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清兵攻陷运河重镇临清，大量屠杀居民，毁坏官舍城池，掠夺人民财富，给城市商业带来严重破坏。但清修地方志多语焉不详。本文通过挖掘明代档案、地方家谱及明清文集、墓志碑刻等，多方搜集相关史料，力求尽可以多地还原临清“壬午之变”经过及其影响。
关键词 崇祯 临清 壬午之变 影响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到次年六月， 是明后期清兵进军关内诸战役中的最后一次，史称“壬午之变”。清军入关后，即分道直趋山东，陷漕运重镇山东临清及河北景州、河间等处，又自临清分五路转掠北直隶、山东、苏北、河南诸处；骚扰所过，造成关内村镇一片荒凉。史载“（清军）壬午之入，直走青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1]但清代以降所修的4部临清地方志，因清代文字狱兴及“为尊者讳”等故，对清军攻陷临清情况多语焉不详。[2]值此役发生380周年之际，笔者拟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方家，并兼补地方史志之缺。
临清（又称清渊，清源），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傍清河得名，因运河而兴。明代会通河疏浚后，漕运成为国之大政。临清因处会通河与卫河交会处，“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3]，处于北方政治中心
图一 临清在京杭大运河位置示意图
与江南财赋之地相联络的枢纽地位。正如明代大学士丘浚说：“今国家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如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并言“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处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水路，此其要害也。”[4]
顾炎武则认为，山东要塞之地凡五，而临清首当共冲，就是因为“积贮，天下之大命也”[5]，如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八百里中，泥丸可塞也”。[6]是故临清“元明及清，漕运大兴，戍卫之兵，云屯此间。”[7]
明初，临清设有守御千户所。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后，明朝面临瓦剌铁骑南侵的巨大危险。朝廷以临清为必守之地，“公卿咸议，临清要地即不守，则燕蓟不可居，而中原不可保”。[8]于是派平江侯陈豫出镇临清，并接受陈豫的建议，于景泰元年(1450)，调济宁左卫五所来临清，合原驻军为临清卫。同时，为防范北兵越长城南下，危及漕运 ，兵部尚书于谦在积极主持北京防务的同时，“议临清当城，以平江侯陈豫、都御史孙曰良治其事”。[9]吏部尚书王直亦对修建临清城垣非常认可 ，其《临清建城记》云 ：“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 ，而可以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 [10]陈豫、孙曰良因广积仓建砖城 ，“故其西北特出，缘仓基也，俗谓之幞头城。城高四寻，广三寻，九里百步，瓮以甓。为门四，东威武 ，南永清 ，西广积，北镇定。”临清砖城防御设施完备 ，“正隅为戍楼八，戍铺 四十六 ，人 马陟降处为蛾眉甬道，外凿湟，周匝深广皆九尺”[11]。
