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的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以简下称“《笺注》”），是近年来对孟浩然作品集或笺注或评注类成果中较好的一种。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可供商榷与需重新考订的问题。本节将这些问题归类为“人物笺注”、“作品编年”、“地名误注”三个方面，并择其要者各举五例以进行辨说，是为“志疑”，以供参考。
一、人物笺注商榷
现存孟浩然集所涉及的各类交游人物，据粗略统计，约有150人之多（集中无，其它文献涉及者不计其内，如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之郑倩之等），弄清楚这些人物的身份以及孟浩然与其交游的历史真实，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虽然是大有裨益的。但《笺注》表现在这方面的笺注，不如意者却甚多，下面兹举五例，以窥一斑。
（一）裴迪与裴逈。
《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一有《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一诗，诗题中的“裴迪”，宋蜀刻本《孟浩然集》作“裴逈”。《笺注》认为应以“裴逈”为是，理由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东眷裴氏》、《郎官石柱题名考》、《新唐书·地理志》，以及石刻游芳《任城县桥亭记》四起材料，均不作“裴迪”。
按：复次游方《任城县桥亭记》一文，不仅作“裴迥”，而且游方（与石刻作“游芳”异）写是文的“开元二十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1]，裴迥尚在任城官县尉之职。而据张九龄《赴荆州长史制》一文可知，九龄“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贬荆州长史[2]，到任则当在是年五月前后，其辟孟浩然为荆府从事，至早也当在六月之际。《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有云：“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据此两句，知孟浩然斯时已有归欤之意。如此，则是诗的作年就必当在开元二十六年的“岁暮”。若如《笺注》所言在开元二十五年，孟浩然何得在脚根尚未站稳的情况下就“偏令乡思悬”呢？此为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则是，张九龄此行荆州之任，乃系被贬所致，他又焉得在到荆州的当年“岁暮”时，就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猎戏”活动呢？合勘此二者，是知此诗之作年，乃可肯定为开元二十六年的。而据上引游方《任城县桥亭记》之载，开元二十六年的裴迥乃在任城县尉任上，此前又无材料证明其与孟浩然曾相识，孟浩然又怎么能在荆州写诗相“赠”呢？至于裴迥何时供职荆州，何时离荆州而改官任城尉，又何时与孟浩然及张九龄在何地相识等，《笺注》对此均无只字相及，仅据宋蜀刻本是诗题作“裴逈”就认为应以其为正的举措，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是诗之题还是应以《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作“裴迪”为是。这是因为：其一，现存的刘辰翁评点本《孟浩然集》与元刊本《孟浩然集》，以及四种明刊本《孟浩然集》均作“裴迪”。其二，是诗中的“参卿有几子”，亦与诗题云“裴迪张参军”合；其三，据吴汝煜主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3]可知，裴迪不仅与张九龄、孟浩然有交往，而且还与王维、卢象、崔兴宗、陆羽、储光羲、杜甫等大批生活于“开天”时期的盛唐诗人关系密切，而裴逈或裴迥则不然。所以，游方《任城县桥亭记》中的任城尉裴逈或裴迥，不是孟浩然此诗中的裴迪，也即任城县尉裴逈或裴迥，不曾供职于张九龄的荆州长史幕府。而《笺注》藉之以认为二人为一人，并以作裴逈”（或“裴迥”）为正者，实则甚为错误。
（二）张子容与张愿。
孟浩然集中有《秋登张明府海亭》、《和张明府登鹿门山》、《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卢明府九日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同张明府清镜叹》、《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张郎中梅园作》、《送张郎中迁京》等诗，其中的“张明府”、“张郎中”，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拙作《孟浩然年谱》等，皆认为是孟浩然的乡友张子容，《笺注》则认为是张柬之之孙张愿。
