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罗天到沈阳道
——近百年天津古玩市场变迁
罗文华

 

 

   天津，作为世界第四大港口、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海内外收藏家誉为“聚宝盆”。在天津一次大型文物艺术品拍卖会现场，一位参加竞拍的广东著名收藏家曾经对笔者说：“天津收藏界人气很旺，是名副其实的‘收藏之城’。在中国，搞收藏玩文物的人绕不开天津。”
   天津在近代曾经是中国北方文物艺术品的集散中心，古玩旧物的收藏和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近十几年世界各大拍卖会上的很多重要拍品都曾经在天津流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后，在文物艺术品市场复苏和调整过程中，天津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在文物艺术品经营和收藏方面大做文章，成果显赫，目前已成为公认的北方文物集散中心之一，多项收藏指标居于全国前列。
   今日天津古玩市场的繁荣，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天津的大罗天和沈阳道，堪称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古玩市场的代表。
   从1987年到1995年，即从我到《天津日报》工作到报社迁至河西区南楼，我在和平区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处的报社老楼工作了八年。报社老楼所处的地方，民国时期是著名的日租界大罗天古玩市场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缘故，20世纪90年代初，经一些老编辑提议，我编辑的一个周末综艺副刊就曾改叫“大罗天”。
   1860年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陆续在天津开辟租界。为达到经济掠夺的目的，列强也吸引中国绅商在租界内投资经营工商企业。1917年，曾任天津海关道的广东中山人蔡绍基出资，首先在日租界中心地区宫岛街（今鞍山道）与明石街（今山西路）交口购买了一片土地，兴办了大罗天游艺场。“大罗天”是道教语，指天外之天，即最高最广之天。道教认为茫茫宇宙有三十六天，而其他三十五天总系于大罗天。其他天都有限，而大罗天是无限且没有终极的。也就是说，到了这里，应有尽有，如入仙境。大罗天占地9400平方米，为花园式综合游艺场，总体设计精美典雅，包括假山、水池、亭台、楼阁等。正门有一尊广州佛山石湾窑烧制的“刘海戏金蟾”坐像。游艺场内建有剧院、露天电影场、杂耍剧院（演出曲艺、大鼓、时调、戏法等）、鹿圃、野兽间（饲养狼、熊、猴等）等，剧院后附设演员宿舍、厨房，并建有熙来饭店（兼旅馆）、小卖部，备有烟酒点心及台球、套圈等赌博游戏。游艺场开办后，居住在租界内的清代遗老遗少、北洋军阀政客以及洋人买办多来此游玩消闲，尽情享受。京剧名家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等均来此演出，天津人不多见的粤剧也一度在此演出过。张园、陶园、大罗天是天津著名的三处夜花园，每当盛夏，更为游人乘凉娱乐所乐往。当时天津上层社会中曾流传“进了大罗天，死了也心甘”的谚语，足见此地娱乐业之繁盛，娱乐设施之完备。
   1925年后，大罗天杂耍剧院停业，一些经营古玩的小摊贩互相联络，发起租赁该剧场，以为试探性的营业之所。大罗天经理看出有利可图，遂把古玩摊聚集在一起，陈列出新旧陶瓷、翡翠、玉器、绣花、字画、雕刻等手工艺品，因陋就简地开设了大罗天古玩市场。此前，即清代和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铺多集中于估衣街、锅店街、北门里及东马路一带。大罗天古玩市场初创，虽然摊上珍品不多，却也琳琅满目，招徕了大批中外游客及字画古玩爱好者和收藏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居住在天津租界内的各国官员、商人多喜欢购买中国古董回国送礼，一些中国军阀、富商也买些书籍、古玩、字画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促使大罗天古玩市场兴旺起来。
