鬼神论〉诸篇，雄浑苍老，醇乎而醇者，与韩愈氏骈驰而直可摩孟、荀之垒”。由此二人之评语，不难想像息轩古文与考证之功力。无怪乎石川鸿斋为《左传辑释》作序文时要说：“余，数国朝文人，三百年间独推仲平”。
安政六年(1839)入息轩之门，尔后活跃于明治军坛的代表性门人谷干城，在〈隈山诒谋录〉中就说自己之所以入息轩之门是因为：“有儒者安井仲平，其人刚直而自信厚，绝不出入显贵之门，曾有被召之事亦不来，闻学识皆在当时诸儒之上，然不信程朱之学，虽专主汉注唐疏，又敢不泥于古说，自为一家之学，遂决意入安井之门”。待其入息轩门，果然发现“凡先生之讲经，主勉得经文之意，恶以己之议论付会经文。如朱子之经解，若已以程朱一己之见识疏解经文，则其徒往往有信注轻经之弊，先生专主平稳解经文，不敢牵强经文向自己之意”[20]由此可见息轩公正客观之为学态度。实际上，“三计塾”二楼张贴有(斑竹山房学规)，其中第二条就写道：“不好株守一家之说，然诸家之说皆依附于圣经，导人于善道，故新古之学风，各任其所好。”[27](原日文)
(四)中国学者评息轩
中国学者对息轩学风文章的评断，基本上可分成两类：一是人未到日本，却被托付为息轩之书作序，在阅读其作品后，对息轩的学问下一客观论断，如应宝时、邱浚恪；另一类是在中国早已耳闻息轩之名，至其亲临日本，接触过幕末日本学界，或拜读过息轩之著作后，而对息轩学术表示钦佩，如何如璋以及黄遵宪。
清朝江苏按察使应宝时，清同治五年(1866)受中村敬宇之托为安井息轩《管子纂诂》作序，同治六年(1867)春，应宝时在其所作的〈管子纂诂序〉中说：“世有读仲平之注，平心和气，缕举众说，互相印证，而以讲求文字者，讲求典章制度，礼乐韬钤，政刑法律，而删其繁芜，撷其菁华，经之以经，纬之以孔孟之训，其有裨于世，讵浅鲜乎”。[28]应宝时的评论，成为后来日人评定息轩学问的根据。又根据序文中应宝时的意见所修改的改订版《管子纂诂》，则于明治三年(1870)十月，重新付刻。明治四年(1871)《左传辑释》付刻，应宝时再次和邱浚恪为此书作序称赞。邱浚恪于〈左传辑释序〉文中说道：“贯串全经，实有心得，窥文章之微奥，寻笔削之指归，萃诸子百家之说，断以独见。意深显，言简赅，使读者触目警心，了如指掌”。[29]邱浚恪的评语说明了息轩解经之精准。
明治九年(1876)清朝钦差大臣何如璋，以全权公使赴日，到任后阅读了息轩的著作，惊其学问赅博而称赞道：“经术文章日本第一”。[30]与何如璋一起赴日的全权公使随员黄遵宪，是明治以降首位详细介绍日本学界的中国学人，其于〈日本之汉学者〉中，就日本汉学各举其代表学派时说道：“更有古学家，专治汉唐注疏，共六十人。尤者日细井德民、中井积德、藤田一正……安井衡(息轩)、盐谷世弘(宕阴)……说经之书，自《七经孟子考文》外，有《论语解》、《四书古义》、《论语徵》……《论语辑说》、《左传辑释》、《善身堂一家言》。备志之，以劝好学。”在〈日本汉学者之文章〉中又说：“物茂卿之《徂徕集》，赖子成之《山阳文诗》，国人无不知其名，三百年来，古文家之领袖也。以余所见：盐谷世弘、安井衡、斋藤谦、古贺朴，实卓然能成一家言。”[31]也就是说：无论经术或文章，安井息轩皆足以与各大家并提，堪称为日本方面的代表。之外，在《读书余适》一书〈序〉文里，更是感叹地说：“余未渡东海，既闻安井息轩先生之名，逮来江户，则先生殁既二年也，未及相见。余，读其著，体大思精，殊有我朝诸老之风，信为日本第一之儒者，物茂卿、赖子成之辈，恐不足比数。”
六、结语——安井息轩在江户儒学史上之地位
内藤湖南于〈先哲の学问〉一文中曾说安井息轩是：“德川时代最后的学者。”[32]久保天随则说：“有盐谷宕阴、安井息轩二人，俱出自慊堂门，为圣堂最后的大儒，学识高一世，灵光巍然长存。”[33]之所以有德川时代最后的学者，或昌平黉最后的大儒等评价，笔者以为其理由根据如下。
盖息轩承继了宽文年间以来的古学传统，潜心于经典研究。继而结合古学发展至当时的时代性，亦即加进了从慊堂处学来的考证校勘。其具体成果便是除了一系列经学研究著作，如《周礼补疏》十一卷、《毛诗辑疏》十二卷、《左传辑释》二十五卷、《论语集说》六卷、《孟子定本》十四卷、《大学说》一卷、《中庸说》一卷的刊行问世以外，另一项伟业，便是协助松崎慊堂考证校勘《开成石经》及定本，缩刻十二经。[34]
而在穷经之外，息轩亦讲治术。被息轩托付为“三计塾”最后一任学头的仓田幽谷，在其〈息轩安井先生行述逸事〉中就说到：“先生于九数，无所不通，由善心计，不操牙筹，而分毫皆得。曾日：‘凡经国行军，君子所当有事，而二者皆不得不由九数。近世经济自许者，多不解二五为十，曷其迂也。夫子之门，躬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九数实居其一，由是观之，古之为学可知也。降至汉唐，亦未尝闻有摈九数而弗学者。若夫有之，盖自宋儒始。且性命之论愈高，而疏于经世安民之术。理气之辨愈妙，而阔于世道人心之变，此宋学之尤害乎道者，与晋世竞尚清虚，遂速乱阶者，相去特一间也。宋儒于圣门学术之要，摈而不讲者，岂独九数而已哉’。”[35]
实际上，我们由息轩在对《管子》持续进行校订补正、考据训诂后，而有《管子纂诂》、《管子纂诂考讹》、《管子纂诂补正》一系列作品问世看来，息轩确实也由此过程中，完成其经术合一的为学观。在《管子纂诂》一书的自序中，息轩便说：“史卷亦称，其论卑而易行，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验之其书，其所言，即其所行也。方今洋夷猖獗，海内多事，择其法而施之，必有能因祸而为福者矣。”而饫肥藩确实也因此而使其俸禄增达五万石，挤进战时可握有领兵权的大名之列，免于受向来就与之不睦的萨摩藩(今鹿儿岛)领导，而这正是当初饫肥藩主使息轩研究《管子》的最主要目的。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结构不同，故对记载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礼制的经书，即使可以理解其重要性，但在本质上的理解仍是有限度的。加上日本长久以来，基本上是以武士为其政治阶层的主要成员，并没有以经书为中心的拔擢官吏之科举制度，所以对经书不像中国那般执著。反而是在子书方面，意外地有优秀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地方藩上，子书更具体地提供了重整财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有效方案。前者的代表书便是《管子》和《盐铁论》；后者则是讲究“信赏必罚”“刑名参同”的《韩非子》，或是讲作战谋略的《孙子》。所以在幕末到维新的乱世里，为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求足以治世的参考范本，息轩是将治国平天下的依据，由朱子的形而上《四书》学，转进讲究策术实用的先秦诸子典籍中，故有《管子纂诂》这样杰出的子书考证作品问世。在此顺便一提的是，同样收录在《汉文大系》第八卷，太田方的二十卷《韩非子翼毳》，也是对应时代变化、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日本儒者之优秀子书研究作品。在宽政异学禁令下，未受到执政体制给予公平正当评价的韩非，彷佛就如同受到排挤的异学学者。所以津田凤卿在《韩非子解诂》中要强调韩非“功不在不害之下”；[36]蒲坂圆在《定本韩非子纂闻》里要说：“公子之言，救时病之药石哉”[37]，还在《增读韩非子》一书的题辞中说：“念诸子中，唯韩非书最切世用，能明事情”。[38]太田方就干脆一吐未见容于世的怨气，说：“以为妨于仁义而害于诗书，故鲜有敢为之注解焉者矣”。[39]看来，在幕末动乱不已的时局里，像《韩非子》这样的子书，不但提供了具体的经世之术，恐怕还是不少异学者的精神支柱。[40]
而息轩此种老儒忧国的热情，我们还可以由其一连串讲海防以安内、攘夷以保国的诸进策中，如《靖海问答》、《料夷问答》、《外寇问答》、《军政或问》、《海防私议》、《上明山公书》等，得到证明。
在幕末如阳明学派、水户学派儒者，或以佐幕或以勤王的具体行动，来展现其身为儒者的爱国情操，甚或盲目崇洋之际，息轩则以一介老儒对学问有为有守的学问道德操守，研究《圣经》著有《辨妄》一书，指出其偏狭之弊以外，还提醒世人其未必适用东方社会。此种力守儒者本分的姿态，尚可由其虽明知幕府之无能，但因其毕竟身为昌平黉儒官，故仍主张佐幕的忠君爱国之情看出，而息轩的此种情绪，在《北潜日抄》一书中显露无遗。
又随着弘化(1844～1847)、嘉永(1848～1853)年间洋学渐次抬头，到泰西学术大量输入，传统儒学一路衰颓，复加王政维新后，世风喜新厌旧，学者亦多鼓吹洋学，排斥传统儒学。在儒者被认为跟不上时代，狡兔死走狗烹的年代里，愤而投海的儒者，盖属极端，然随着时势推移，耆宿也逐渐凋落。如经万延(1860)、文久(1861～1863)、元治(1864)、庆应(1865～1867)年间到明治元年，安积艮斋、藤森天山、大桥讷庵、广濑旭庄、丰田天功、佐久间象山、斋藤拙堂、高岛秋帆、海保鱼村、盐谷宕阴、草场佩川、森田节斋等名儒相继过世，儒坛甚感寂寥。作为仅存的硕儒之一，息轩于振兴斯学，虽未见有何重大成绩，然于理解西洋文明的同时，还能坚持儒家精神，譬如坚信儒学根源仍在中国。故当元治本《管子纂诂》刊行后，庆应二年(1866)还托留学英国途中路经中国的中村敬宇，请中国学者为其作序，即便其当时在日本已是一代表性大儒。
由上述各项原由看来，笔者以为称安井息轩为江户时代儒学之殿军亦无不可。无怪乎当明治四十二年(1909)，丛书《汉文大系》(服部宇之吉本著)：一、有系统性地介绍中国古典中的代表作、及广为人知的精审性原注；二、融进幕末到明治日本邦儒的优秀成绩以介绍给日本国人这两项目的而来编辑丛书《汉文大系》时，第一卷《四书》所收的，就都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孟子定本》、《大学说》、《中庸说》。当然，就诚如服部宇之吉在此书(解题>，以及长泽规矩也在(补注)中所说：由于息轩一贯在不拘古注或新注，为善是从的公正态度上，还加进了清朝考证学的研究成果，精审考证、谨慎论断，除了便利学徒使用之外，还有彰显邦儒的寓意在内。而安井息轩恰是幕末到明治，日本儒者的第一代表人选。
