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问曰：越是富贵人，越喜厝棺不葬，彼意谓得力于远坟，姑厝新棺，或在野或在家，以为无碍，何如？
曰：毋论远近，只看头上一棺——不拘坟厝——最为紧要。如父母在，即看祖父母之停葬处，祖在则看曾祖之停葬处，依运断之。虽停棺在家，亦与坟厝同，察其祸福，如掌上观纹。世人每以近棺未葬，有吉有凶尽归之远坟，岂不大错？
五十二问曰：尝见淮水以北有筑围墙以葬坟者，其法何如？
曰：余亦曾见之。惜乎彼所用者俱是三合辅星之法。若依元空理气用之，其力亦不减于真结，此平阳权宜之计，如水乡平洋亦可用之。盖平阳平洋，无砂绕护，四望无收，择得高燥宽敞之地，立穴于中，去坟四五丈，筑墙齐肩，四面围之，隔却凶砂恶水，令坟上不见，开门于元运当令之方，照水口城门之例，亦能发福不替。
五十三问曰：坟地既可筑围，则建楼阁屋宇以当护砂，挖池塘沟渠以为界水，亦有效耶？
曰：尝见人家阴阳二宅之傍，别家改造屋宇，穿浚沟渠，而此家败者忽然而兴，盛者忽然而衰，非职是之故欤？彼既有关乎祸福，则依运而造者，正所以夺天命、改造化也。若于四邻之坟宅无碍则可，倘有碍于四邻坟宅，恐伤天理，切不可为。
五十四问曰：据《宅法举隅》所云，天心一卦，四十八局，门宅层间，内外六事，条分缕晰，备极详明，吾子尚以仅知阳宅少之。然则阴阳二宅，用法不同？
曰：阳宅重局不重龙，重门不重山，其起卦挨星之法，最重是向。移门改路只在土木之工转换之际，气因门路而入，吉凶随之。若阴宅山法，先在寻龙点穴，然后立向消水，纯是天成，一些差池，断送人全家性命。彼朱旭轮乃无锡人，与章仲山同里，又先后俱是道光年间人，且是诀非传不会，虽蒋公尚称其师为无极子，彼二人著书不言其师为谁氏，已属忘本之人。广陵人曾向余言章仲山游维扬，巨族争延之，徒手得谢礼万余金，不曾与人葬得好坟，乃熟于理气而昧于形势者也，是以因章而疑朱，恐其仅知挨星之法而昧于形势耳。
五十五问曰：《天玉经》云：“乾山乾向水流乾，乾峰出状元；坤山坤向水流坤，富贵永无贫；午山午向午朝堂，大将值边疆；卯山卯向卯源水，富贵石崇比。”诸解不一，虽蒋公亦未切实指明？
曰：此是说形势、说方位而暗言理气秘妙于形势方位中也。至于状元、大将，亦不能拘泥。但乾为八卦之首，又其方为天门，遇龙穴砂水极真极美之地，得元运，又有文魁二星会合，自然出状元，倘稍有不的，亦可出科甲，不能抡元也。但“乾山乾向水流乾，乾峰出状元”，其乾字上当下一或字，或乾山，或乾向，或乾水，或乾峰，必遇文魁二星会合之年月始然，否则富贵而已。其余七山，皆是如此。不仅乾山、午山、卯山、坤山四卦已也。但峰秀水曲者贵，峰肥水大者富。出人物俊秀浑厚，亦在此上分。余曾见直隶蔚州李氏葬地当出文状元，其家习武，竟中武状元，可见习染使然，地亦无如之何矣。曾见人家藏伪造之元空，珍为秘本，其解“乾山乾向水流乾”云：“后天乾上来龙为乾山，朝先天乾为乾向，身坐后天之坎，以先天坎上之水为乾水，或用飞吊挨排，由坐山挨起，由向上挨起，由来水挨起，由水口挨起，看乾所泊之方为乾山乾向水流乾。”种种谬语以乱真传，殊可惜也。
五十六问曰：南北各省，竟有荒陋州县，从古迄今，不能出一伟人，亦不出一科第，何其凋敝一至于此？
曰：大凡名都巨邑所占者皆风水之区，一要城池得地，二要官署合宜，三要文庙合式，四要书院培养英才，五要土著人士立志向学，再有醇儒指教，自然人文蔚起矣。不然，既不向学，又无指教，科第功名焉能从天而降耶？如余所谓龙穴砂水文魁会合之处，岂百里之邑竟绝无一有？有是理，有是事乎？如近世河间人多阉宦，石埭人多衣工，抚州人多书客，溧水人多药商，曹州人多响马，南阳、颖州、寿春多掖刀捻匪之类。盖由比屋邻居见闻如是，所行为竟如是矣。岂有天成山水专出宦者、衣工、书客、药商、响马、掖刀、捻匪之地者耶？朱博短衣，齐变楚俗，其教化原在人也。