按：《笺注》据以立论的材料，主要为《唐代墓志汇编》中的《唐故秀士张（点）公墓志并序》、《唐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大唐谷城县令故张府君墓志》三文，以及《唐会要》卷七十之载。据这四起材料可知，张愿确在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始任奉先县令，开元二十一年为驾部郎中。张愿既然曾先后任奉先县令与驾部郎中，其自然是可称之为“张明府”与“张郎中”的。但将其目之为孟浩然集中的“张明府”与“张郎中”，则存在着以下两个疑窦。首先，无论是孟浩然集还是现存的唐代墓志等文献资料，均无孟浩然与张愿有过交往的记载。而据《新唐书·张柬之传》、《唐代墓志汇编·唐故著作郎张公墓志》、岑仲勉《贞石证史·张柬之世系纠谬》，以及两《唐书·高宗纪》、《中宗纪》等材料可知，张柬之在神龙元年（705年）七月“恩拜本郡”回襄州后，于翌年正月即被武三思“构”罪贬“新州司马”（《旧唐书·中宗记》），至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始昭雪平冤。即是说，在神龙元年至景云元年的五年内，以张柬之为首的张氏家族曾经历了由“长安迁居襄阳，再由襄阳迁居长安”的大搬迁。但在此五年中，孟浩然时龄仅为十六岁至二十岁，在如此年龄段内的孟浩然要想在襄阳与张愿父子相交，乃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是一则孟、张两家此前并不相识，二则孟浩然斯时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知名度。其次，在张愿任奉先令的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前，孟浩然虽曾到过长安，但斯时的孟浩然仍如前一样不曾与张愿相识，更不曾到过张愿所供职的奉先县，以此推之，孟浩然在长安期间应是根本不知道张愿乃在奉先令任上的。而《唐会要》明载张愿任奉先令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以及《笺注》在该书《前言》中对《自洛之越》的笺注，认为孟浩然之自洛之越乃始程于开元十七年秋天的认识，又构成了对此最有力之佐证。这是因为，据《笺注》所言，张愿之供职奉先县令，乃是在孟浩然自洛之越的三个月以后，即孟浩然之越在前，张愿任奉先令在后。既如是，孟浩然在《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一诗中，又何得称张、孟二人当时之境况是“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呢？
更何况，开元十八年秋冬时节，孟浩然乃在由长安还襄阳的途中。孟浩然欲离长安之际，王维曾赋诗以送，其集中的《送孟六归襄阳》一诗，即为确证。诗云：“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4]。待至南阳时，因大雪所阻，孟浩然写《南阳北阻雪》一诗以纪之。诗云；“我行滞宛许，日夕望京豫。旷野莽茫茫，乡关在何处。孤村烟际起，归雁天边去。积雪覆平皋，饥鹰捉寒兔。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5]这两首诗是孟浩然开元十七年不曾“自洛之越”的最有力证据。考王维生平，其开元十三年由济州还长安，开元十六年前后供职“淇上”为小吏，开元十七年还长安从道光学“顿悟”，开元十八年秋冬赋《送孟六归襄阳》诗后，旋即“转官吴越”，开元十九年春末北返[6]。王维的这一生平实况表明，其《送孟六归襄阳》是绝不可写于开元十七年秋或其前的；而孟浩然《南阳北阻雪》亦如是，因为据两《唐书·玄宗纪》及《食货志》可知，开元十七年的“是冬无雪”。
以上的考述表明，孟浩然集中的“张明府”与“张郎中”是否为张愿，《笺注》并无直接材料证实，而仅仅是在兜圈子而已，因而是难以成立的。但张子容则不然。据孟浩然集中《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晚春卧疾寄张少府宅》、《送张子容赴举》、《除夜乐城张少府宅》、《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等诗，以及芮挺章《国秀集》、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材料可知：（1）孟、张两家在襄阳为通家之好；（2）张子容及第后曾先后任晋陵、乐城尉，孟浩然在诗中多称其官衔；（3）张子容曾由乐城入京。将此三者合勘孟集中关于“张明府”、“张郎中”之诗，则知张子容入京后又曾先后任奉先令、户部郎中、义王府司马等职。张子容任户部郎中，可从赵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略获之，是书卷十一“户部郎中”第四行有“张□容”，其前为姚珽，后为唐从心[7]。据两《唐书·姚珽传》等材料，知此二人生活的年代均在神龙、开元期间，与张子容正合。而傅璇琮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又表明，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名“张□容”者，只有张子容一人，则“户部郎中”中之“张□容”为张子容，当可遽断。
