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大学，已经是昙华林的一部分了。这个属于武昌的历史片区好像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我的探寻版图上。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武汉，但之前两次对这里简直闻所未闻。在古老的武昌城区，昙华林偏居东北一隅。古时这里种植大量昙花，因古语花、华二字相同，故得名昙华林。尽管有古语昙花一现，但昙华林是明清时代湖北秀才准备乡试时钟爱的学习生活地。开埠后，汉口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大江对岸的武昌却依然延续着缓慢的中国节奏。昙华林的小世界里却风生水起，传教士在这里聚居，瑞典传教区占据了一个小山头，教堂、学校、医院等公益性机构在这块狭小的区域内设立。如雨后春笋一般，绝非昙花一现！
仁济二字带有明显的教会味道，果不其然这是一家教会医院。1866年，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后花楼街附近开办了一家诊所。1868年，迁往武昌昙华林教区内，1883年更名为仁济医院。后来又相继成立了仁济男医院、仁济护校、仁济女医院，还创办了懿训书院。前后两座建筑，分出了办公区和住院区，清一色的外廊式风格构筑起了昙华林欧式的浓情。
（仁济医院）
昙华林山多，但无非都是些小土丘。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花园山上的两座教堂用外国的神灵，诠释了中国古语的深奥内涵。
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单体教堂，占地只有150平米。修会是由圣玛大利肋嘉诺撒（Magdalen ofCanossa）于1806年创办于意大利。1868年，应该会湖北代牧区主教明位笃的邀请，6位修女，从意大利来到了武昌，很快就在昙华林街区的花园山南麓，创办了一间小小的圣约瑟诊所。1893年，江德成主教接受了中国籍贞女的建议，计划成立教区修女会。他委托嘉诺撒仁爱修女会举办修女培训班，1911年经鄂东代牧区主教、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田瑞玉批准，正式在武昌花园山祝圣成立了“中国训蒙修女会”，该会是湖北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组建的修女会。如今，身穿黑白教服的修女早已不见踪影，礼拜堂还在，但内部已经改造成了一家艺术馆。换一种方式，希望它们都会生存的更好。
（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
礼拜堂的后面是一座二层外廊式风格建筑，如今已经改造成一家酒吧。灰色的砖墙和红砖砌成的拱套让我想起月初在宁波老外滩看到的法国邮局，和在杭州北山路看到的抱青别墅。半个月的时间，我从长江下游的沪杭到上游的重庆，又折返到中游的武汉，相似风格的建筑，是城市之间的纽带。我平静地面对着这些近代建筑，心中热情地拥抱着近代中国。
（宁波·法国邮局）
（杭州·抱青别墅）
站在花园山上，我已经眺望到对面凤凰山上散布的瑞典行道会的建筑群。瑞典行道会（Svenska Missionskyrkan），成立于1878年，是瑞典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瑞典第二大教会组织。是在19世纪瑞典教会复兴运动，从瑞典信义会分离出来的。1890年，该会来到湖北省传教，并在武昌昙华林凤凰山南麓修建了大规模的教会建筑群，这是瑞典在近代中国最大的一块产业。
（瑞典行道会）
在这个建筑群中，还有一座瑞典驻武昌领事馆。领事馆应该是凤凰山上规模最大的建筑，高大的屋顶足足占据了两层的空间。瓦片覆盖在木质的屋架上，经年累月，木材的边缘已经开裂，不过上乘的施工质量让顶部的瓦片看上去十分稳固。这是我拍到的唯一一座瑞典驻华使领馆，也可能是近代中国唯一的一座。这让它显得弥足珍贵。
（瑞典领事馆）
瑞典行道会建筑群如今都已成为普通民居，昙华林地区的建筑都已翻新，唯独这里还保留着本来的面目。走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才是真正的历史，闭上眼睛，删除那些后来搭建的房子，就是真正的昙华林了。
走下凤凰山，我继续沿着昙华林的小径走向江边，正在整修的是翁守谦故居。历史上对这位翁守谦的记载并不多，只知道他是福建人，是北洋水师的一位官员，兄弟12人中有11人在甲午战争中以身殉国，仅留下他自己。后翁守谦弃官信佛，居于北京小酱坊。1912年来到武昌，定居于此。如今居住在这里的，是翁家的后人。
