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林语堂说,只要有一只壶,到哪儿都快乐。
一海之隔的台湾,
如何将茶发展为休闲文化与家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形成“承明继清”的台湾茶文化?
周渝用的茶器都很简单,“朴而不陋”,他认为茶器太复杂,喝茶的人就无法简单,精神上的负担就多,精神的空间就受到限制。
经周渝改造后的紫藤庐,除了木门与庭院还保留日式建筑的风格外,其余的一切都显得随意而本土:院内的三棵紫藤树野态十足,看上去已经分不清每一棵之间的界限;饲料斗里满布青苔;一层落地窗户全部可以打开连成没有间隔的开间;连随处可见的插花盆景,也会被任何一个经过的工作人员随手摆弄,时不时地就变换个样子。
紫藤庐展示的是周渝蕴含在茶道里的理念与态度:信奉自然,信仰沟通,物质在这里从来不是考虑要素。所以,院子里会用农村里常见的土瓮来养娇贵的花朵,但普通茶客手里端起的茶具却随随便便就是个价值不菲的古董。
在台湾茶界里,周渝如此与众不同,连同他的紫藤庐也完全无法单一归类,与其说它是一个茶室,它却处处充满艺术感;说它是一个政客们爱聚集的地方,但这里从来都是只谈风月,不谈风云。
紫藤庐其实更像是一个平台、一个交流场所,就像它还没成为“紫藤庐”之前的前身一样。
在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之前,周渝的父亲管这里叫“尊德性斋”。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里是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
到了周渝手里,他接济各种有困难的艺术家,给他们买工具,也买他们的画让他们换盘缠,最惯常的手法,是以茶聚友,为他们提供聚会与栖身的场所。紫藤庐被台湾名家称为“艺术家的人民公社”,也是知名政客林浊水心中的“落魄者的栖身所”。
现在的紫藤庐依然承载着台湾文人那股内敛温和的气质,于茶、绿窗、铁壶中,透出一股大隐隐于市的清新与光华,最起码,它是那种美得让你难忘的茶馆,只需要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多留心一点,多注意一眼,然后顺着茶香,轻轻推开这道门……
台湾著名作家舒国治在其《台北小吃札记》中,对何健以及他的“冶堂”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老板何健,虽是资深茶人,却年轻时于古旧器物最多向往,中年以后,寻寻觅觅,选上了永康街这条僻巷,小院中水声淙淙,顶棚是紫藤的绿荫,逐步打理出这片茶文物空间。客人一进门,便可看到对联:‘好花未落如相待,佳客能来不费招。’冶堂便是这么有文人气的地方。
冶堂从外观上看,不过是极寻常的居民小院。大门口只有门牌号、无一块招牌。
淡淡的蓝色大门把永康街的市井喧嚣隔开,步入院内,绿意葳蕤。角落里停着一部老式自行车,后座驮着蓝色小箱子,上面白字写着“台湾铁路第十二文化工作队书箱”。推门而入,木桌竹椅,满架茶叶罐、紫砂壶、瓷杯子。
何健是台湾最早的紫砂壶研究者之一。“中国的瓷器虽然博大精深,尤其到了清代官窑,比较高贵、漂亮,可是总与人有距离;而紫砂不仅可以收藏,生活中也常用到的,比较有人情味。”
台湾人之所以对紫砂的追求如此强烈,从何健的这一段话或见些许端倪:
宜兴壶的使用是让人觉得温暖的,让人得到一些快乐和成就,一把新壶越用越漂亮,而且它是你的专属,那种感觉是宜兴紫砂壶最吸引人的地方。
当时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台北,大部分人到台北工作和求学,长时间离乡背井,对他们来讲,其实心里都有一份空虚感,这种空虚感通过茶、茶器的使用,得到了一定的慰藉,这也是后来宜兴紫砂在台湾可以卷起一个收藏风潮最重要原因。
解致璋曾设有“清香斋”茶屋与“清香书院”。目前从事台湾乌龙茶道的教学工作,著有《清香流动——品茶的游戏》一书。
她是台湾最早将环境与茶席结合起来的茶人,每年一次在户外园林的茶席都会成为当地茶人期待的盛会。
学美术出身的解致璋,1988年在台北开设“清香斋”茶屋,之后创办“清香书院”,邀请专家、教授、艺术家等广开人文、自然、生态等课程,解致璋许多年来所做的事,似乎都顺着一条“清香”的脉络在演进。
做“清香斋”,解致璋有她的执着,便是对好茶的要求。美的茶席、再精巧贵重的茶具、再好的风景,都应该衬托茶汤,令其表现出最好的状态。
她绝不用“市场茶” ,多年相熟的茶农, 每一季都会按照她的要求特别为“清香斋”制作上品乌龙。从茶菁的采摘、日光萎凋的工序,到做菁、炒菁、揉捻等等,每一步过程都马虎不得,全凭手工及经验。
那时解致璋的茶屋里95%的茶客是日本人,他们都是做足了功课来的,每一个人都要等解致璋忙完争相跟她说话,询问她该如何去泡茶。日本受台湾茶艺馆影响,很多地方兴起了一股喝乌龙茶的风潮,而且非常热。
除了一壶好茶,她也讲究品茶的环境,营造空间可以很丰富,整合成有情感的氛围。也能很简单,随着季节转换、当时的心情或来访客人的特质而布置。
“茶道,对我来说是生活的艺术,也是种自由的游戏。”解致璋说,茶道的真诚表现在茶汤的美味中,气韵生动的茶汤能安慰忙碌的心灵。茶道让人解除疲劳,让身心得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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