对息轩一生的为人处世、学问之描述，堪称贴切中肯的，当推“三计塾”的塾生龟谷省轩。龟谷省轩在《省轩诗稿>中对其师安井息轩评道：“研钻经子，著作蔚然，世人推为泰斗，吾亦执贽，添其知遇，初仕幕府为儒官，又擢县令，革新后，抱黍离之感，杜门不出”。[41】本文最后，笔者也以龟谷省轩题为〈安井息轩〉之诗，[42]来作为本论文的结语。
经义探渊赜，声望压儒林，文章谢绚烂，气格自萧森，劲节凌风霜，凛凛岁寒心。
附录：
表一
一、为昌平学派所统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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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被统一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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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藩养贤堂 ┃元文元年(1736) ┃文化七年(1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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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泽藩兴让馆 ┃元禄十年(1697) ┃文政以后(1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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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津藩日新馆 ┃宽永年间(1624～1643) ┃文化七年(1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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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藩佑贤堂 ┃宝历年间(1751～1763) ┃文政(1818～1829)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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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藩广德馆 ┃安永二年(1773) ┃宽政三年(1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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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母藩崇化馆 ┃天明七年(1787) ┃天保(1830～1843)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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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和岛藩明伦馆 ┃宽延元年(1748) ┃宽政五年(1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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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江藩育英馆 ┃天明(1781～1788)年中 ┃宽政八年(1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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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朱子学派所统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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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被统一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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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田藩沼田学舍 ┃宽保二年(1742) ┃宽政(1789～1800)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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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冈藩迈训堂 ┃元禄(1688～1703)年间 ┃文政(1818～1829)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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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山藩学习馆 ┃正德三年(1713) ┃宽政三年(1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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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取藩尚德馆 ┃宝历六年(1756) ┃安政元年(1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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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守藩追琢舍 ┃延宝七年(1679) ┃元治元年(1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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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山藩鸣凤馆 ┃天明五年(1785) ┃嘉永五年(1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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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藩明伦馆 ┃享保四年(1719) ┃嘉永二年(18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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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藩育英馆 ┃天明七年(1787) ┃弘化(1844～1847)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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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藩明伦馆 ┃延享四年(1747) ┃宽政九年(1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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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藩稽古馆 ┃安永四年(1775) ┃宽政(1789～1800)初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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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藩时习馆 ┃宝历五年(1755) ┃享和(1801～1803)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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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士藩温知馆 ┃宝历十二年(1762) ┃天保(1830～1843)年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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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藩修道馆 ┃享保十一年(1726) ┃天保(1830～1843)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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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为宗朱子学的折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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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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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桥藩时习馆 ┃宝历二年(1752) ┃文化(1804～1817)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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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为朱子学，尔后允许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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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允许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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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歌山藩学习馆 ┃正德三年(1713) ┃天保十四年(1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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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一、初奉古学后改为昌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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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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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前藩稽古馆 ┃宽政八年(1796) ┃文化七年(1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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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奉仁斋学后改为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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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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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野藩丽泽馆 ┃文化十三年(1816) ┃安政二年(1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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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津藩进修馆★ ┃宽政二年(1790) ┃宽政八年(1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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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奉仁斋学后改为昌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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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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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知山藩惇明馆 ┃文化六年(1809) ┃文政三年(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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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奉徂徕学后改为昌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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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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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藩明教馆 ┃文化二年(1805) ┃文政十一年(1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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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初奉徂徕学后改为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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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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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须贺藩修道馆 ┃文化八年(1811) ┃文化年间(1804～1817)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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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根藩弘道馆★ ┃宽政十一年(1799) ┃天保元年(1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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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府藩敬业馆 ┃宽政四年(1792) ┃弘化(1844～1847)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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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初奉仁斋、徂徕学后改为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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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始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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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国藩养老馆 ┃弘化三年(1846) ┃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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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初奉古注学后改为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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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始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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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山藩明新馆 ┃文化六年(1809) ┃天保(1830～1843)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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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初奉折衷学后改为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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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始年代 ┃ 改变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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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所藩遵义堂★ ┃文化(1804～1817)初年 ┃不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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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符号者。表示其改变仅止于名义上。
表三
一、兼宗仁斋、徂徕的折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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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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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藩明德馆 ┃宽政元年(1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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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仁斋的折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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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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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河藩盈科堂 ┃享保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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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槻藩箐莪堂 ┃宽政年间(1789～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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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徂徕的折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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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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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岛藩长善馆 ┃享和三年(1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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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藩进德馆 ┃万延元年(1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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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户藩维新馆 ┃安永八年(1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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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村藩五教馆 ┃宽文十年(1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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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杵藩集成馆 ┃天保十三年(1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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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古学派的折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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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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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津藩明亲馆 ┃文化(1804～1817)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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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部藩教先馆 ┃文化(1804～1817)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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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折衷仁斋、徂徕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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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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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冈藩崇德馆 ┃文化五年(1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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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石藩弘道馆 ┃安永四年(17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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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藩国老上田氏乡校讲学所 ┃宝历年间(1751～1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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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始终为仁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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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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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藩文礼馆 ┃享保七年(1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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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藩藩学校 ┃明治二年(1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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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始终为徂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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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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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内藩致道馆 ┃文化九年(1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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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山藩养老馆 ┃宝历年间(1751～1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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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和田藩讲习堂 ┃嘉永五年(1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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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山藩造士馆 ┃享保年间(1716～1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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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崎藩正业馆 ┃明治二年(1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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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藩宪章馆 ┃文化四年(1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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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贺藩武雄乡校身教馆 ┃享保年间(1716～1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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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始终为折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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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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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宿藩教伦馆 ┃文政年中(1818～1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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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山藩长道馆 ┃安政四年(1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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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坂藩教伦社 ┃天明年间(1781～1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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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诸藩明伦堂 ┃享和二年(1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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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藩有造馆 ┃文政三年(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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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冈藩稽古堂 ┃天保四年(1833) ┃
┣━━━━━━━━╋━━━━━━━━━━━┫
