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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的漕运兴旺了三岔河口，船员供奉妈祖更加兴旺了天后宫地区 |
天津的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其中漕运文化、码头文化又是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由于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不仅是京畿重地的门户，也是南北大交通的枢纽，所以天津很快地发展起来，漕运带给天津卫的不仅是财富，也把天津卫推向北方重镇的辉煌。
漕运分为河漕和海漕两大部分，但甭管是哪一路的漕运，都必须从南北大交通的要冲———天津卫进行中转，北方的高粱、南方的大米，甚至是各种生活消费品，各路的漕运船只纷纷云集在三岔河口，南来北往的船只带动的不仅是社会经济的活跃、国家政治的稳定，也带动了天津卫的发展。
早在元朝时期，尽管天津还没有建卫，但元朝政府看中天津这块宝地，因为天津在南北大交通中发挥重要作用，更成为元朝大都的生命补给线。到了明清时期，天津卫正式设立后，尽管海漕、河漕在不同时期各领风骚，但都不影响天津卫在漕运中的地位，天津卫依然是政府看中的一块宝地。
有专家说，天津卫之所以成为政府的生命补给线，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的后几个朝代，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国家的经济重心却在南方，政府需要南方的经济做后盾，所以就必须将物资从南方调到北方，庞大的运输线就因此产生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漕运，国家在稳定政治的同时，也促成了南北物资的大流通，天津卫作为南北大交通的枢纽，自然成了南北大交通中的最大收益者。
三国因军事而形成
隋朝南北贯穿运河
天津是水陆咽喉之地。所以古时又是漕运的枢纽。在古代，通过水路调运粮食、物资，供应京城或军需，这就是漕运。漕运又分为河漕和海漕两大部分，但不管所经过的路线如何，运送物资的本质却从没有改变。
早在三国时代，曹操为了北征乌桓，曾在今日的天津一带开挖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沟通南北水道，以方便军队和物资的调度。应该说，天津水路运输的重要地位，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
隋朝时期开通了南北大运河，将南北的水路贯穿起来，方便了南北物资的运输，而天津正好处在运河北端，而且又是河运、海运的交汇之地，自然成了古代水路运输的重要转运中心，南北货物的集散码头。
成政府生命补给线
河海漕运各领风骚
国家的政治稳定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的后几个朝代，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就需要将南方的物资调运到北方来，漕运自然成了国家的生命补给线。如果把国家比喻成大脑，物资比喻成血液，那么天津卫就成了国家的心脏，各种物资都需要经过天津，传送到国家的首都。
1205年，政府修通南运河独流以北，经杨柳青入天津，使山东、河南、河北的粮食河运汇集到天津，然后再转运到京城，从而拉开了漕粮经天津供给京城的序幕。
从元朝时期，由于运河淤浅不畅，河漕的运力明显削弱。1282年，元政府从江苏刘家港试行海漕经天津入京城取得成功，海漕从此正式开始，每年都有几百万石的漕粮在天津进行转运，漕运也成了政府的生命补给线。
到明朝时期，大运河经过疏通，河漕又逐渐兴盛起来，进而取代了海漕在漕运中的地位，根据史料记载，每年都有300万石漕粮被运抵京城，运粮官军多达十几万人。
再到清朝时期，政府依然沿袭使用河漕，到“康乾盛世”百余年间，政府采取开放海禁，允许漕船捎带更多土货交易，优惠闽粤商船税率等一系列措施，海漕又逐渐恢复了生命，社会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天津卫作为漕运最大的收益者，城市也因此更加繁荣。
河海漕运相互交替
出现轮船运输货物
尽管海漕和河漕在漕运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天津卫的水路中转地位没有动摇。尽管在清朝后期出现了轮船运输，但天津卫的水路中转地位依然没有动摇。正是因为天津卫在水路运输中坚定的地位，促使天津始终保持着很强的发展势头。
河漕的兴盛一直延续到清朝道光年间，1826年由于运河河道失修，政府又改行海漕。1872年，清朝的轮船招商局成立，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漕粮由轮船运输，到三岔河口再用木船转运。
作为漕运的最大收益者，天津卫的城市发展迅速，与华北腹地的货物交流也非常密切，根据史料记载，1903年，通过河道进出货物交易额占全国总量的66%，船数达48286只。可见天津卫在近代中国，依然扮演着南北大交通中的重要角色。
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在“老城文化”的背景下，城里是天津卫的行政中心和居民区，留下很多天津的传统建筑。可是随着以“漕运文化”为背景的移民热潮到来之后，天津建筑中另一种形式凸显出来，人们常说的“棚房”、“杂院”式民居建筑随之出现。一般几户或十几户居民，一起居住在一个院子里，称之为“杂院”。