为保护城外工商业，政府又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筑了一座包罗中洲商业区、横跨汶卫二水的土城，与砖城相接，总计“城四周逾三十里”；因二城相连，故又称连城。土城在原有砖城基础上拓展而成，将原有砖城西、南两侧城墙包入城中，砖城之广积门、永清门成为自土城进出砖城的通道。据《乾隆临清州志》卷首《州城图》可知，土城将汶、卫交汇之处的临清闸、砖闸、板闸等关键水利设施及沿河最为繁华的中州一带完全包于城中。为方便进出，土城“为门六：东宾阳、景岱，南钦明，西靖西、绥远，北怀朔。为水门三：汶一，卫二”。[12]而且为便于防守，每门均“各为戍楼对峙，为月城四，为戍铺三十有二，凿池深阔”。至此，临清城防体系全部告成。临清城防体系在经济上可以起到防护作用，此外也使临清成为连接南北两京的重要战略重镇，可谓明代漕运的咽喉之处。
图二 临清连城图及商业布局示意图（何萧桐绘）[13]
其后，明朝以临清乃漕运集结重地，专设临清镇守重臣。临清镇守以镇守临清为主，但实际上为山东省的最高武臣，其职责和权力与总兵官相差无几。[14]成化二十年（1484），又设临清兵备道。《临清州志》载“按察使司副使，凡诸所要害出使贰一人提兵莅之，曰兵备。明成化甲辰（1484）始。”[15]
万历四十七年(1619)，山东抚臣因登莱等处兵将空虚，后金起兵后，广布奸细，谋绝海道，请求增兵增将。兵部尚书黄嘉善将答复山东巡抚的奏折呈报万历皇帝：
“臣部详加酌议，如登州副总兵营、菜州参将营、青州守备营，俱系沿海要地，设守备一员，增兵数百名，以联络声势。临清守备改作参将，以防获漕运，原兵添足二千，巡抚标下营兵亦应补足原数……”[16]
可见，此时明中央在密切关注海防的同时，对事关国运的漕运安全十分重视，相应提升了临清驻军级格（由守备改为参将），并增加了防卫地域和兵力，增建了参将署。这在临清地方志中亦有相应记载：
临清自明景泰建城初，原有守备分驻。至万历二十年，山东巡抚题设参将一员，分守济、兖、东。次年协谋知州孙良学建署于广济门外。[17]
崇祯朝始，清兵绕过山海关，不断南下侵扰内陆，并进逼临清。鉴此，兵部尚书杨嗣昌于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向朝廷建议，将山东总兵驻地从登莱移往临清，由杨御蕃担任总兵官镇守山东，驻扎临清。[18]
山东总兵移驻临清后，增强了山东内陆防守力量，但同时也带来了登莱沿海地区海防缺漏的问题。崇祯十三年(1640)，山东总兵官杨御蕃探听到清军要从海上进犯登莱的情报，上疏朝廷请求亲自率本部军队前往登莱镇守。兵部认为清军此举意在使明朝水陆并防，分散我兵力，山东总兵仍应驻守临清，并回复：
“镇臣杨御蕃议欲卷甲趋登，留一谙练之将摄理镇事，其志诚壮。臣愚以为逆奴垂涎清源（临清别称）非一日矣⋯⋯镇臣当枕戈秣厉，时作有事之防。且登镇有抚臣、有水陆营兵九千余焉。御蕃但当再发鸟枪手一千二百，统以能将赴登，以听抚臣调度。该镇仍当驻练临镇，料理战守。”[19]
由上可以看出，山东总兵从登州移驻临清后，其防御的重点不再是登莱沿海，而是保漕运要道。即使遇到沿海战事危急，朝廷并没有将山东总兵驻地复移至登州，而是以总兵之下的将领率兵入援。这凸显了临清作为漕运咽喉在明政府中极端重要的地位。正如兵部议复山东巡抚王公弼题稿中所言：“临清南北咽喉、水陆重镇，且新旧二城，商贾凑集，为奴寇素所垂涎，非大帅弹压，恐不足以建威而消萌也。”[20]杨御蕃之后，继任山东总兵为刘泽清，带兵八千名以及守兵二千八百镇守临清。
