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林语堂说，只要有一只壶，到哪儿都快乐。
一海之隔的台湾，
如何将茶发展为休闲文化与家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形成“承明继清”的台湾茶文化？
周渝用的茶器都很简单，“朴而不陋”，他认为茶器太复杂，喝茶的人就无法简单，精神上的负担就多，精神的空间就受到限制。
经周渝改造后的紫藤庐，除了木门与庭院还保留日式建筑的风格外，其余的一切都显得随意而本土：院内的三棵紫藤树野态十足，看上去已经分不清每一棵之间的界限；饲料斗里满布青苔；一层落地窗户全部可以打开连成没有间隔的开间；连随处可见的插花盆景，也会被任何一个经过的工作人员随手摆弄，时不时地就变换个样子。
紫藤庐展示的是周渝蕴含在茶道里的理念与态度：信奉自然，信仰沟通，物质在这里从来不是考虑要素。所以，院子里会用农村里常见的土瓮来养娇贵的花朵，但普通茶客手里端起的茶具却随随便便就是个价值不菲的古董。
在台湾茶界里，周渝如此与众不同，连同他的紫藤庐也完全无法单一归类，与其说它是一个茶室，它却处处充满艺术感；说它是一个政客们爱聚集的地方，但这里从来都是只谈风月，不谈风云。
紫藤庐其实更像是一个平台、一个交流场所，就像它还没成为“紫藤庐”之前的前身一样。
在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之前，周渝的父亲管这里叫“尊德性斋”。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
到了周渝手里，他接济各种有困难的艺术家，给他们买工具，也买他们的画让他们换盘缠，最惯常的手法，是以茶聚友，为他们提供聚会与栖身的场所。紫藤庐被台湾名家称为“艺术家的人民公社”，也是知名政客林浊水心中的“落魄者的栖身所”。
现在的紫藤庐依然承载着台湾文人那股内敛温和的气质，于茶、绿窗、铁壶中，透出一股大隐隐于市的清新与光华，最起码，它是那种美得让你难忘的茶馆，只需要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多留心一点，多注意一眼，然后顺着茶香，轻轻推开这道门……
台湾著名作家舒国治在其《台北小吃札记》中，对何健以及他的“冶堂”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老板何健，虽是资深茶人，却年轻时于古旧器物最多向往，中年以后，寻寻觅觅，选上了永康街这条僻巷，小院中水声淙淙，顶棚是紫藤的绿荫，逐步打理出这片茶文物空间。客人一进门，便可看到对联：‘好花未落如相待，佳客能来不费招。’冶堂便是这么有文人气的地方。
冶堂从外观上看，不过是极寻常的居民小院。大门口只有门牌号、无一块招牌。
淡淡的蓝色大门把永康街的市井喧嚣隔开，步入院内，绿意葳蕤。角落里停着一部老式自行车，后座驮着蓝色小箱子，上面白字写着“台湾铁路第十二文化工作队书箱”。推门而入，木桌竹椅，满架茶叶罐、紫砂壶、瓷杯子。
何健是台湾最早的紫砂壶研究者之一。“中国的瓷器虽然博大精深，尤其到了清代官窑，比较高贵、漂亮，可是总与人有距离；而紫砂不仅可以收藏，生活中也常用到的，比较有人情味。”
台湾人之所以对紫砂的追求如此强烈，从何健的这一段话或见些许端倪：
宜兴壶的使用是让人觉得温暖的，让人得到一些快乐和成就，一把新壶越用越漂亮，而且它是你的专属，那种感觉是宜兴紫砂壶最吸引人的地方。
当时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台北，大部分人到台北工作和求学，长时间离乡背井，对他们来讲，其实心里都有一份空虚感，这种空虚感通过茶、茶器的使用，得到了一定的慰藉，这也是后来宜兴紫砂在台湾可以卷起一个收藏风潮最重要原因。
解致璋曾设有“清香斋”茶屋与“清香书院”。目前从事台湾乌龙茶道的教学工作，著有《清香流动——品茶的游戏》一书。
她是台湾最早将环境与茶席结合起来的茶人，每年一次在户外园林的茶席都会成为当地茶人期待的盛会。
学美术出身的解致璋，1988年在台北开设“清香斋”茶屋，之后创办“清香书院”，邀请专家、教授、艺术家等广开人文、自然、生态等课程，解致璋许多年来所做的事，似乎都顺着一条“清香”的脉络在演进。
做“清香斋”，解致璋有她的执着，便是对好茶的要求。美的茶席、再精巧贵重的茶具、再好的风景，都应该衬托茶汤，令其表现出最好的状态。
她绝不用“市场茶” ，多年相熟的茶农， 每一季都会按照她的要求特别为“清香斋”制作上品乌龙。从茶菁的采摘、日光萎凋的工序，到做菁、炒菁、揉捻等等，每一步过程都马虎不得，全凭手工及经验。
那时解致璋的茶屋里95%的茶客是日本人，他们都是做足了功课来的，每一个人都要等解致璋忙完争相跟她说话，询问她该如何去泡茶。日本受台湾茶艺馆影响，很多地方兴起了一股喝乌龙茶的风潮，而且非常热。
除了一壶好茶，她也讲究品茶的环境，营造空间可以很丰富，整合成有情感的氛围。也能很简单，随着季节转换、当时的心情或来访客人的特质而布置。
“茶道，对我来说是生活的艺术，也是种自由的游戏。”解致璋说，茶道的真诚表现在茶汤的美味中，气韵生动的茶汤能安慰忙碌的心灵。茶道让人解除疲劳，让身心得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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