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的诞生

​「丘吉尔：任何一个从童年时代就听说过大宪章的人，如果他读到纽约最近隆重接受大宪章的一份副本的消息，并且初次拿起这个历史文献拜读一下，便会深感失望。他会同意某些历史学家的主张，不把它译为“自由大宪章”，而是译作“一长串特权目录”，这些特权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特权。

所以，“大宪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立法或宪法式文件，而只是确定国王与贵族之间关系的法律。其中有许多对我们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条款，从这些条款中可以间接地看出国王在哪些方面侵犯了贵族的传统权利。反过来，取得胜利的贵族大概也过分地侵犯了国王的权利。当时没有人认为大宪章彻底解决了所有重大问题，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具体的条款，而在于广泛地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国王也要服从法律。“国王不应当服从哪个人，但是应当服从上帝和法律。”这一点已经明确。国王有他的权限，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如果他越出这个权限，就必须强迫他退回去；倘若他无视存在已久的政务会，拒纳贤人之谏，试图通过宫内官员和宠臣独揽朝政，他就必然会越出自己的权限。

换句话说，个人统治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很容易变得专横恣肆，反复无常。可是，要防止个人统治也并非易事。国王力量强大，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显要贵族，也超越大多数显要贵族的联合力量。为了使王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只靠贵族的传统特权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广泛的反抗力量。在13世纪中叶，国会这一新的名词出现了。它的概念很模糊，最先使用这个词的那些人如果能够预见到它以后的含义，一定会感到震惊的。但是后来逐渐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说国王仅同政务会“商议大事”是不够的，那么在另一方面，贵族仅仅坚持参加政务会的权利也是不够的。虽然贵族常常宣称自己代表全国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只代表自己，而国王则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不召用地位不太高的绅士和市民呢？他们常常在地方问题上起作用。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力量呢？把他们召到威斯敏斯特宫来吧，每个郡来两名绅士，每个自治市来两名商人。他们到那里干什么，那是不大明白的。大概是要听听贵族的讲话，向贵族诉说民众的疾苦，私下就一些事情进行商讨，理解国王对苏格兰和法国有何打算，并且在出钱时爽快一些，以谢知遇之恩。那时的国会是一颗很嫩的幼苗，它还没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完全可能被当作不值得继续下去的实验而抛在一边。可是，它竟然扎了根。在两三代之后，一个慎重的政治家会感到，要统治英格兰，国会同国王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很难说国会有哪些实权。一般来说，任何重要的法案只有经过它的批准才能生效：对传统习惯所作的重大改革必须经过国会颁布法案才能付诸实施；征收新的税款必须得到下院的批准。至于它还有什么其他权力，后来的时间将宣告于世。不过，它的权力是在一系列偶然的机遇中得到巩固的。爱德华三世进行对法战争需要钱；亨利四世摄取王冠需要支持；在玫瑰战争中，较量的双方需要为他们的行动争取社会的某种支持，而能够给予这种支持的只有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