   从成立到“七七”事变前，是大罗天古玩市场的极盛时期，共有大小古玩商店四十多家。字画古玩店有稽古斋、集粹山房、云山阁、古香斋、同好斋、辉云阁、道古斋等。这些字画古玩店的买主都是一些官僚、富翁，商品来源多是北京仿古伪品，如北魏龙门石造像、唐代莫高窟壁画等。当时开裱画店获利很大，长年在这里裱画的天津收藏家有靳云鹏、任毓麟、方药雨、王云书等。罗振玉居津期间也经常逛大罗天。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移驾天津张园，因罗振玉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一度颇受“皇上”倚重。然而陈宝琛等帝傅及郑孝胥环绕溥仪左右，罗振玉被冷淡疏远。一天，罗振玉在大罗天地摊上寻见溥仪赏给师傅陈宝琛的御笔对联，惊愕之中将其买下，径自呈给溥仪。这位“少帝”尴尬恼怒，对陈师傅当然不满，而对罗振玉的挑拨之举同样反感。罗振玉精明自负，但在争宠的角逐中仍居下风。1932年张大千到天津举办画展，曾在此作画。溥仪在天津先后居住的张园和静园都紧邻大罗天，也曾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此观光。
   在大罗天古玩市场，资金雄厚的四家古玩店——源丰永、仲盛公、珍昌泰、燕利，都经营或兼营瓷器。有两位专门经营官窑瓷器、经验丰富的古玩商人，一位是天星斋经理娄星五，一位是孟寿山，他俩专门买卖明代成化五彩瓷器、宣德青花瓷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官窑瓷器。他俩对明清两代瓷器颇有研究，经常与同行交易，见到对路货大胆给价，然后转手卖出，所以成交量很大，但对其他商品概不经营。清代同治年间的粉彩瓷器的成交量也很大。有的古玩店商因缺乏文物知识，使一些瓷器珍品被外国人用低价收购。
   回金海先生1927年17岁时，由家乡河北省枣强县到天津大罗天古玩市场集粹山房字画古玩店学徒；三年学满后，转入辉云阁字画古玩店当店员；1940年自营福顺成字画古玩店，当经理。他对大罗天及古玩业的情况了解较多，鉴定经验丰富。结合民国时期的瓷器经营，他曾谈到自己的鉴定体会：“瓷器亦分古瓷器与新瓷器。隋唐五代以至明清的古瓷器，鉴别上比较易学，要领是察看坯子、釉子、颜色、式样、款式（有四字款、六字款、篆字图章款）。然后分辨出窑地区，分辨当地的泥土，以为旁证。唐宋元三代的瓷器多在河南窑制成，主要辨别是真唐瓷还是仿唐瓷。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出品的瓷器则易于辨认，因为烧窑多系皇家兴办，不惜工本，胎子越薄越好，做工越细越好，彩釉、式样等都很精致。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在江西出过几窑洪宪瓷，以为祝贺，做工精细，价值甚高。陶瓷也有厚胎陶瓷、白釉陶瓷、黑白花陶瓷、薄胎陶瓷等古陶瓷佳品，为赏鉴者所欢迎，被誉为‘古拙新奇’之品。我自学徒起，便必须要背熟我国古代有名的十三窑，即：柴、汝、官、哥、定、钧、耀、平、磁、建、广、欧、郎窑。各窑产品特色不一，如南北宋官窑和汝窑的陶瓷为淡青色，哥窑的釉浅白，有断纹（名开片）……再如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陶瓷、万历年间的五彩陶瓷，清代康熙年间的青彩陶瓷、雍正年间的粉彩陶瓷，唯有康熙、乾隆年的薄胎珐琅彩瓷是官窑出的贡品，在装饰艺术上独具特色。”以这些经验鉴定瓷器，直截而简便，举重若轻。他还介绍说，以假乱真、张冠李戴、假款假跋、巧摹妙仿，然后高价出售，牟取暴利，都是旧古玩业惯用手法。各古玩商经营的品种不同，仿制伪造也各有各的窍门和路子，但他们经营原则却是一致的：货不全，不卖钱；一货一主；一旦买进真品古玩，不必发愁没有买主。如果收进精巧的伪品，也会遇到不识货的买主，照样以真品价格售出。这就要求古玩商对各种不同兴趣爱好的官僚士绅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根据他们不同的欣赏习惯，特别是利用他们的虚荣心理，巧言吹嘘商品的特色，才能出手。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本来奄奄一息的大罗天古玩市场居然又出现回光返照的情景，增添了日本庄，经营宋元陶瓷、明清五彩瓷和宋元字画等，为日本商人所喜好，因而维持了一个时期的繁荣。