虽然如此，但张子容何时曾任奉先令，则还有待作进一步之考察。
（三）袁左丞与贺侍郎。
《孟浩然集》卷二有《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其中的“袁左丞”与“贺侍郎”，《笺注》以林宝《元和姓纂》、《新唐书·张九龄传》、《旧唐书·贺知章传》三起材料为据，认为其即袁仁敬与贺知章，并系是诗于开元十六年，实则大误。
按：复次林宝《元和姓纂》卷四“襄阳袁氏”与《新唐书·张九龄传》，其中确有“唐尚书左丞袁仁敬”的记载，而贺知章于开元十三年也确曾“迁礼部侍郎”，但此并不能证实袁、贺二人就是孟浩然是诗中的“袁左丞”与“贺侍郎”。其原因在于，袁仁敬何时任尚书左丞，林宝《元和姓纂》等均无明载，而《旧唐书·贺知章传》载贺知章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后，乃是“俄属惠文太子薨，由是改授工部郎兼秘书监同正员”。检《旧唐书·惠文太子传》有云：“惠文太子范……（开元）十四年，病薨。”则贺知章的“改授工部侍郎兼授秘书监”，至迟在开元十四年底者，即可论断。又据《旧唐书·职官志一》，秘书监为“从三品”，工部侍郎为“正四品下”，若孟浩然诗中的那位“贺侍郎”为贺知章，孟浩然在诗题中本应称其为“贺秘监”的，其何得弃高就低称其为“贺侍郎”呢？此为其一。其二，从版本学的角度讲，《文苑英华》著录孟浩然是诗“袁左丞”作“袁中丞”，而明人凌濛初刻印刘辰翁、李梦阳评点本《孟浩然集》，日本明治间近藤元粹本孟集，于是诗之题均无“贺侍郎”三字。这一实况表明，孟浩然此诗究竟应以何为正者，尚属于一个需加考察与辨证的问题，但《笺注》在未对此弄清楚的情况下，即认定“袁左丞”与“驾侍郎”为袁仁敬、贺侍郎的举措，显然是既不严肃也不严谨的。其三，《笺注》为系是诗的作年在开元十六年，并以之证实孟浩然在是年前即开元“十五年冬，赴京师长安”一次，乃仅引了《新唐书·五行志》的一则记载：“开元二年五月壬子，久雨……十六年九月，关中久雨，害稼。”但《笺注》的作者殊不知，两《唐书·玄宗纪》、《裴耀卿传》、《食货志》等，还记载了开元二十一年秋天长安地区曾下过一场成灾久雨的事实。假若孟浩然是诗写于开元二十一年秋，则斯时不仅袁仁敬已辞世数年，而且贺知章早已与“侍郎”无涉；如果《笺注》认为是年的长安久雨乃非孟浩然诗中的“秦中苦雨”，就应以确凿的材料对其予以证实，然其却只字未及。
综以上三者，是知《笺注》认为此诗题中之“袁左丞”与“贺侍郎”为袁仁敬、贺知章的说法，显然是缺乏材料上的依据的，则其不足据信者，乃显而易见。
（四）钱八与薛八。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卷中有《夜泊牛渚趁钱八不及》一诗，《笺注》认为，此钱八“又作洛八，薛八，名不详”，乃属失考。
按：孟浩然此诗之题，应以《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为是，即其正确者应作《夜泊牛渚趁薛八船不及》。这是因为，一则现存的几种明刊本《孟浩然集》著是诗之题皆与《四部丛刊》本同，另则孟浩然集中尚有《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作《云门兰若与友人同游》）、《广陵别薛八》二诗，以纪孟浩然与薛八之交游。又，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于“又薛八”中在列举了孟浩然集中与薛八相关的三首诗后，说：“惟毗陵集一《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疑与孟之薛八为同一人。” [8]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于薛八则注云：“独孤及有《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诗，又有《送薛处士业游庐山序》，言其‘敦于诗，困于学，敏于行。时然后言，言而寡尤。口弗言禄，禄亦不及。’《唐诗纪事》录存薛业诗两首，其一题为《晚秋赠张折冲》，浩然亦有《与张折冲游耆阁寺》诗，两人均与张冲折有交游，疑此薛八即薛业。” [9]岑、徐二说，皆认为孟浩然集中之薛八即独孤及诗中之薛八，亦即其文中的薛业其人，良是。《笺释》未及，实属遗憾。
（五）辛谔与辛之谔。
宋蜀刻本《孟浩然集》有《都中送辛大》、《送辛大不及》、《夏日南亭怀辛大》、《张七及辛大见寻南亭醉作》等诗，《笺注》认为其中的“辛大”，皆为《西山寻辛谔》中的“辛谔”其人，故于《都下送辛大》一诗的“笺注”中认为：“辛大疑即辛谔。”