崇祯十五年九月，皇太极因与明朝讲和不成，便任命贝勒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为大将军，与图格尔格等率兵沿大凌河西进，攻占明境。十月，分两路入关：左翼部队由古北口毁长城而入，右翼则自雁门关黄崖口而入，二路会合于蓟州(今河北蓟县)，然后挥师向南进攻。十一月初十日，清兵直抵临清城下。《兵部行<兵科抄出察办剿虏事务吴履中题>稿》(以下引用简称为《吴履中题稿》) ，叙述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十二日山东临清被攻破情形：
“（清兵）闰十一月十一日酉时到临清州，四面安营，次日寅时从旧城北面攻，至辰时城破。本道周沂缢死二堂，副总兵段应龙死难后堂。户钞二部俱各被害。推工部侯元珙、在署州事路如瀛被害。又探乡绅张宗衡不知下落，太仆寺卿张振秀并子春元令锡俱骂贼死难。已故乡绅邢泰吉妻朱氏，亦骂贼死难。边郎赵秉衡、知县尹任、中书马斯龙俱各被害。春元止存李际明、鲁支、蔡瑞、毛可仪四人，生员存者三十八人。三行商人存者席明源、汤印、汪有全共七人。大约临民十分推之，有者未足一分。其官衙民舍，尽皆焚毁，至今余烬未灭。两河并街路，尸骸如山若颠，岂能穷数。城垛尽皆拆毁。”[21]
《兵部行<兵科抄出察办剿虏事务吴履中题>稿》
临清作为漕运咽喉，城坚池深，本有重兵把守。“临镇原额战兵一万，守兵五千。“[22]其时虽有募补原不足额的情况，但还是应有一定的战斗力的。但是，由于此次清军入关后对京城造成了威胁，京师戒严。兵部尚书张国维调临清总兵刘泽清，“带兵五千五百入援”，走到雄县的时候正值清兵攻击河间，张国维让他放弃河间，“檄之使回”。刘泽清走到阜城，遇到清军被击溃。存留二千五百兵与守兵二千八百共守临清，[23]因群龙无首、军心涣散而失城。
关于临清之陷，兵科右给事中韩如愈奏称：
臣于二十二日有虏入益深一疏，方进御前，退而旋闻临清新城攻陷，且传言者谓景州亦陷矣！不意虏所向无前一至此也。臣常过临清，见该州夹河而城，河之两头原无险阻，况在此时冰坚可履，富商大贾皆在新城。戊寅之变，赖此辈敛财出力为守，今岁闻商贾皆预行南去。镇臣刘泽清自德回临前，有从南来者，见其八轿逍遥，行人嗟叹，臣窃忧之。然而时犹谓虏未过河间，不知已分股攻临，破陷十余日而塘报始至也。[24]
总结起来，临清城池之失，首要在于兵部调度无方。正如崇祯十六年二月察饬西协昌密等处御史蒋拱宸《为鲁藩失陷直纠枢臣调度累错事题本》所言：
虏自己卯(1639)出口，无日不想临清，此番复入，虽三尺童子自知临清为虏所必攻矣，国维（指兵部尚书张国维）正当厚积兵力协助刘泽清以固此咽喉，乃调泽清入援，兵调则民心自涣，虏得兼程以攻之，是以临清遗虏……[25]
其次，临清之失与总兵刘泽清疏忽大意、情报信息不灵有关。而清军兵贵神速，以精兵攻城，一鼓作气，终得成功。
清军此次出征，以“屡欲与明修好，而彼国君臣，执迷不从”为口实，目的则是消耗明朝国力，残毁城乡，掳掠财富，以战养兵，以战养民，“可恃俘获，以为生计”[26]。所以对攻破的地方之破坏和掠夺是不遗余力的。据统计，清军此次入关，共掠取黄金 12250 两，白银 2205270 两，珍珠 4440 两，绸缎 52230 匹，缎衣、皮衣 13840 领，貂、狐、豹、虎等皮 500 多张，整角、角面1160 副，俘获人 369000 余口，骆驼、马、骡、牛、驴羊等牲畜 321000 余头。[27]以临清州之富庶，“天下言繁华者莫先焉”[28]，其所遭受的各种经济损失于所有城市中应是最大的。可以说，这些财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从临清掠取而来的。
不惟如此，临清在这场灾变中遭受了清军尽可能彻底的各个方面的破坏。正如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山东东昌府推官刘有澜塘报》中说：“卑职看得临清原系漕运咽喉，逆虏自蓟兼程疾驰，必欲得之为快。盘踞十六日，杀掳百姓几尽，使我无人可守；推塌城垛一空，使我无险可恃；截留在仓漕米万余，以为北向养马之用。”[29]