一些亲日派如方若、王揖唐、徐良等人，仍以日租界为他们的“天堂”，经常出入大罗天古玩市场。据回金海先生回忆，曾有一名日本武官带着翻译在李仲华古玩店买了两件宋元瓷器，价值二百余元，过了一两天，这两个人把原货带来，说是赝品，并把李仲华打了一顿，将瓷器砸烂，又把原钱索走。还有两个日本人，在珍古斋买了两件瓷器和两张画，日本古玩商人池田隆告密说这些都是仿造品，这两个日本人大怒，立即用电话将珍古斋职工何云龙骗去，关入小屋里加以毒打，最后又叫该店经理王锡珍带着原货款去赎人。此时，何云龙已被打得脚骨脱臼。资本雄厚的古玩店珍昌泰、源丰永、致古斋等，见势不妙，先后迁至法租界劝业场三楼，继续营业。当时劝业场租赁门面还不太贵，三楼上两间门面仅要两条黄金（20两），不久即涨了一倍。古玩市场的商人们知道，经营珠宝、钻石、翡翠、玉器的商店，在劝业场营业是对路的，而西洋庄、古字画、裱画、日本庄等商店，则在劝业场内无甚销路，所以大部分并未迁移，苦苦维持。延至1942年，大罗天业主蔡绍基与日本人合资开采的金矿亏损过巨，欲将大罗天整个产业和熙来饭店卖给日本的长泰洋行，准备作为日本军用仓库。这又加重了古玩商们的困难处境。1943年春天，长泰洋行派来人丈量地基，并堆放了一批物资。这时大罗天尚有32家古玩商店，大家公推西洋庄隆兴店经理张福兰，聘请一律师代理诉讼，要求缓期迁移，结果是准予一年内迁移完毕。至1944年春，有的迁往劝业场五楼，有的去天祥市场二楼继续营业，有的把货底送到天明市场（鬼市）推销。大罗天古玩市场到此结束。而在大罗天开辟的日军物资总仓库，尚未完全竣工，即因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成为泡影。到天津解放前，这里是一片瓦砾。
   闻名海内外、盛极一时、瓷器古玩云集的天津大罗天古玩市场，烟消云散已将近七十年了。至今唯余竖写着“大罗天”的多半块石碑，作为它的历史物证。二十几年前，我曾经在张园旧址的花坛里见到过这块残碑。
   改革开放，振兴了天津的古玩业，使天津形成了十分红火的文物艺术品经营和拍卖市场。沈阳道古物市场是全国经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古物市场之一；古文化街古玩城和文化小城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藏品交流市场之一；天津市文物公司、天津国际拍卖行、蓝天国际拍卖行是天津文物艺术品经营拍卖业的三大支柱企业，其业务辐射力已达全国各地，并且屡次打破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全国纪录。天津成为各种收藏品跨地域交流的中心，是全世界中国古代金铜造像的集散中心，是中国玉器、古典家具重要的集散中心之一，是河北、山东、辽宁等地旧连环画、旧票证的集散中心。天津还是各地新旧工艺品如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曲阳石雕、易水砚、大理石画及缅甸翡翠等的重要集散地和经销窗口。
   与北京的潘家园市场一样，天津的沈阳道也是全国闻名的古玩旧物市场。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是天津最大的古物市场，也是全国成立最早的古物市场。这里是中国北方特别是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陕西、辽宁等省区的古物集散中心，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古玩经营者也把这里当做赚钱的宝地。这里经营陶瓷、家具、钟表、钱币、字画、文房四宝及各类工艺品，大小新旧货色齐全。这里还会出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百代等唱片公司的产品，这些戏曲类的老唱片虽价格不菲，但经常会有人淘走。
   沈阳道古物市场固定的店铺和摊位每天都营业，以每周四上午最为热闹，因为这一天中国北方各地的古物经营者都聚集于此进行交易。每周五，这些经营者逐渐向北京转移。每周六和周日，他们聚集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进行交易。沈阳道的东西价位低，高峰期又早于北京，北京的古玩爱好者也“舍近求远”，专门开车来天津交易。天津沈阳道古物市场最热闹的时候，店铺和摊位多达数百个，来此交易和观赏的收藏爱好者多达数万人，摩肩接踵，拥挤不堪。