按：《笺注》此之所笺乃为误，盖因唐代并无辛谔其人。其实，孟浩然诗中的“辛大”、“辛谔”，皆为孟浩然的乡友辛之谔，即“辛谔”乃辛之谔之讹。辛之谔其人，《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其《叙训》二卷，有注云：“开元十七年，辛之谔上《叙训》二卷，授长社尉。”徐松《登科记考》卷七，即据《新唐书·艺文志四》此之所载，考订辛之谔为开元十七年“上书拜官五人”中之一人。所以，《笺注》关于“辛大疑即辛谔”的认识，其实是因未谙《新唐书·艺文志》、徐松《登科记考》皆载辛之谔事迹而致误。
二、作品系年辨误
《笺注》在以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为底本进行“校”、“笺注”、“按”的同时，于具体的“笺注”中还对孟浩然集中的有关作品进行了系年，但其中的某些系年，不仅缺乏文献依据，而且还颇多错误，故乃大有辨正之必要。为便于认识，这里亦举其错误五例如下，或可获窥管见豹之效。
（一）《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
《笺注》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十九、二十年间，孟浩然经会稽、永嘉赴乐城寻张子容，而崔国辅时任山阴县尉，正奉使北上长安。”
按：《笺注》的这一系年，纯属自说自话所致，原因是现的存见之有关崔国辅生平的各类材料，均无其在任山阴尉时曾“奉使北上长安”的记载。其实，此诗的正确作年，乃在开元二十三年春。考徐松《登科记考》卷八于开元二十三年的“牧宰举”列崔国辅名，并有云：“《新唐书·艺文志》：‘国辅应县令举，授许昌令。’县令举，疑即此牧宰举也。”[10]徐松所说的“此牧宰举”云云，所指为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所下的一道诏令，对此，《旧唐书·玄宗纪上》乃有载，其云：“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智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一人。” [11]正因为崔国辅在开元二十三年春因“牧宰举”而入京，故孟浩然是诗乃有“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之谓。所以，是诗作年非如《笺注》之所言，乃在“开元十九、二十年间”，而是在开元二十三年的春天。
（二）《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
《笺注》笺此诗云：“……《储光羲集》卷五《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此即和储诗而作。时在开元十七年春。”
按：是诗的作年非为开元十七年，《笺注》此系误。考《全唐诗·储光羲集》中有《大酺得长字韵》一诗，其题下有注云：“时任安宜尉。” [12]储光羲诗题中的所谓“大酺”，是指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其生日，乃诏令天下诸州宴乐并休假三日，对此，《旧唐书·玄宗纪》有载，兹不具引。而开元十七年春，孟浩然乃在长安，其集中的《长安早春》乃可证之。诗有云：“关唯东漠，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乐建寅春。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13]又，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云：“久废南山田，叨陪东阁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枕籍琴书满，蹇帷远岫连。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促织惊寒女，秋风感长年。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14]据“犹未献甘泉”、“庭树忽鸣蝉”诸句可知，此诗乃写于开元十八年的春天，其题既作“题长安主人壁”，可知开元十八年的春天孟浩然仍在长安。而此，也可确证孟浩然的“自洛之越”，是并非始于开元十七年的秋天的（详上对“张子容与张愿”之志疑）。
