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克己和段成己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们本兄弟三人,另外还有一位段修己,但修己资料无存,故以文学名于世者,仅是克己和成己。因为他们是金国绛州稷山县人,故而二人又被称为“稷亭二段”。
段克己24岁时带着弟弟段成己去看当时的文学领袖赵秉文,当时赵任礼部尚书,他见到兄弟二人后,很欣赏他们的才气,故把段氏兄弟称为“二妙”,同时又给他们写了个匾额,上书“双飞”两个大字。
元大德年间,房祺编辑了八位金代遗民的诗作,这八位除了段氏兄弟外,还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曹之谦,而后房祺给该书起名为《河汾诸老诗集》,此集编成于元大德五年,这八位金代的诗人每人一卷,总计八卷。此书刊行之后,颇流行于市面,故“河汾诸老”一词就成了这八位金代作家的代名词。
段氏兄弟自小就聪颖过人,他们刻苦读书,到了金哀宗正大元年,弟弟成己中了进士,而后当上了宜阳县主簿;七年之后,哥哥克己也考中了进士。兄弟二人都能有这样的成就,故在其当地颇有名气。此后不久,蒙古军队灭掉了金朝,于是克己就返回了故里,隐居在河津龙门山中,而后他的弟弟也返回家乡,共同隐居于此。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清乾隆四十三年敬翼堂刻本,序言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清乾隆四十三年敬翼堂刻本,卷首
兄弟二人以金朝遗民的姿态,在龙门山中与朋友们进行着诗词唱和。克己去世之后,成己迁徙到了晋宁。元中统元年,忽必烈派人拿着诏书找到了成己,任命他为平阳府儒学提举。成己找托辞不去赴任,以此来表示他对金朝的忠诚。
段氏兄弟既然是金代的诗人,那为什么元好问所编的《中州集》中未曾收录他二人的作品?按照历史资料的记载,“河汾诸老”都跟元好问有着一定的关系,比如蔡美彪说:“河东诗人以元好问为宗,形成河汾诗派。”
那这个诗派是不是一个正规的小团体呢?阎凤梧和刘达科所著的《河汾诸老研究》一书对此持否定态度:“诚然,河汾诸老生前并没有开宗结社,联盟立派,独树一帜,但他们的确形成了共同的创作倾向和特征,并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长期以来,文学史家谈论金元诗歌时忽略河汾诸老,实为一大缺憾。”
《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汲古阁刊元人集十种本,段成己序一
《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汲古阁刊元人集十种本,段成己序二
河汾诸老也确实跟元好问有着交往,比如车玺在《河汾诸老诗集序》中说:“与遗山游,从宦寓中,一时雅合,以诗鸣河汾。”
既然如此,那足以说明元好问对段氏兄弟有着一定的了解。原本元好问编辑《中州集》就是为了保留金代的文献,而今该集中未收段氏兄弟的著作,那必有其他的原因。对此《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谈到段克己时说:“段克己为河汾诗派作者,兼擅填词,存世作品中一些诗词,写故国之思,颇有感情。”这里除了提到克己有诗词存世,又称:“《中州集》成书之日,段克己尚在世,所以元好问未录其诗词。”
由此可知,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没有收录段氏兄弟的作品是因为二段仍然在世。其实,还应当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兄弟二人隐居于山中,他们的作品无法刊刻流传,这使得外界也难以读到他们的诗词。直到他们去世多年后,到了元大德五年,房祺编辑《河汾诸老诗集》,兄弟二人的作品才让后世了解到。
但是《河汾诸老诗集》是八个人的作品,并非段氏兄弟的专辑。元泰定年间,段克己的孙子段辅当上了吏部侍郎。在此之前,段辅搜集了其祖父及从祖父的文章,编为了一部文集,而后他找到了当时的大文人虞集,请虞给他的两位先人写一篇介绍文章,于是虞就写出了《稷山段氏阡表》,此文收录在《元文类》内。
《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汲古阁刊元人集十种本,段成己序三
《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明崇祯十一年汲古阁刊元人集十种本,段成己序四
虞集首先说,泰定四年的秋天,段辅找到了他,给他出示了先祖的遗文,虞看后大为感叹:“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献坠地。盖为金者百数十年,材名文艺之士,相望乎其间。至于明道、正谊之学,则或鲜传者矣。及其亡也,祸乱尤甚,斯民之生存无几,况学者乎?而河东段氏之学,独行乎救死扶伤之际,卓然一出于正,不惑于神怪,不画于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遗风焉。呜呼!可谓善自托于不泯者哉。”
他认为,从宋到金,经过了那么多的战乱,各种文献损失严重,而金国存世百十余年,这期间的文献失传了很多,段氏兄弟在文学上有那么大的贡献,而今能够编成这样一部集子,这才是斯文不灭。
在这篇《阡表》内,虞集还录下了段辅跟他所讲的段氏一族的简史,虞听完后大为感慨,他在文中写到:“段氏十一传,凡二百有余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学之懿,前后相属,岂不伟哉!彼以功名富贵,赫奕一时者何可胜数,然不过一传再传,而声迹俱泯,自其子孙,有不能知其世,视此孰为得失哉!”