各种损失兹细述之如下。
杜车别先生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一书中，提到“此役临清被屠杀人口至少80万以上”[30]，其依据是当时的临清有百万人口[31]，所以伤亡估计有些夸大。
据康熙《临清州志》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临清有30323户，66745口；崇祯十三年（1640）有丁达63819人，后因战乱逃亡53170人，所余尚10600有奇。这是指固定人户，此外,“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32]据此，笔者认为明后期临清城内高峰期约有50-60万左右的人口。戊寅之变(1638)中，商人输财出力为守，协助明军守城成功；壬午之变前，部分商人“预行南去”，[33]还有部分士人“惧祸南归”[34]，所以城内人口有所减少，但仍会有10-20万左右的人口。明档中有“大约临民十分推之，有者未足一分”句，以此推之，官吏及兵民伤亡数字仍是十分惊人的。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王永吉呈《为稽察山东临清失城及被杀被毁等情形塘报》（以下引用简称为《王永吉塘报》），有不少细节披露：
察临清州于闰十一月十二日卯时，奴酋自旧城西北上城。察临清州署印路州同杀死在西夹道；其印信，据路州同家人李喜儿口称“本官带在身边，看见鞑子剥去衣服杀死，印信不知下落。”本州衙门虽未烧毁，系鞑子住处，作践不堪。库门大开，狱囚脱外；六房文卷，俱各烧坏。惟止库内有大炮十一尊，拐炮并佛郞机等；火器铁子、铁蒺藜并硫黄硝二堆不及细察。西库大炮二尊，封貯在库。州判吏目俱无下落。本州预备仓俱系空廒。水次仓据外回斗级宋福口称：原征收漕米约有五六百石，廒门大开；现今止存米一百石有余，封贮在黄字廒。东廒在捡高粮一堆，约有数十石；州内原有火药一百五十篓，被鞑子倒在井中，诚恐火烛不便用圡掩埋井口。本州广积仓副大使带印在。察东昌道周佥事杀死在本衙门二门外，敕印王副将收贮。本道衙门止烧西皂隶房五间，鞑子在内住劄，作践不堪。察户部管仓分司陈兴言杀死在本衙门西书房，敕印不知下落。本仓系天津辽饷，部院差官封贮，有兵把守。本部衙门大门、大堂二处烧毁，本仓荣大使差出在天津印随去。察钞关分司董焴杀死在本衙门东书房柩，敕印察无下落。本衙门俱存。察工部砖厂分司饶元珙身中三刀二剪，止获砖厂印一颗。敕二道见今在文昌庙养病，本衙门烧毁。钱局印察无下落；察本衙经历司署印本卫经历程三宅不知下落，印信察无踪迹。察临清卫掌印指挥李惟谨杀死，见获印一颗、铜牌五面，本衙门未从烧毁。察州学教官牛应春不知下落，印信亦无，衙门未曾烧毁。察清源水马驿传驿丞官印见在。察闸官蔚明远官印见在……
察本州乡绅。吏部张振秀，举人张令锡、赵允义、徐丕训，知县尹任、中书马斯龙，陕西理问柏福兆，以上俱被杀死。见在举人杨君正、李际明，郎中赵秉衡，总督张宗衡，光禄寺寺丞王克恭，其余不知下落。察临清卫见在指挥王挥使、葛挥使、狄挥使，其余指挥不知下落。千百户其中被掳被杀，未及到齐，难以稽察。察获临清卫中左所印一颗，民人李春送；察获泾州印一颗。察翰林院孔目张焜芳上京，船冻本州，移进旧城西门民房居住，亦被杀死，家眷掳去，本宦系戊辰科进士等。因到院据此理合塘报等。[35]
余为童子时，过景岱之门，升土山之麓，见夫五道沟北有巍然长封者焉。访诸父老，佥曰：此吾郡明末殉难军官王公世宁墓地也。挹然者久之，惜未熟其懿行，详其家世。迨中年通谱后，与公裔孙黄官屯毅斋相友善。因询公当日殉节状，伊以渠之族谱出而相示，谱载：公当明崇祯壬午之乱，为景岱门军官，贼众自宾阳门入，公拒贼力战遇害，兵退败堵覆之以葬。