┃赤穗藩博文馆 ┃宝永三年(1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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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月藩广业馆 ┃宽政八年(1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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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途导入水户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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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校名 ┃ 创设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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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间藩时习馆 ┃文化十四年(1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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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所谓田沼时代是指，江户时代中期，幕府重臣田沼意次，受到将军家重、家治宠幸。成为远江、相良的城主，1772年时登上老中之位以来，与其子田沼意知共执政权，奸佞擅权，贿赂横行，日本史上称为“田沼时代”。
[2] 先是天明八年(1788)松平定信登上辅助将军的老中职位前一年，亦即天明七年(1787)，柴野栗山被召为圣堂儒官，接着宽政元年(1789)是冈田寒泉，最后尾藤二洲于宽政三年(1791)，相继被幕府命为昌平黉学问所的儒官，以厘革学政，故人称“宽政三博士”。后冈田寒泉转任常陆代官，幕府遂于宽政八年(1796)由肥前召来古贺精里。因此，“宽政三博士”之称，或有以古贺精里代冈田寒泉之说。
[3] 〈徂徕先生学则〉七说：“故学宁为诸子百家曲艺之士，而不愿为道学先生”(收于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东京：凤出版，昭和46年11月重印本)，第四卷，页6～7)。
[4] 西山拙斋(题与赤松国鸾论学书后)中说：“甚矣夫仁斋徂徕之遗毒后昆也。盖自二氏之说眩人耳目，七八十年于今，本邦学风大变，异端竞起，皆遗实学而骛空文，驱功利而舍道德，于是浮靡轻薄驱扇为风．谨厚悫实断丧扫地矣。动辄骄傲自大，蔑视先修，以毁道学为卓见，以唱邪说为大业”(收于《日本儒林丛书》第三卷〈宽政异学禁关系文书〉，页12)。
[5] 有关朱子学才是正统之学的说法，可参考收于《日本儒林丛书》第三卷(宽政异学禁关系文书>中，赖山阳的〈学统论〉(页17～18)〈学统说送赤崎彦礼〉(页18～19)，以及冈定太郎〈答问愚言〉(页14～15)。
[6] 兵库县教育会编《兵库县教育史·汉学·乡学·私塾·寺小屋篇》(东京：第一书房，昭和56年2月重印本，页157)。
[7] 鹿儿岛县教育会编《萨藩士风沿革》(东京：日本警察新闻社出版部，明治42年10月再版，页92)。
[8] 文部省御藏版《日本教育史资料》(东京：富山房，明治37年1月再版)，卷四，页173。
[9] 详见德富猪一郎《赖山阳》(东京：民友社，大正15年12月三版)，页25。
[10] 《北越诗话》(东京：目黑甚七等印本，大正八年)，上卷，页190尾本龙渊〈亡友诗稿〉中说：“见石仲绿，始闻复古学，及读物子书，学大进矣。终因仲绿先容，见南郭先生，而问诗文云，始吾藩中。未知有古学，迨大夫(沟口轨景)崛起，诸子陆续唱古学，盖大夫之力也”。
[11] 文部省御藏版《日本教育史资料》(东京：富山房，明治36年12月再版)，卷二，页282。
[12] 有关新发田藩禁止异学之事，可参考藤井重雄〈异学の禁につぃこ〉一文。见《新泻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五卷二号，1963年3月。
[13] 所谓“宽政五鬼”指的是宽政二年(1790)“异学之禁”发令后，龟田鹏斋、山本北山、市川鹤鸣、丰岛丰洲、冢田大峰等五位异学代表者。
[14] 以教育幕臣为目的而创设的官学学问所，自宽政“异学之禁”实施，三博士登场以来，学风一改向来官学代表——林家——的博学学风，既以排斥他学派为主旨，还以被山崎暗斋学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做为昌平学问所的教育基本教材。由此看来，宽政年间(1789～1800)以后，于昌平学问所修学者，已与宽政以前的林家朱子学大异其趣，故笔者以为可称之为昌平学派。
[15] 收于《日本儒林丛书》第三卷〈宽政异学禁关系文书〉，页21～30。
[16] 同上，页1～4。
[17] 同上，页11～12。
[18] 松村操《续近世先哲丛谈》(东京：严严堂，明治15年6月)，卷上，页44载有“述斋一旦自谓，我久攻汉唐之学，训诂琐屑可厌，今将本宋说以成一家言，乃斟酌朱子八书训，又编著齐鲁韩诗说、经义丛说若干卷。当时述斋英气勃勃，不肯屈下人，独有涩井太世者，称林门高足，述斋一见心服，遂执贽师事之”。
[19] 见五弓久文《事实文编》正编(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44年7月)，第四卷，七十三，页173。
[20] 详见町田三郎〈井上哲次郎ノ—ト——汉学三部作を中心にて〉(收于《中村璋八博士古稀记念东洋学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1月)，页949～963)。
[21] 见安井氏藏版《息轩遗稿》(安井千菊印本，明治11年8月)卷二，页3。
[22] 见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东京：世界堂书店，昭和13年10月)，页188。
[23] 见盐谷世弘《松崎慊堂行述》(收于《事实文编)正编(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44年1月)，第三卷，五十七，页324)。
[24] 收于《事实文编》正编(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44年7月)第四卷。六十九，页72。
[25] 收于《日本儒林丛书》第三卷，页2。
[26] 收于岛内登志卫编《谷干城遗稿》(东京：靖献社，明治45年4月)。上，页27～28。
[27] 同注[26]，页52。
[28] 服部宇之吉编《汉文大系》(东京：富山房，大正5年2月)，卷二十一。
[29] 笔者于参考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由大阪前川善兵卫等，于明治八年八月印行的明治四年刊，彦根藩校藏版本《左传辑释》后，并未得见邱浚恪之序文，本论文所引邱浚恪序文，摘自黑江一郎《安井息轩》(宫崎：日向文库刊行会，昭和28年8月)，页44。
[30] 见佐藤双峰《双峰文集》。引自黑江一郎《安井息轩》(宫崎：日向文库刊行会，昭和28年8月)。
[31] 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台北：艺文印书馆，东洋文库111)，页41～42，45。
[32] 收于《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7月)，第九卷。页443。
[33] 见久保天随《近世儒学史》(东京：博文馆，明治40年11月)，页272。
[34] 平部峤南〈息轩安井先生行述〉中说：“慊堂语人曰，仲平古之人也。待之特渥，后慊堂考订石经，多询之先生”(收于《事实文编》正编，第四卷，六十九，页74)又根据《慊堂日历》(收于滨野知三郎等编《日本艺林丛书》(东京：凤出版，昭和47年11月)第十一、十二卷)的记载，即使在缩刻十二经于天保十五年(1844)刊行的前一年，息轩仍受慊堂之托，从事石经的校勘工作。如天保十四年十月四日条载道：“使文伟致《春秋经传》石本十五帖。缩刻本十五卷，古板本十五卷，同经校勘记全卷于安井氏”(页565)。
[35] 见仓田幽谷《抱朴园文存》(东京：斋木妙运堂，大正5年5月)，下。页42～43。
[36] 收于严灵峰编《无求备斋韩非子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卷四十三《韩非子解诂》〈韩子纲领〉，页43。
[37] 同注[36]，卷四十一，《定本韩非子纂闻》〈韩子总评〉，页43。
[38] 同注[36]，卷四十，《增读韩非子》〈增读韩非子题辞〉，页1。
[39] 见《汉文大系》(东京：富山房，明治44年6月)，卷八《韩非子翼毳》〈韩非子翼毳序〉，页3。
[40] 详见横山裕〈江户汉学にぉける《韩非子》の意义——诸注释书に现た《韩非子》观老通して〉(收于平成9年3月《哲学年报》第五十六辑)。有关江户时代日儒对《韩非子》的研究情形，可参考猪口笃志〈邦人の韩非子研究について〉(收于1963年《东洋研究》二·三合并号)；町田三郎〈二三の《韩非子》注について〉(收于1992年12月《九州大学川胜贤亮氏科研报告书》)。
[41] 见《省轩诗稿)(东京：江川八左卫门印本，明治36年11月)，卷二，页34。
[42] 同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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