又，《全唐诗·储光羲集》有《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也》一诗，表明储光羲至洛阳之时为开元二十年。是诗题中的“信安王北伐”，据两《唐书·玄宗纪》、王溥《唐会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唐纪》所载可知，乃在开元二十年春，始程地则为洛阳（储光羲此诗有“出车发西洛”之句）。储光羲斯时既以是诗替其友人“鼓吹李丞”送行，则其春在洛阳即可遽断。又据《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十九年十月、十一月，唐玄宗与文武百官均在洛阳，时为都官郎中的吕向（参见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玄宗》），自当随驾至东都。此则表明，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组诗，只能是写于开元二十年春之洛阳。而孟浩然既“同”储光羲此诗，其所表明的则是，斯时孟浩然亦在洛阳，如此，其《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一诗之作年，为开元二十年的春天，也就甚为清楚。
（三）《赴京途中遇雪》。
《笺注》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十五年冬”，乃误。
按：上引是诗有云：“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册川。落雁迷沙渚，饥鸟集野田。”检两《唐书·玄宗纪》、《五行志》、《食货志》，开元十五年的“秦京道”根本无下雪之记载，则是诗非作于开元十五年者，乃甚明。按要诗之题，凌濛初刻印宋刘辰翁、明李梦阳评点本《孟浩然集》、朱警嘉靖十九年辑刻《唐百家诗》本《孟浩然集》、王维、《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均作《赴命途中遇雪》。所谓“赴命”，即奉命入京，亦即奉诏入京。关于孟浩然曾奉诏入京的史实，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有载：“明皇以张说之荐召孟浩然，命诵所作。”[15]考张说生平，其于开元十一年四月“正除中书令”，大权在握，而其平生又喜识拔后进，且此前又与孟浩然颇具交谊[16]，则其荐孟浩然于玄宗就当在开元十一年。而据《旧唐书·玄宗纪上》记载，开元十一年冬天的“秦京道”恰好下过一场大雪：“是月（十一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馀。”诗史互印，事实确凿，则此诗作于开元十一年冬天，即可肯定。而此，又可表明，《笺注》于其有《前言》中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五年冬，赴京师长安”的说法，亦乃为误。
（四）《永嘉别张子容》。
《笺注》于此诗之“笺注”中说：“张子容时任乐城县尉，开元十九年冬末，孟浩然至乐城会晤故友，二十年春初同游永嘉，后北归返襄阳，（写）此诗相别。”
按：孟浩然集中有《送张子容赴举》一诗，述写了孟浩然在襄阳与张子容分别的事况。斯时，张子容赴京应试，孟洗然则赋是诗以送。据徐松《登科主考》卷五，知张子容先天元年及第，则孟浩然在襄阳相送并写是诗之时间，就当在是年前一年即景云二年。又，孟浩然集中有《除夜乐城张少府宅》一诗，记述了孟浩然与张子容自襄阳分别后于乐城之再见，其中有云：“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孟浩然与张子容再会于乐城的时间，若如《笺注》所言在开元十九年冬，则由是年上数至二人襄阳相另的景云二年，其间乃整二十年，按理，孟浩然应将此诗句作“一别二十年春”，方可与事实相符，然其作“一别十馀春”而不是“一别二十春”者，所表明的是二人之乐城再会，乃绝非如《笺注》所言是在开元十九年冬的。如此，则知《笺注》认为《永嘉别张子容》写于开年二十年的说法为误，也就不言而喻。
（五）《自洛之越》。
《笺注》于此诗之“笺注”有云：“此诗作于开元十七年秋。”而其于《前言》中，则有孟浩然开元“十七年秋，自洛阳经汴水往游吴越”云云，即是据此而为，实则乃误。
按：据是诗，知孟浩然确曾“自洛之越”一次，但其时间却并非如《笺注》所言是在开元十七年的秋天。孟浩然集中有《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一诗，其中有云：“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此二句诗所表明的是，孟浩然写此诗时，已在越中度过了两个夏天一个春天即三个年头，故其才有“久滞越中”之谓。以此勘之《笺注》认为孟浩然“自洛之越”始于开元十七年秋天的说法，则孟浩然写是诗时，就当在开元二十年春。而《笺注》又认为孟浩然集中的《归至郢中作》一诗，“为孟浩然漫游吴越返乡途中所作”，则孟浩然此行还襄阳最早当在开元二十年的夏五月前后。然而《笺注》的这一结论，却和开元二十年春孟浩然在洛阳与储光羲过从的事况（详上对《同储十二洛阳道中》诗系年之志疑），乃大违其背，则是诗之作年非在开元十七年秋者，即已明若观火。
三、地名误注订正
在包括《笺注》在内已问世的六种孟浩然集整理本中，《笺注》对于地名的“笺注”，是属于用力较勤的一种，然其亦多有误注或误笺，下面特例举五端以订正之。