天津卫是依海河而生的城市，作为漕运的主体———海河，很多天津人都纷纷把家安在了城外，靠进海河边的地方，所以天津城外的建筑是依海河走势而建，随着建筑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城里，造成天津卫的建筑逐渐失去了方向感。天津人不分东南西北，只分前后左右，就是建筑“依河而建”的结果。
天津属于京畿地区，由元至明清形成日趋重要的国门地位，再加上天津卫是水路运输的枢纽，南北大交通的要冲，所以天津卫的政治地位也日趋重要。
漕运的兴盛，大量的人口进入天津，有的来做生意，有的来此定居，有的则是过客，形形色色的人来到天津卫，造成天津的人口组成非常复杂。到漕运日渐兴旺的时期，天津卫甚至出现过多次“移民潮”，大量的移民涌入天津卫，在城里城外定居，成为天津城市的主要居民。
天津卫作为南北大交通的要冲，商业也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这完全和漕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饭馆、客栈、当铺、铁匠铺、木匠店、杂货店……为漕运服务的商业是天津商业的最大特点之一。
随着漕运逐渐成为京都的生命补给线，大量的运粮官军、商人……都在天津卫进进出出，他们需要吃饭、住宿；水手们还要添置适应季节所需的物品；漕运船只的南返北归，更需要备足一路上所需要的粮食和副食等等。
漕运需要的，就是天津卫的商业所要提供的，于是在天津卫出现了一大批商贸店铺，饭铺、车马店、造车船用具的铁木作坊、估衣铺、杂货店等应运而生，这些商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带有浓厚的漕运文化特色。
大直沽酒
漕运文化的必然产物
说到漕运，就不得不提大直沽。大直沽地区是实行海路南粮北运入京的转输地，最早管理漕运机构接运厅、临清万户府就设在这里。
从元朝到清朝，中国的漕运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海漕期间，大直沽是漕船停卸码头或临时泊地。即使实行河漕期间，从辽东海运入京的漕船也不曾间断。
之所以选择大直沽作为转输地，主要是因为大直沽历史上陆地有高台，少受水患威胁，水路海河在这里形成大湾，水深流缓，适合停泊。每年春秋两季，每次数百艘漕船，数千名船工在这里集聚，呈现繁忙壮观的景象。年复一年，漕船每次都要停留一二个月。
提到大直沽，就应该提大直沽酒。元代海漕给大直沽酒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方运来的稻米，辽东运来的高粱，都是酿酒的上佳原料，再加上大直沽靠近海河，为酿酒提供了充足水源，更重要的是船工们经海上辛苦劳作，到这里停靠歇息，往往选择要饮酒解乏，给大直沽酒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大直沽酒因此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大直沽酒从生产之初，就受到广大船工的喜爱，销量也非常好。再加上大直沽酒质醇味香，制作工艺蕴涵着丰富的酿酒文化，很快便开始行销南方，这与南方船工们的饮酒口味有很大关系。应该说，大直沽酒文化，与漕运文化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漕运，就没有大直沽酒的产生。
供奉妈祖
三岔河口的活跃因素
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始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妈祖庙。初建时仅为船夫、商贾祈求海神天后娘娘保佑航海安全，后扩展成百姓求福祈顺、消灾灭疫之所，并以此为中心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
天后宫坐西朝东，占地5360平方米，从东至西由戏楼、幡杆、山门、牌坊、前殿、正殿、凤尾殿、藏经阁、启圣祠以及钟鼓楼、张仙阁和四座配殿组成，是天津市现存最早的一处古建筑群体，在漕运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应该说，大规模的漕运兴旺了三岔河口，船员供奉妈祖更加兴旺了天后宫地区。根据史料记载，到元朝时期，政府主持修建妈祖庙，每逢漕运开始，漕运官都要到妈祖庙祈求安全。后来，妈祖庙成为当时船工、渔民、舟商、汇集活动的地方，也是老百姓娱乐的场所，三岔河口一带也因此繁荣起来。到明朝时期，由于每年出入天津卫的漕粮都有300万石，运粮官军达十几万人，使得三岔河口更加兴旺。到清朝时期，康熙皇帝加封妈祖为天后，乾隆皇帝更亲临天后宫观看酬神活动，并将三岔河口举行的“娘娘会”改称为“皇会”。到清朝晚期，三岔河口的兴旺更是到了辉煌的顶点。
三岔河口地区的兴旺，一方面得益于天津地处水路交通枢纽，另一方面得益于人们对妈祖的供奉。从早期的船工供奉妈祖，到后来的老百姓祈求平安。从早期的船工聚会场所，到后来的老百姓娱乐场所，三岔河口的热闹始终不减，三岔河口的兴旺始终不减。正是因为人们对妈祖的供奉，三岔河口的人气也始终不减，也将漕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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