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河也称白河，清以后多称北运河，是天津连接京都的一条重要漕运通道，也是南北大运河的一段重要河道。潞河流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南运河相接，汇入海河，可直达渤海海口。经南运河南下可达杭州。清乾隆帝数次下江南，几乎都是乘龙舟从这条河道走的，于是，有人也把这条河称之为“御河”。潞河曾是京都生命之河。元代京城大都，十数万人的粮食及生活用品，全部要靠潞河从天津转运到京城。所谓“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莫不仰给于江南。”即指此。
潞河在汇入海河三岔河口前，曾向东拐了一个大弯，形成了一块三面被水包围的“老河北”，这个地方就是史志上记载的“三岔口北岸”。三岔口北岸是个人文荟萃、历史悠久的地方。北运河大弯环绕着这片土地，南北运河在此交汇，漕运的船队在此停泊，丰富的物产和密集的人脉孕育了这里的百姓，使三岔口北岸迅速地发展为天津城外重要的人口集聚地。金家窑村就坐落在这块土地的中央。据说当年只有“谢高等十八家盐户在此熬盐”，明弘治三年，有金姓窑主在此建窑烧砖，渐成村落，以窑命名，称金家窑村。金家窑村东临狮子林村，西至河北大胡同，南至望海寺、海河楼，北至北运河弯道。村中人口稠密，里巷交织。金家窑大街犹如一条通衢大道横穿其中，东头到北运河东河沿儿，西头至大胡同，河东一带的百姓去大胡同、北大关等地必经此路，终日车水马龙，带动了大街两侧的买卖店铺鳞次栉比、兴旺发达。金家窑村可称潞河尾闾第一村。
明朝初年，漕运船队中安庆帮的穆斯林，每年冬天都会在金家窑一带临时搭席棚作礼拜。之后，一些回族同胞陆续来这附近定居并集资建起了一座清真寺。几经扩修，到光绪年间形成现在的规模，是我市最早修建的清真寺之一。清以后，村中又陆续建起了水月庵、海潮寺、焚纸塔等庙宇，高高的焚纸塔和清真寺的金顶几乎成了金家窑村的标志性建筑物。金家窑村因水而兴盛，也因水而饱受战争苦难。
1858年5月25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军舰沿河北上，停泊在三岔河口附近。此时，天津城内“阖郡惊扰，哭喊奔跳”，“街市已空，河道已净，居民大多到乡下躲避”。官府委派大盐商张锦文（海张五）组成“支应局”，“备牛羊礼物，分送夷船”，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英法联军对天津百姓的惊扰。为给清政府施压，6月11日英法联军强行上岸，用武力占领了金家窑村，把寺庙里的佛像搬到街上，将大殿改作营房，将金家窑村三百余户百姓驱离村庄。6月16日（端午节）夜里，愤怒的百姓潜回村里，欲放火焚烧联军营房，被联军发现，将火扑灭。变本加厉的联军又于19日夜里到估衣街一带抢掠，被抢的百姓自发的组织起来，以“砖石瓦块”击退了敌人。
1860年8月24日，英法联军二次又攻陷大沽口，并占领老城及金家窑一带，金家窑的百姓又一次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在1900年的“庚子”事件中，位于金家窑村南的清军水师营炮台（俗称黑炮台）为支援义和团的进攻，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紫竹林和老龙头车站的敌军，给侵略者沉重的打击。村中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炮台上的守军送水送饭，使炮台的守军深受鼓舞。受到重创的敌军疯狂地向黑炮台反击，许多炮弹落到了金家窑村里，炸毁了不少民房，伤及无辜的百姓多人。1900年7月14日（旧历六月十八），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对黑炮台恨之入骨的敌军遂即炸毁了黑炮台，并又一次抢掠了金家窑村，把全村百姓再一次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了天津城，百姓一片欢腾，家家门前挂起了“龙旗”，庆祝“都统衙门”下台。金家窑村的百姓们也很快从炮火的硝烟中振作起来，修房铺路，重整家园。
袁世凯将直隶督府迁到潞河边上的原“海军公所”，并大刀阔斧地推行“北洋新政”。鼓励投资，振兴实业。金家窑地区三面环水，是一块风水宝地，自然首当其冲。1904年，爱国商人张咀英投资一万元，在金家窑大街兴建了天津第一家啤酒厂“松盛大麦酒厂”，第一次让百姓喝上了中国人自己酿造的啤酒。1906年，袁世凯批准成立的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厂在金家窑建成发电，并向老城、北大关等地送电。同年，李镇桐投资兴办的华胜烛皂股份有限公司在金家窑成立，这也是我市第一家用工业手段制造肥皂、蜡烛的民办企业。民国成立后，金家窑地区因水陆交通便利，更成为投资热点地区。1912年，北洋造纸厂、万兴麻袋厂等相继在金家窑建成投产。1914年，刘秀九投资2.5万元兴建的义生针织工厂在金家窑建成生产。随后，一批批小规模的针织、染整等民办企业也纷纷在金家窑地区投资开业。至此，金家窑大街周边已形成产业、商业、居住密集的闹市区。
1918年在新挖的海河河道上为电灯房修建水泵站
1918年正在开挖中的海河新河道，图中电线系比国电灯房向城里送电的线路
改造后焕然一新的金家窑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
金家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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