（一）香山。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卷上《寻香山湛上人》诗有云：“朝游访名山，山远在空翠。……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笺注》注此“香山”引《京山县志》云：“香山在（京山）县北八十里，即今湖北京山，地处襄阳东南。孟浩然已久居襄阳鹿门山，至此访友在情理中。”
按：今湖北京山县之香山，远距襄阳约400公里左右，且其由襄阳至此山，古今均无路相通（今由襄阳始程，须经宜城、钟祥、京山、山阳，方可至香山），此为其一。其二，《寻香山湛上人》诗明言“朝游访名山”，表明孟浩然所访之香山，乃为一座“名山”，而京山香山并非名山。其三，诗题中的“湛上人”即僧人书法家湛然，考湛然生平，其从不曾涉足唐之京山县境，更不曾隐居斯地。其四，孟浩然一生足迹亦不曾至京山，更不曾至此香山。综此四者，是知孟浩然此诗中的“香山”，应以徐鹏《孟浩然集校注》、曹永东《孟浩然诗集笺注》所注之“河南洛阳香山”为是。
（二）竹东山。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卷中有《行出竹东山望汉川》一诗，《笺注》注“竹东山”引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认为此山乃“竹山县东之山”，亦即坐落于湖北竹山县“东南三十里”的方城山，实则为误。
按：是诗有云：“猿声乱楚峡，人语带巴音。……坐欣沿溜下，信宿见维桑。”所写乃为峡江一带的风情风俗。据此，知孟浩然此行乃是乘船顺长江而下，待至“汉川”（汉水入此长江处），而写此诗以纪之。但《笺注》据《行出竹东山望汉川》这一诗题则认为，此诗乃写于“竹山县东之山”一带。然需指出的是，今湖北竹山县，北距汉水约180公里，南距长江约500公里，且南北两途之间皆崇山峻岭，是地不仅无“人语带巴音”之俗况，而且根本不能“坐欣沿溜下”。另外，综孟浩然一之行踪可知，其从不曾至今湖北竹山县境，又如何会在斯地“行出竹东山”呢？而且，古今竹山县，压根就没有所谓的“竹东山”（“竹山县东之山”为方城山，但其并不能称为“竹东山”）。而就全诗之所写言，此诗之题应以《文苑英华》作《行至汉川作》为是。另从版本学的角度审视，《文苑英华》较之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是更具版本学价值的。而此，也是《文苑英华》后的明铜活字、《唐百家诗》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等，乃皆作《行至汉川作》的原因之所在。
（三）秦岭。
孟浩然《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诗云：“试登秦岭望秦川，遥忆清明春可怜。仲月送君从此去，瓜时须及邵平田。”《笺注》注其中的“秦岭”，引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秦山，一名秦岭，在县东南五十里。南入商州，西南入华州。山高三千丈，周回三百馀里。”
按：《笺注》将此“秦岭”笺注为“商州秦岭”者，实则大误，这是因为，时在“越中”的孟浩然及其友人“张少府”，均不可能去“试登”远在数千里之处的“商州秦岭”而“望秦川”的。所以，此诗中的“秦岭”，只能是在越州而非商州。考穆彰阿等《大清一统志·浙江·杭州府》有云：“秦望山，在钱塘县西南四十二里，陈顾野王《舆地志》：‘秦始皇东游，登此册瞻望，能渡会稽，故名’。” [17]此越中之秦望山，孟浩然不仅曾经登临过，而且其集中还有诗载之，可见，“试登秦岭”之“秦岭”，当即是山无疑。而此，亦与诗题“越中”吻合。又，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徐鹏《孟浩然集校注》、赵桂藩《孟浩然集注》等，均注“秦岭”为此秦望山者，又可为之佐证。另，此诗第二句的“清明”，《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以及明铜活字本等四种明刊本《孟浩然集》均作“青门”，是，盖因其与第四句的“瓜时须及邵平田”正相叩合。按青门在长安，为邵平种瓜处，《三辅黄图》有载，不具引。《笺注》对此既未校勘，亦未笺注，实属不的。
（四）龙兴寺。
《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二有《登龙兴寺》一诗，《笺注》将其编在“集外诗”内，并注“龙兴寺”云：“在岳州，《舆地纪胜》卷六九《荆湖北路·岳州》：‘法宝寺，唐曰龙兴，下瞰氵邕湖。《李太白集》卷一九《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氵邕湖》。”
按：岳州有龙兴寺，李白集中的“龙兴寺”即此龙兴寺，均属正确，但孟浩然集中的“龙兴寺”是否亦为此龙兴寺，则颇值怀疑。这是因为，李白在诗中明确交待了其与友人所登龙兴寺的地理背景及其所在地，而孟浩然诗则未能如此。考苏颋《陕州兴龙寺碑》可知，唐中宗神龙元年，曾“制天下州尽置大唐龙兴寺”，陕州则以“宏福寺为之” [18]。其中之“制”表明，自神龙元年及其后，当时的全国各州均“置”有龙兴寺，所以，宋代岳州的法宝寺，在“唐曰龙兴”者，即与此相关。而李华《扬州龙兴寺经律和尚碑》中之扬州龙兴寺，陆微《吴地记》所载之今杭州城北龙兴寺，等等，即皆与苏《碑》所载之“制”不无关联。由是而观，可知《笺注》认为孟浩然集中的“龙兴寺”在岳州的认识，显然是十分草率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各地皆以“制”为据，“尽置大唐龙兴寺”。