五十七问曰：世有龙穴砂水并无暇疵之地，不惟不发，甚至败绝，是何以故？
曰：此即是不明三元理气，尽据形势之美好，不待合元合运之时，而即迁葬。吉气未到，凶煞先来，故败绝相寻，遑云发福。彼世之舍理气而专尚形势者，可不惧哉？
五十八问曰：坟地以元运判兴废，既凿凿有据，在未葬之时尚可趋避，设若已葬得运之地，忽交失运时，将举其坟尽迁之耶？何以未见古人有是事者？不特不见有是事，且有自上元发至下元而不败者，是何以故？
曰：理自在，但人不知耳。如今日我明明指出得运失运之效如是，世固无改迁之理，而彼自得运至失运之时而败，亦不过懵懂受之而已，初未尝幸免也。亦有三元不败者，并非上元一坟能管至下元。盖百余年间，人非一代，必有新坟。乃上元有上元之老坟，至中元又遇中元之吉坟，即至下元又接葬下元之新坟，所以能如是悠久。此非积善之家、有大福德之人不能。
五十九问曰：世有古仙师钳记之说，预定大地将如何发逹，并未言当在何运发？
曰：钳记之说间亦有之，彼不过据龙穴砂水之美好而言，固未尝言元运，亦未尝言不须元运。且元运之名，古师隐而不宣。自大鸿氏出，虑伪术之混淆、贻害世人，故将元运特表而出之，原属一片婆心，俗子既不能窥其堂奥，遂以为骇见骇闻。又有一种，慕其名，不得其传，自创一解，惑世误人，致令谤元空者纷起，从此元空一道又复难明真伪，殆天不欲斯人尽闻妙道而生此种种魔障于世间耶。
六十问曰：钳记之说，果可信否？
曰：有可信，有不可信。其可信者，古仙师游踪所致，见有美地，未遇可葬之人，特留钳记，以待将来有德者。其不可信者，乃俗师受贿巿奸，假托钳记，以行诈欺愚。且古师钳记最著者莫如郭景纯、刘伯温，皆抱负王佐之才，杨筠松、赖布衣，皆高蹈隐逸之士，旁通杂术，偶一为之。非若近世术士，专挟南车，游说富豪之门，惟知哄骗衣食者，捏造钳记，饰绘图形。不如此，惑人不动也。真识地者，何必钳记？
同治甲子之岁，余为《辨惑》六十条，嗜痂者遂传抄批玩。有二客贸然而来，款门而问曰：“近读子《辨惑》一书，洵属见所未见。然既著书以传世，何不直指真诀，使世人如暗室见灯，穷途得路，讵不快欤？何以作半含半吐之辞？非辨惑，是滋人之愈惑也！乌用子辨为？”曰：“所谓辨者，为人之惑于邪说，特辨之使去其惑耳。”客曰：“今既熟子之辨矣，是以造庐而请其真诀，可得闻乎？”曰：“余昔者足迹半天下，谒貲致敬，久而乃得。今君欲于立谈之顷即思得不传之秘，夫夺人财者谓之盗，君直欲抉吾之肺腑，乌乎可？”客曰：“非谓是也，以子之辨，必示人以真知灼见。夫道莫大于圣贤之学，其为书也，惟恐人不知不明，如子之言，是惟恐人能知能明也。”曰：“圣贤之学乃庸言庸行之常，化不善而止于至善，纯是顺乎天理。若元空真诀，有斡旋造化之权，使善人得之以获福，尚是顺天理，使不善人得之以邀福，直是逆天理。逆天理之事，敢为之耶？且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即令学者不似余畴昔待师之诚敬，尚不可得，岂更显然著之于书，不分善恶而语之哉？投明珠于浊水，置美玉于污泥，愚者视之等于沙砾，智者惜之，将罪其投置非人矣。君谓余秘而不宣，吾宁受隐秘之诮，而不敢受投置之罪也。”其一客惭愤而去，一客屏息足恭而前曰：“诚如是言，将遂终不传欤？”曰：“非也，适所与言者，不自揣之人，将以地理济其私欲者也，余是以拒之。苟能体善善恶恶之心，则人人皆可预闻真诀，是地理与天理为一也。余曷能终秘之哉？难其人耳。”遂相与问答，复得四十条，续纪于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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