结合《吴履中题稿》及《王永吉塘报》等资料作一分析，人员被杀戮情况可谓触目惊心：
A. 官吏是一座城市的中坚。大量被杀戮，对临清的政治、文化是一场浩劫。临清州署及驻临中央分支机构众多，其官员多捐躯或被杀害。据《王永吉塘报》，主要有：
陈兴言，户部管仓分司郎中，被杀
董焴，户部钞关主事，被杀
段应龙，副总兵，被杀
周沂，东昌兵备道佥事，自缢
李惟谨，临清卫掌印指挥，被杀
路如瀛，临清州同知，被杀[36]
徐应芳，临清州判官，被杀
陈翔龙，临清州吏目，被杀
另，工部砖厂分司饶元珙身中三刀二剪。
B. 乡绅是地方社会的领袖。据《王永吉塘报》，壬午之变中，临清乡绅死难者有：
张宗衡，前宣大总督、兵部右侍郎，被杀
张振秀，原太常少卿，被杀
邢泰吉，员外郎，被杀
尹任，进士，临汾如县，被杀
柏福兆，陕西理问，被杀
马斯龙，中书，被杀
张令锡（张振秀子）、赵允义、徐丕训，举人，被杀
C. 举人和生员是一地人文蔚起的希望所在。据《吴履中题稿》，事变中，“春元（指举人）止存李际明、鲁支、蔡瑞、毛可仪四人，生员存者三十八人。”可谓元气大伤。
D. 另外，外地官员人等因事路过临清，恰遇事变罹难者，有10余人：
张焜芳及诸生马之騆、之駉。张焜芳，会稽人。崇祯元年进士。历南京户科给事中。十六年正月，焜芳北上，抵临清，遇大清兵，与诸生马之騆、之駉俱被执死之。其妻妾闻之，赴井死。[37]
贺秉钺，泰宁左卫(今属吉林)人。崇祯四年(1631)武进士。官天津参将。扶父柩至临清，清兵陷城，力战，被俘死。
其时，城破殉难者，寿张王大年、曹州楚烟、滕县刘弘绪数人。大年举进士，历御史，加太仆少卿，以附魏忠贤名持逆案，至是尽节死。烟举进士，历户部主事，解职归。及城失守，力抗，子凤苞以身翼之，皆被杀。妻赵触柱死。弘绪历车驾郎中，遇变死。[38]
张九山，明代作家张溥族叔，抗节死于临清。[39]
E. 平民被杀害情况。
《临清直隶州志》对清初人物张东观有如下介绍： “张东观，字秘南，令锡子也。壬午之难，东观以幼免。”[40]可知张振秀家族，除幼儿外，家人多死难。再，据《吴履中题稿》：邢泰吉妻朱氏，骂贼死难。[41]邢泰吉夫妻均亡，其僮仆、子女当亦有死难者。
我们还可从《临清直隶州志》卷八“人物·列女”卷找到若干记载。最有名者当属被著名文人施闰章列入“四节传”者[42]：
李氏，处士解昇妻。年及笄适解，事姑纯孝。解早夭，欲自缢。亲戚劝之，遂昼夜教子读书。崇祯壬午，兵至。与次媳赵氏投井死；长媳杨氏觅姑与母不得，投火死。时杨氏母孀居，就养于解有年，先一日自经死。
其他平民死难者，见诸《临清直隶州志》记载者19人：
徐氏，崇祯庚午举人李际明妻，工部郎中徐可通女。壬午冬，兵薄城下。或劝之避。氏曰：“妇人可出乎？死，命也！”遂自缢。时仲女适归宁，亦随母缢。仲女夫则方谦也。
余氏，王国極妻。城破闻变，抱幼子投河。
乔氏，孝廉王国柱妻，投河。
郑氏，文学刘中楫妻。兵至，有室女求死，氏以带缢女死，寻极口詈骂，遂见杀。
邢氏，徐九康妻，投河。
王氏，张端锡妻，投井。
张氏，马如龙妻；张氏，李朴妻。俱自缢。
张氏，庠生云英桂妻，事翁姑纯孝，终身茹素，每以列女传开导戚党。壬午，兵至，氏被杀。
程氏，推官王介锡妻。氏以勋卫科第之家，不尚容饰。庙见后即亲操井臼。兵变时，介锡挽之行。氏曰：“勿以吾妇人为君累。“绐之出，投园井中死。一时婢妇随之者六人。
即使有侥幸存活者，其个人、家族之命运也发生了巨变。其中以妇女受到的伤害最大。《临清直隶州志》有如下记载：
崔氏，庠生乔名时妻，年十七适乔。崇祯壬午，名时死于兵。氏号泣道路，遍寻夫尸，泪尽继以血，尸卒不可得。时有遗腹，抚膺曰：“吾死，奈宗祀何？”癸未春，生子，抚之成立，苦节五十四年，八十二岁终。