（五）鹿门山、鹿门寺。
《笺注》卷中有《夜归鹿门寺》（《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作《夜归鹿门歌》）一诗，题中的“鹿门寺”，《笺注》注云：“在襄阳宜城县鹿门山，参见前《题鹿门山》注。”
按：《笺注》于《题鹿门山》注引《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云：“鹿门山，在宜城县东北六十里，上有二石鹿，故名。”这条材料所表明的是，坐落于宋代“襄阳府”境内的鹿门山，其东南距宜城县为“六十里”，并没有说鹿门山“在襄阳宜城县”。所以，《笺注》认为鹿门寺在“襄阳宜城县鹿门山”的说法，显然为误。另据清人王万芳《襄阳府志》的记载，鹿门寺所在的鹿门山，距襄阳县“东南三十里”，是地古今均与宜城县无涉。所以，鹿门山不在“襄阳宜城县”，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襄州·宜城县”无鹿门山之载者，又可为之佐证。
以上的十五条“志疑”，诚如本节开首所言，主要是立足于《笺注》的“人物笺注”、“作品编年”、“地名误注”三个方面的。而除此三个方面外，《笺注》中还有另外一些类型的“笺注”，也是需要加以辨证与证伪的，如对有关典章制度与职官称谓之“笺注”的互为矛盾，或前后抵牾等，即为其例。因此，我们殷切希望《笺注》在再版时，《笺注》作者能对存在于其中的各类错误予以逐一检核与订正。
注释：
[1]游方《任城县桥亭记》，《全唐文》卷三六五，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2]张九龄《赴荆州长史制》，《张九龄集校注·附录·诰命》，中华书局2008年版。
[3]吴汝煜主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4]王维《送孟六归襄阳》，《全唐诗》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66年版。
[5]以上所述王维开元十三年至开元十九年行踪，且体参见拙作《王维转官吴越考略》一文，载《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5期。
[6]孟浩然《南阳北阻雪》，《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三。
[7]赵钺、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
[8]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9]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徐松《登科记考》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刘㫬等《旧唐书·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储光羲《大酺得长字韵》，《全唐诗》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
[13]孟浩然《长安早春》，《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二。
[14]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本《孟浩然集》卷一。
[15]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6]《全唐诗·孟浩然集》中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荆门上张丞相》二诗中的“张丞相”，所指皆为张说，可参看。又，据拙著《唐人生卒年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说”条，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则孟浩然与张说过从于是年前者（即此二诗皆写于是年前），即可论断。
[17]穆彰阿等《大清一统志·浙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苏颋《陕州兴龙寺碑》，《全唐文》卷二五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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