（翁守谦故居）
昙华林32号是昙华林地区颇有名气的一座建筑。据考证，这里早年曾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公馆。
刘公原名耀瑸，1881年出生于襄阳县东津镇大旺洲一个大户人家，1902年赴日本留学，接触到革命思想，1905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8月，他与四川张伯祥、湖南焦达峰等人成立了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执行组织。共进会确定了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计划。1911年5月，在昙华林的刘公馆宅，刘公向湖北中等工业学堂3名学生赵师梅、赵学诗、陈磊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即在暑假前后赶制20面十八星旗。9个尖角代表赤县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共18颗黄色圆星代表关内18行省，星呈金黄色代表炎黄子孙。这些旗帜，成为武昌起义的军旗，起义胜利后的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上，十八星旗被确定为国旗。1911年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集会于刘公宅，认为起义时刻已到。刘复基建议文学社、共进会的名义一律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决一死战。武昌起义后第二天，刘公到达湖北军政府，众人纷纷推举他担任都督，刘公婉拒，认为黎元洪在军中颇有威望，是为都督合适的人选。军政府委派刘公出任总监察职位，监督各级官员。1911年11月，刘公还参与制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布并实施的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十八星旗在这里诞生，武昌起义在这里酝酿，共进会、同盟会的光辉在这里闪耀，昙华林32号，的确是一处辛亥革命的重要纪念地。
（刘公公馆）
（刘公）
走出昙华林，我又跳入到大武昌的滚滚热浪中。在走向江边的路上，我认真地收集着关于近代武昌的点点滴滴。说不定哪天，这些建筑就要消失了，拍下它们是举手之劳，我更会用心去和它们交流，希望带给它们更多生的勇气。
走出狭窄的历史街区，面前的长江让我豁然开朗！没有汉口江滩那样的欧式风韵，武昌的江滩用巨大的亲水平台让人们去拥抱长江，去呼吸大江独有的气息。
向左看，是武汉长江大桥，
向前看，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晴川桥，
向右看，是汉口的中央商务区。
我脚下的土地，是武昌。
武汉三镇就这样自然而又有序地留在了我的镜头中。
别忙，还有身后，这可是在我印象中武昌最美的欧式建筑！居中高耸的钟楼，开敞的外廊，优雅的爱奥尼克石柱，还有造型独特的山花，哪一项拿出来，都不逊于江对面五国租界里的建筑。这样一座绝妙的建筑，居然是属于工业类，它最早的业主，是武昌第一纱厂，武汉第一家由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纺织工厂。
（武昌第一纱厂）
旧址是纱厂的办公楼，它的身后曾是大片的工业厂房，1999年，纱厂的后继者武汉第六棉纺织厂破产后，厂区被开发为商品房项目。开发商保留下了老纱厂的办公楼，将其重新修缮后改造成了项目的会所。开发商赢得了社会的赞誉，为江城保留下拥有极高艺术水准的近代工业建筑，老建筑的保护，又提升了开发商楼盘的文化底蕴，积聚了人气，此举可谓双赢。
一对小区里走出的小夫妻，为我拍下了和武昌第一纱厂的合影。近半个月的行程，到这里终于要划上句号了。我捋了捋又长又乱的头发，揉了揉又酸又痛的膝盖，抻了抻又僵又直的双腿，准备踏上归程。打开背包，用乱七八糟四个字形容再合适不过。但在混乱的方寸之地里，所到城市的地图却被我整齐地叠好放正。
一路走来，地图是我的向导，对待这伟大的向导，除了尊敬，还是尊敬。我习惯把地图塞在牛仔裤的裤兜里，为的是看起来方便。不知不觉中，那些地图被我的汗水浸湿，又在我一次又一次地拿出翻看的时候，被太阳晒干。不知不觉中，这些地图陪伴着我走过了一座又一座中国城市。我把地图捧在手中，不单单是回味自己在那个城市难忘的记忆，更是去回味自己在不同城市用青春谱写的同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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