孙氏，诸生吴东美妻。罹壬午兵燹，氏毁形垢面，匿东水门外之神像后，昼伏夜出，凡十八日，竟获免。因遍寻翁与夫之遗骸而殓之。时有遗腹，至次年二月而举子，日事纺织以抚遗孤，苦节四十四年，卒年七十二。
唐氏，赵大显妻。壬午，举家避兵。氏独侍姑侧，卒赖以全。夫殁，孝事其姑，苦节六十三年，九十四岁终。知州迟维培旌其门曰：“节并松筠”。
卜氏，邢端妻。年二十八，夫殁。端乃泰吉孙，宦裔，家贫。氏织维以供朝夕，不向人求觅升合。苦节五十四年，八十一岁终。[43]
邢泰吉，明末进士，家族显赫。《临清州志》载：邢秉仁，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二甲第十八名进士。观政都察院。自秉仁始，其子孙科甲连第，有“一门四进士”之誉。子邦，嘉靖进士，布政司参政；孙其任，万历进士，按察司副使；曾孙泰吉，天启进士，户部员外。这个明代的官宦世家，因壬午之变，后代变成贫民，可叹也！
兵变中失去父母的儿童的命运亦可忴！乾隆《临清州志》载：“王聚斗，字光射。崇祯壬午，大兵陷城。聚斗甫九龄，父母俱散走，罹难。外祖李次田育之。聚斗思其亲，恒日夜泣，岁时致祭则加甚。”[44]“壬午之变，婴儿皆弃道路，其不死者多为人养子，远者百里，近三五十里。”[45]
一是城防破坏严重。《吴履中题稿》这样记载城建及衙门毁坏情况：“（临清）官衙民舍，尽皆焚毁，至今余烬未灭。两河并街路，尸骸如山若颠，岂能穷数。城垛尽皆拆毁。”[46]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所作《王永吉塘报》也称：“旧城四门俱烧，新城各城楼烧毁不全，城垛口俱拆毁。”[47]
二是民房烧毁众多。《王永吉塘报》对民房损失有如下记述：“察民房，马市至天桥口止，东西房屋俱烧；锅市至浮桥口南北纱罗布店房俱烧；大寺东首房屋俱烧；天桥烧断。天桥口往东纸行一带俱烧；白布巷东西房屋俱烧。旧城南门内至文庙止，东西房屋俱烧；南门外至鼓楼止，东西房屋俱烧。工部衙门左右房屋俱烧。”[48]
其他还有寺庙损坏等。如乾隆《临清州志》载：“铜三官庙，在永清门外迄东，每岁正月十五昌有灯有会。明崇祯十五年经兵毁，像存。居民复修于墙内。” [49]
明代会通河疏浚后，漕粮贡赋以外，大量商品通过运河南下北上。临清据南北之冲，“为挽漕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之行旅出乎其途”，[50]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大都会。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如徽州商人、山陕商人、江浙商人、辽东商人以及河南、直隶、江西等地的商人云集此地，以至于州人刘梦阳说“临清以聚贾获名”。[51]
壬午之变中，大批店铺损毁，“三行商人存者席明源、汤印、汪有全共七人。”[52]大批商人或死或逃，商业一片萧条。如，洞庭席氏商人家族，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在临清经营布业和典当业，积资巨万。席家“临清之破也，悉亡其赀”，[53]遭受沉重打击。
临清仁寿堂马姓为回族大族，始祖马良于永乐五年（1407）来临清，修行善道，家业日殷。至明季，“人众丁蕃，不啻百计。有举孝廉，而登高第者；有擅青氈，而振教铎者；有列宫墙，而乐栽培者；有效计然，而勤经营者；有课农桑，而适田园者。猗欤盛哉！”而到了明季壬午岁，“北兵南下，临城失守，民窜产焚，凋残已极……“就连家谱都损失了。至康熙辛酉（1681）年，马尔泰重新修谱，而发出如上慨叹。[54]