   中外很多收藏家和爱好者都在沈阳道觅过宝，捡过“漏儿”。画家黄胄曾在这里花70元买到一对黄花梨木的清代笔筒，指挥家陈燮阳花1000元买到一件黄花梨木透雕如意，作家冯骥才买过很多印药房包装纸用的小印版、杨柳青年画的画版，都爱如珍宝。日本音乐家铃木吾郎到天津讲学，他在沈阳道买了两个红木定音管，十分满意。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民俗专家、收藏家张仲先生在世时，常来这里替朋友们鉴别古物。曾任《华声报》总编辑的周倜先生是一位收藏迷，他经常逛沈阳道，对这个市场情有独钟。他在《古玩市场今昔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一书中，谈到他对潘家园和沈阳道的印象：“有人说，在潘家园摆地摊的，十个摊主之中至少有一两个天津人。旧时京津地区，有不少关于‘京油子’‘卫嘴子’（指‘天津卫’的人）的轶事笑话，比方说‘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事实上，天津人不仅擅长说话、‘斗嘴’，而且更会做生意，往往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开拓精神。时下论民间古玩市场，虽数京城潘家园名声最大，但天津市的沈阳道市场却创办更早，且在发挥灵活性、突破过时政策的樊篱方面发挥过带头作用。”来自美国的威廉·保比特在与沈阳道一家瓷器店老板交流时说，他对中国文化简直着了迷，尤其对青花瓷特感兴趣。他说沈阳道销售的青花瓷上绘制的龙的图案恐怕有几百种，其惊人的想像力和艺术表现力，很难用语言表达。他原本想一件件地收藏，但最近才发现，欣赏、研究比收藏的乐趣更大，所以他准备在条件成熟之后，要从一个外国人眼里的青花瓷这个角度写一本书，让美国人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沈阳道市场就像俗称的“跳蚤”市场，以地摊经营为特点，古玩旧货，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诱人光顾。由于集市买卖随意开放，交易气氛融洽平和，所以总是熙熙攘攘，其中不乏一试身手来“捡漏”或“练眼”的收藏爱好者。这里的确有价钱实在的小玩意儿，若碰上只为做点小本生意的摊主，买价更好商量。因此，相对于其他交易方式，买家问价和砍价的心理负担是最小的，这也是收藏爱好者们爱到此捡便宜的原因之一。
   前些年沈阳道确有不少好东西，近些年随着文物经营大环境的变化，赝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东西好价格又合理的古玩已经很难买到。例如，天津民间散落着不少精美的紫砂壶，有旧时豪门望族遗留的，也有辗转到小户人家的。在沈阳道，紫砂壶是古物的一大类，几乎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古玩店都要摆上一两把紫砂壶，还有很多专门卖壶的摊位。有一家专门卖壶的店铺，几年间经手的壶已超过一万把。这里卖的壶，多为老壶，其中大部分为仿古壶。如果遇上真正的老壶，价格也不低。收藏者到这种地方买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慎之又慎。在这里，壶商以假充真、以劣充好的事屡见不鲜。
   常常是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有买家和卖主来到沈阳道。因为天黑，交易时要打着手电筒。买者以为是刚上市的真货，别人没过过手，价格低，其实照样是假货。这样的情景好像过去的“鬼市”。有些商贩还根据不同情况编造各种凄婉动人的故事，如说“这壶是我祖上从宫里偷出来的，现在家里有重病人等钱用，急于出手，吃亏就吃亏吧”，欺骗投资者，让投资者明明上当受骗还以为捡了个大“漏儿”。一些外地农民来此卖货，假装憨厚淳朴，骗取购藏者信任，赚了不少钱。大体来说，本地商人爱装灵，巧言令色，引人入套；外地小贩爱装傻，一问三不知，让人自己往套里钻。古玩旧物市场里形形色色“打托儿”的不少，他们为了从骗取的钱财里抽头儿，施展各种伎俩，令购藏者防不胜防。
   此外，前些年的文庙古玩城、水阁大街古玩大院、历史博物馆院内、第一工人文化宫、第二工人文化宫、南开文化宫，现在的古文化街、鼓楼商业街等处，也是天津销售古玩、旧书比较集中的市场，在经营品种、经营时间等方面与沈阳道市场互为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