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天津行馆沿革及遗址方位考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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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天津“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1]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具有“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空间地缘优势，历史上交通便捷、漕运发达、工商辐辏、寺院祠堂云集、文教事业兴盛。而衙署林立、官气十足也是天津三岔河口地区的历史特征之一，尤以近代最为典型，且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直隶总督衙门为代表。这是天津清代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抬升的显著标志。

现经考证，河北影院遗址为今北马路天隆达商厦（也称天津眼镜城）所在地以北[5]。而天津行馆遗址即在今天隆达商厦、东北角新华书店所在地及其以北一带。

一、天津行馆的历史沿革脉络

1.天津行馆的前身为长芦盐院公署

长芦巡盐御史署的全称为巡按长芦盐课察院公署，别称较多（以下简称盐院公署）。

莽鹄立《重修长芦盐院公署记》载，“署后旧有射圃，在荒草中。客至较射，则取苇席以避风日。至是筑室三楹，趾三层、墙四周……予因题所居南室曰‘敬事堂’……题射圃室曰‘绎志轩’”。莽鹄立《环水楼记》载，“天津公署最后、岿然而高者，曰‘环水楼’。盖取河流潆绕、围环若带之义也。”[7]

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载，“咸丰十年，盐政裁缺，新设三口通商大臣，仍以为署”。[9]

2.盐院公署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津商办，尤恐诸多窒碍。拟请于牛庄、天津、登州三口，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直隶为畿辅重镇，不能专驻天津。而藩臬两司，各有专职，亦未便兼理其事。拟仿照两淮等处之例，将长芦盐政裁撤，归直隶总督管理。其盐政衙署养廉，即拨给通商大臣，不必另议添设，以节经费。旧管关税，一并归通商大臣兼管，分晰造报。并请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一颗，无庸加‘钦差’字样。仍准酌带司员数员，以资襄办。遇有要事，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庶乎呼应较灵。”[10]

但是，奕等并未料到，天津开埠之后口岸通商竟日趋发达，呈不可逆转之势。据其预判，“天津一口，将来办理通商，只有进口货物，并无出口大宗。如果日久贸易不旺，彼必废然思返。拟仍临时酌量情形，或将通商大臣裁撤，以省冗员。”[11]

“咸丰十年十二月间，崇厚由长芦盐政改授三口通商大臣”，但其“职分较卑，按照条约，并无载明通商大臣与领事交涉仪式，往来公文俱用照会平行。迨崇厚荐升侍郎，相沿已久，碍难更改。”[12]

清同治九年（1870）八月，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改为北洋通商大臣衙门。

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十《经政略・公署》载，“总督行署在天津府城外东北隅，本长芦盐运署。咸丰十年，设三口通商大臣，即以为署。同治间裁缺，改为总督行署（《天津县志》）。”文中“本长芦盐运署”一语为误载，应为“本长芦巡盐御史署”所在地。[13]

3.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改为天津行馆

又据清张焘《各衙门行馆住址》载，“总督行署，在河北。先为盐院衙门，咸丰十―年裁撤，盐政归总督兼管，遂改为通商衙门。至同治九年，裁撤通商大臣。现为直隶总督行辕，人称‘中堂衙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每年自仲春节驻津门，至十月冰冻后，轮船停行，无复往来交涉事件，即回保定节署度岁。”[15]“中堂衙门”即天津行馆别称之一。

保定和天津遂成直隶省的两个政治中枢和行政中心，俗称“双省会”。行馆本指旧时官员出行在外的临时居所。但天津行馆并非临时性的。后据袁世凯奏称，“臣复查李鸿章移督直隶，长驻天津行馆，从容擘画。”[16]

同治十年（1871），天津行馆即获重修，增建后，“共计房屋四百余间”[17]。当年，日使来津与李鸿章谈判立约，并议订《中日通商条约》。此后，李鸿章经常在天津行馆会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等中外人物。