《二妙集》八卷,清钞本
在元代时,一位叫贾定的人又将段氏兄弟的文集编辑一番,而后起名为《二妙集》,此集流传颇广,后世对段氏兄弟的研究大多从该书中寻找资料。该集的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文人吴澄所写,此序的第一个段落为:“中州遗老值元兴金亡之会,或身没而名存,或身隐而名显。其诗文传于今者,窃闻一二矣。有如河东二段先生者,则未之见也。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其蕴诸中者,参众德之妙;其发诸外者,综群言之美。夫岂徒从事于枝叶以为诗为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时干戈未息,杀气弥漫,贤者辟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娱生,则怡然自适,以毕余龄,几若淡然与世相忘者。”
吴澄也在这里感慨,因为金末的战争毁掉了太多的文献,这使得金代的文献流传极少,作为文献大家的吴澄,他说自己在此前都没有听说过段氏兄弟,而后他感慨兄弟二人能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依然努力著述,这才有了后世流传的这些作品。
到了清乾隆年间,在编辑《四库全书》时,收录了段氏兄弟的《二妙集》,四库馆臣在《二妙集》提要中有这样一句话:“泰定间,克己之孙辅,官吏部侍郎,以示吴澄,始序而传之。”看来,找吴澄写序之人也是段辅。以此推论起来,当时虞集看到的段氏文集恐怕也是这《二妙集》的文稿,而《四库提要》中也提到了吴澄所写的序言,并且认为吴澄在文中的评价很公允。
对于元好问的《中州集》为什么没有收录段氏兄弟的作品?《四库提要》中有着这样的解释:“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八卷,皆金之遗民从元好问游者,克己兄弟与焉。而好问编《中州集》,金源一代作者毕备,乃独无二人之诗。盖好问编《中州集》时,为金哀宗天兴二年癸巳,方遭逢离乱,留滞聊城,《自序》称‘据商衡百家诗略及所记忆者录之’,必偶未得二人之作,是以不载。故又称‘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非削而不录也。”
看来,四库馆臣也好奇于元好问为何没有把段氏兄弟的作品编入《中州集》中。于是馆臣做出了如下的推论,其称元好问编《中州集》时正赶上战乱,滞留于聊城,按照元在自序中的说法,他只能参考很少的书,以及靠他的回忆才编出了《中州集》。
段克己撰《遯庵乐府》民国十一年归安朱氏刻《疆村丛书》本
据此,馆臣推论说,有可能是元当时没有想起这兄弟二人,所以集中没有收录他们的作品。但当时元也知道自己的所收并不完备,所以他在序言中也提到了等今后收集到失收的作品时,再接着出续集。据此,四库馆臣认为,《中州集》没有收录并不等于元好问认为段氏兄弟的作品写得不好。
但无论怎样,对段氏兄弟的研究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也确实没有详实的文章。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学人孙德谦才编出了一部《金稷山段氏二妙年谱》,自此之后,对于段氏兄弟的研究才变得多了起来。
该《年谱》的第一个刻本,是由大藏书家刘承幹的嘉业堂所出版者,故此《年谱》有三篇序言。第一篇就是由刘承幹所写,刘序的落款是“乙卯秋七月”,而该年是公元1915年,此时为民国四年。刘承幹也是以清遗老自居,故他的文章落款用的都是干支纪年,而不用民国。
段氏兄弟坚决不到元朝任职,他们的文章落款也是只写干支,以此来表示不承认新朝。从这个角度而言,段氏兄弟的心态跟刘承幹有一脉相通之处,估计这应当是刘承幹愿意刊刻这部《年谱》的原因吧。
刘承幹在序言中夸赞了段氏兄弟不仕新朝的气节,同时还认为:“完颜一代,地褊祚短。而亡国之后,遁庵、菊轩联袂高蹈,与夫野史一亭,殚心文献,空山掩泪,笙磬同音。”
刘承幹说,金朝存在的时间较短,并且地域也不广,等其灭亡之后,段氏兄弟隐居山中,吟诗作赋,这跟元好问建野史亭来搜集文献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而本《年谱》的第二篇序言,则是出自文献大家叶昌炽之手,叶在该序的起头部分称:“晋绛土厚水深,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敦尚气节。开否济屯之交,怀忠履贞之士。自汉以下,闻郭林宗之风而起者,隋唐之际则有河汾之学,金元之际则有稷山段氏之学。处乱世,抱遗经,隐居著书,绝尘不反,其学同,其志同。即其桑海湛冥,龙门辟地,遗佚又未尝不同。”
叶昌炽首先从段氏兄弟家乡的文化风气讲起,他认为那一带从汉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好的风气,在隋唐年代就出了河汾之学,而金元时代的段氏兄弟则是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
该书的第三篇序言出自张采田,张的这篇序言是从年谱的角度展开论述,他在序中称:“金之立国,百有余年。世所传者,仅《拙轩》《滏水》数集;为之谱者,亦仅翁覃溪、凌次仲《遗山年谱》一家,识者不无遗憾焉。”
张采田说,金朝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可惜的是,仅有翁方纲等人给元好问写了部《年谱》。整个金朝仅有这么一部年谱,张认为这是个遗憾,由此也就凸显出了孙德谦所撰该谱是何等的有价值:“吾友孙君益葊少为甲部之学,近更博综九流派别,兼究心金源氏一代之掌固。尝客海上,得无棣侍郎石莲庵所刊稷山段氏《二妙集》,以为谱牒者,史之支与流裔也,于是拾遗补艺,锐意钩稽。未几,遂成《年谱》上下二卷。”
张采田说,他的朋友孙德谦是客居上海时得到了一部吴重熹所刻的《二妙集》,于是他就以此为蓝本,写出了《段氏年谱》二卷。张采田觉得,孙德谦能够编出这样一部年谱,十分的不容易:“遗山事迹较详,又有《金史本传》、郝经诸人墓志,故行年无烦细。推二先生卒岁月,《世德碑》所载已隐略矣,而本集又无明文,此榷实之难,一也。遗山得名故国最早,一时推襟送抱多知名之士。二先生肥遁空山,朋酒唱和,大半无专集之可稽,此旁证之难,一也。遗山著述等身,今行于世者尚有数种。二先生遗文在段辅作《跋》时已云‘惜多散佚矣’。此摭残之难,又一也。益葊乃力为其难,一一疏通,而证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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