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海怪谱系中,就有不少大鱼、大鸟、大龟等物。说来实在冤枉,它们只是块头太大而已,就被列为海怪,蒙受异样的眼神以及指指戳戳。大者为怪,因为它溢出了常识与教条的钵盂,使那些顽固的头脑难以接受罢了。千百年来,有些海中动物仅仅因为身大,就被认为是海怪,并被赋予了恶的属性,这番以大为怪、以大为恶的逻辑,正可衬托出人性的卑劣,更是传统农业国家的因循、守成的思维所致,我们亟需为这些大物正名。
古典时期的海中大物已经在海隅频频现身,以鲸鱼搁浅为例,历朝历代都不缺少鲸鱼搁浅的事件,它们的故事,往往是传奇叙事的绝佳素材,令人目眩神驰、心旌摇曳,从而战胜一己之狭隘,瞬间获得更为广阔的世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就记载了莱州鲸鱼搁浅的故事:
康熙初年,莱郡出大鱼,鸣号数日,其声如牛。既死,荷担割肉者一道相属。鱼大盈亩,翅尾皆具,独无目珠。眶深如井,水满之。割肉者误堕其中辄溺死。或云,海中贬大鱼则去其目,以目即夜光珠云。
因为这条大鱼无眼珠,故被敷衍为海中遭贬的大鱼,它的眼睛是夜明珠云云,更为神奇的是,有人在大鱼眼眶的积水中溺死。通过对鱼眼的夸诞描写,可见大鱼之大,早就溢出了经验的边界。
与鲲鹏的情形相似,古印度佛经《大智度论》卷七也提到了无与伦比的大鱼——摩伽罗鱼王:
昔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宝。值摩伽罗鱼王开口,海水入中,船去驶疾。船师问楼上人:汝见何等?答言:见三日出,白山罗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师言:是摩伽罗鱼王开口,一是实日,两日是鱼眼,白山是鱼齿,水流奔趣是入其口。
摩迦罗鱼王的身形特征给人带来视觉震撼和心理冲击是无与伦比的:双目与日争辉,牙齿罗列如白色山峦,眼睛和牙齿尚且如此,摩迦罗鱼王的体型就难以估量了,它远远超越了常识所能容忍的底线,故而令人惊叹不已,我们穷极想象,也难以在脑海中摹写摩迦罗鱼王的全貌。这是佛经里的常用方法,以不可思议之大物来映衬佛法之广大无边,后世诸多海上大物传说都受到了佛经的影响,或为布道,或为炫奇,或为阐明见知渺小与人世无常,不论目的如何,都是对想象力的极大挑战,不单书写者要有极大的想象力,听故事的人也同样需要具备想象力,不如此则不能合拍。
摩迦罗鱼王是大鱼故事的典范,鱼齿、鱼眼等具体细节的引入,使得摩迦罗鱼王比“不知其几千里”的鲲更具象,从中可见大鱼故事的演进模式。此后又有海中大鱼吞舟害人的故事,也是从此发展而来。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写道:
相传海上有驾舟入鱼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爇而鱼惊,遂吞而入水。是则然矣,然舟人之言与其取炬也,孰闻而孰见之?
这则故事说到一船人被吞进鱼腹,整个过程不知不觉,未见大鱼形貌,足见其大,已经到了无形的地步,难以觉察它的存在。最终因点燃火把而使大鱼口腔受到灼伤,一船人也不幸遇难,被大鱼吞下肚去,然后,大鱼潜入深水,不知去向。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一船人无一幸免,那么,当时的情景及对话又是谁记录下来的?这种疑问,问得巧妙,诘难也极为合理,体现了士大夫阶层对海中大物传说产生了怀疑,甚至也可看到不少海中大物故事的杜撰本质。有不少海客为了夸耀平生经历之奇,故作惊人之语,编造出离奇的海上遭遇,也未可知,需要区别对待。
还是佛经,《生经·佛说鳖喻经》又讲到了鳖王的故事,海上客商见一海岛,边长六十里。五百商人、数千牲畜登陆,更见鳖王的承载能力之大。这时,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众人在鳖王背上生火做饭,使鳖受到灼伤,沉入水中,一行人皆因此遇难。同样是大物被火灼伤,整个故事又以悲剧收尾。与鳖王相似的还有《山海经》中提到的大蟹,郭璞注曰:“海水之阳,一蟹盈车”,一只蟹能装满一车,这些无疑都是甲壳类海物大到了极致的例子。不难发现,大鱼、大鸟的故事的原始母体在向其他海物身上转移,一系列的大物应运而生,其特征同样是大,似乎是为了炫耀其大而存在,这些故事有同质化的趋势。人与海中大物的接触,多是不知不觉,说明以人类之渺小,难以理解大物的异质存在,往往误认它们身体的一部分为岛屿。毫无疑问,这种接触是极为危险的。
中土又有海中大物相斗的故事,这是海中大物故事的一种复合文本,也是由简单呈现大物身躯的描写的一种复杂化。由单一的海中大物呈现到多个海中大物相斗,是数量上的叠加,同样具有伟力的大物在一起,难免发生争斗,自然更具视觉刺激,其震撼程度自不待言。《太平广记》引《广异记》云:
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蟮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
此处提到的蛇形怪物,与北欧一带海怪传说中的巨章鱼“克拉肯”极为类似,蛇形怪物或许是对大章鱼腿部的摹写。两条大蛇将船拖到海岛,欲将人吃掉,又来三条大蛇与之争抢,五条巨蛇争斗之际,水手乘机举帆逃离海岛,终于脱离险境,不幸中的万幸。在这个故事里,如果再加上寻找宝藏等元素,再加一个某某船长作为主人公,就更接近于现代的海上探险电影了。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的叙事传统里,这类探险故事的母题出现得如此之早,给我们带来的惊悚又是如此之深。海上贸易的发展,使这样的探险故事广为传播,海商群体成为这类故事最早的讲述者与倾听者,他们从海上把这些故事带回来,也正是这些故事的传播,左右着陆地居民的海洋想象。有人嗤之以鼻,也有人心生向往,忍不住想要到海上去探险。
如果时光退回到两千多年前,回到庄子所在的年代,鲲鹏等大物动辄几千里几万里的身躯还不足为怪,中古时期的吞舟巨鱼,亦有崇高与瑰伟的神格,足以净化人心。有此大物,足以荡涤内陆地区——尤其是农业生产区——的狭隘庸常的日常生活,并撬动日益顽固的头脑,防止精神矮化,都有奇效。再到后来,海中大物的出现仅仅为了满足猎奇的需要,其裹挟的精神与力量不复被提及。再到近世,人心崩坏,世故和心机大行其道,与大物相称的心胸日渐稀少,精致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者们从来与崇高无缘,说崇高则藐之,于是,便斥海中大物为荒诞不经之事。而当这类人群成为社会的主要零件之日,便是神话轰然塌陷之时。
遥想海上大物纵横驰骋的年代,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黄金岁月。那时节,海上大物随处可见,就像波浪一样寻常。明代残本《渔书》卷三“海大鱼”条的按语曰:“余家海上,与大海通,故大鱼往往见面知之。”人与大鱼如此和谐,见之不惊不疑,人与海上大物的沟通,若能臻于此境,便是清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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