同治十二年（1873），天津大雨，李鸿章在天津行馆附近建龙王庙，“亲祭奠，请制水”。[18]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之后，直隶总督职权已涉及整个北洋地区。长芦盐运使如山撰《重修天津府龙亭碑记》镌于1877年，碑阴列有李鸿章衔名，即：“钦差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赐进士出身赏戴双眼花翎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长芦盐政一等肃毅伯臣李鸿章”[19]。

李鸿章居津期间，还在河北金家窑大街一带建有公馆，曾称“中堂大人公馆”，因之形成大公馆胡同 [20]。

4.天津行馆改为都统衙门

1900年7月30日，八国联军在天津行馆原址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其中文名称初为“总督衙门”，8月14日，在其第10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30]，即“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通行的简称为“T.P.G”[31]。

科罗斯托维茨载：“李鸿章住过的宫殿，琉璃瓦屋顶的亭台楼阁鳞次栉比，圆柱成行、回廊曲折。在这些迷宫似的亭台和院落的中间，矗立着一座装饰得很漂亮的半中半欧式的戏楼。殿与殿之间隔着铺砖的庭院、走廊和有顶的过道。府邸受的轰击很少，遗憾的是义和团和联军都曾占用过一个时期。完整无损的家具只剩下了各种雕花的太师椅，镶嵌在上面的一些花饰也给我们的士兵挖去了。仆役都逃散了，只留下一个看门的老头。”[32]

1900年9月，李鸿章从上海返津后，即“住在海防公所。这座公所是他兴建来接待来津的宫廷皇族的行宫。公所里还住着从大沽陪同李鸿章来津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35] 科罗斯托维茨载：“李鸿章对我们的劳苦奔走表示谢意以后，想去看看府邸。我们走遍了所有的庭院。李鸿章坐着轿子，因为没有钥匙，走到那些关闭着的府门前，便只好停下来。李氏温和地讽刺说，他看到府邸保护得很好，相信他的东西都完好无损。”[36]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八日（1900年10月1日），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 [37]。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卒于北京贤良寺，李鸿章再无重返天津行馆的机会。

5.都统衙门改为海关道衙门

津海关道始设于清同治九年（1870），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监督津海新关、津海常关（旧称钞关）。“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仍驻天津府……凡直隶一省交涉洋人事件，统归关道管理……其关防文曰：‘办理直隶地方通商事务监管海防兵备道’。”[40]

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一百三十》载，“分巡天津津海道署，在天津府城东门外（《天津县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四》载，“津海关道兼钞关公署，在天津府城东门外，本青州分司公署旧基改建。”

一是《天津政俗沿革记》载，“庚子乱后，袁世凯督直，将行署移在河北今之李公祠旁海防公所，此则戊戌备作行宫者也……津海关道衙署，在东门外迤南滨河，其初为青州分司衙署，俗呼为‘北司衙门’。设海关道时，改为关道衙署。自直隶总督行署移今之李公祠旁，遂以直督行署为关道衙署。”[45] 文中提及的直隶总督行署、直督行署、行署，均为天津行馆别称。《天津政俗沿革记》又载，“海防公所，在河北窑洼，即今之直督行署也。”[46] 但此处所载“直督行署”，应指直隶总督衙门 [47]。

二是“北洋大臣行辕，即清德宗预备为阅兵驻跸行宫而建造之地。戊戌政变后，慈禧幽帝于瀛台。阅兵之礼不举，项城奏请改行辕。而原有之北洋行辕，则为津海关道署。”[48] 文中所指“北洋大臣行辕”，为李公祠旁的海防公所，而“原有之北洋行辕”，则指天津行馆。

1909年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编《天津志》载，“海关道衙门，本衙门在天津城北金钢桥北，海关道（正三品）驻在此处。”[49] 据此判断，1909年，津海关道衙门仍设在位于“天津城北金钢桥北”的直隶总督衙门一带。

在1910年《天津地图》上，天津行馆旧址已被明确标注为“海关道衙门”[50]。

6.海关道衙门改为顺直水利委员会会址

据此可见，顺直水利委员会会址已迁入天津行馆旧址办公。这也表明，津海关监督公署（旧海关道衙门）已于此前迁出。

7.顺直水利委员会会址改为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所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