临清壬午之破，对明王朝形成极大震动。时兵部右侍郎倪元璐正带军北上途中，闻变写下《致寰瀛尺牍》：“虏破临清是实，或传尚犯兖济，未肯即去。或云已还蓟者，江以南殊无定说也。弟义无返顾，一出儿山，此身即非吾有……”[55] 表达出倪元璐在社稷危难之际誓死报国的决心。而临清经此一劫，“行人断绝，市肆榛莽，瓦砾阻滞，通衢商店变为溺厕。卖妻鬻子，剜肉医疮。惨苦情形，石人堕泪。”[56]国家的命运、家族的命运都有了大的转折。面对此境，清初临清籍诗人马世骥不由感慨：“惟有双河犹带绕，秋风禾黍忆苍凉。”[57]
 《致寰瀛尺牍》手迹 |  |
图三：《致寰瀛尺牍》手迹，载《中国书法全集》（57明代编·倪元璐卷）
时隔六年之后的戊子（1648）夏，清朝户部员外郎孟凌云督储临清，谒文庙，“见栋折宇摧，垣颓壁破，无复肃穆文明气象。及趋而进，戟门以外一望皆残瓦败砾，行人往来成路”，乃重修文庙，并为之记。[58]而清顺治十年（1653），傅维麟任临清兵备道，修缮临清城墙亦是要务。[59]
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能修复战争形成的物质创伤，但战争带给人心灵的伤害却永久难以泯灭。清初诗人谈迁于顺治十一年（1653）过临清，犹听当地老人讲述着“崇祯壬午逼仲冬，阖城流血膺屠僇”的悲惨故事，并作《清源老人行》，揭露清兵对临清人民的野蛮屠杀。[60]
兵者，不祥之器也。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不忘历史，珍惜和平，聚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明史》，[清]张廷玉等修，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明季北略》，[清]计六奇著，魏得良、任道斌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清南略考实》，沈一民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洪业：清朝开国史》，魏斐德（Wakeman.F.E.）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崇祯大传》，晁中辰著，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崇祯传》，樊树志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明代兵备道制度》（明史研究丛刊05），谢忠志著， 2002
《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杜车别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
《天人之际：灾害、生态与明清易代》，刘志刚著，中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田中洋：《明代山东总兵研究》，山东大学 2018年度硕士论文。
叶培兴：《明清以来临清城市兴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7年度硕士论文。
刘洁君：《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的空间形态研究》，山东建筑大学2021年度硕士论文。
何萧桐：《明清时期临清城市空间营建》，深圳大学2019年度硕士论文。
曹崇岩：《明代兵备道制度》，西北师范大学2002年度硕士论文。
周广骞：《临清城垣“三修”及与漕运关系略考——基于对清代临清方志文献的研究》，《殷都学刊》，2017年第4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