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
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规定了增开汉口等11座城市为通商口岸的条款。1861年3月11日，清政府与英国正式订立了开辟汉口英租界的条约，确定将“长江边花楼巷往东八丈起，至甘露寺边卡东角止”的土地（今武汉江汉路至合作路沿江一带）辟为英租界。
1866年，继香港和上海后，汇丰银行在汉口开设了第三家分行。最初，行址设于英租界四码头附近，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房屋。1913年，汇丰银行在今汉口沿江大道与青岛路交口的位置开始兴建新的办公大楼。大楼由景明洋行（Hemmings
这座建筑是当时汉口最大、最精美的一幢建筑。主楼地上三层，附楼地上四层，地下均为一层，钢混结构。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面对长江的正立面横向分成五段，呈对称排列。由十根贯通两层的爱奥尼克柱支撑。纵向为基座、房身、屋檐三段式构图。正面中间一段凸出为主入口，主入口一二层之间基座、门窗、腰线、檐口、压顶等部位都有精美的石刻花饰，分别有花篮吊穗、火焰球等造型。大楼朝向青岛路的立面与主立面有所不同，主楼转角处为古典柱廊式建筑，临街墙面园柱麻石（花岗岩）到顶，自下而上，分台座、楼身、檐部三段造型，屋顶部为花园。大楼的内部装饰也是非常豪华，据说除砂石以外，所有的建筑器材及设备都由国外运来。内廊以大理石镶嵌墙裙，室内正中的营业大厅用天井采光。楼中设有四座银库，布局紧凑。
解放后，中南区花纱布公司及房管局曾短暂租用该楼，后来建筑由湖北省副食品管理处，棉花栈及武汉市纺织品公司使用，省房地产局留有银行大楼沿青岛路一侧部分房屋作为测量队及房地产公司办公使用。上世纪九十年代，转为光大银行武汉支行办公大楼至今。1999年，由光大银行出资对大楼进行全面维护，重现其历史风貌。当年汉协盛营造厂在建造这座大楼的协议书上提到它的保固期是100年，而如今，它已走过了88年的风雨历程。这座建筑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口近代建筑群中最为闪亮的一颗明珠。
福州：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福州成为第一批开埠通商的城市，“五口通商”的城市中福州（另外还有宁波）与上海、广州、厦门不同，并未形成专属的租界，而只是形成了外国人稍享特权的地区。1866年，汇丰银行在福州南台大岭顶（今塔亭路）设立了代理处，1868年升级为分行。当时在福州的各国领事馆及侨民均通过汇丰银行办理业务，旁边的小巷也被人们称为“汇丰巷”。
这是一座二层的西式洋楼，当时一楼是人们往来的厅堂，二楼才是银行办公的地方。建筑为砖木结构，外墙采用红色砌筑，底层开连续的半圆拱券，二层开平窗，窗间做壁柱装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汇丰银行在福州暂时停业，抗战胜利后复业。1949年10月20日正式停业。
厦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1862年，鹭江畔24亩的土地最终被划定为英租界。汇丰厦门分行成立于1873年，起初行址设于海后路（今鹭江道），即英租界内。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而对厦门虎视眈眈。英国为了限制日本在闽势力的扩张，遂建议把鼓浪屿划作公共租界。1902年1月10日，《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签订，这也为汇丰银行日后迁至鼓浪屿创造了条件。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后，汇丰厦门分行迁往位于今鼓浪屿鼓新路59号的场所营业。鼓新路57号是原汇丰银行经理的住处，这两幢建筑是汇丰银行于1876年，选址在笔架山的断崖上修筑的。是一座占地384平方米的英式别墅。别墅的基桩打入整块岩石，异常牢固。三面均有回廊，东南外廊为走廊，西北外廊为休息廊。柱头为水泥塑花瓣状，柱身以特制弧形红砖砌成，柱基为石头，栏杆压条下置闽南传统红陶瓶件，内设壁炉。三面装饰的风格混杂，不统一，是西洋风格与闽南风格的混杂。从岩底向上望去，低平的房屋被巨大的断岩托起，十分险峻，设计师的大胆设计令人赞叹。别墅面海的立面设计成了多边的135°钝角，整个厦鼓海湾的山海可尽收眼底。
厦门分行的主要业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汇兑，以及海外移民汇款的解付。还发行了以西班牙本洋为单位的“银元钞票”以支付侨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停业。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1月4日迁回厦门中山路复业。厦门解放后，1950年1月19日该行办理结束。
建国后，位于鼓新路的旧址一直作为宿舍，现如今是造船厂职工的宿舍。
烟台：
1876年，汇丰银行在烟台设立代理处，最初由太古洋行代理其在烟台的业务，随着烟台港口的发展，汇丰银行决定在此设立分支机构。现保存下来的汇丰旧址座落于烟台市芝罘区海关街，建于1921年，由德成营造厂建造，原为华俄道胜银行的房产其建筑特点属近代亚洲殖民地式的早期建筑形制——券廊式。建筑平面呈方形，砖木结构的平房，四面坡青瓦屋顶。沿街的前半部分为营业室，外有券廊，后半部为库房，其券廊为砖砌拱，饰有线角边带。烟台的这座建筑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也许经营者在最初考虑这样的设计更能有助于亲近中国客户。
广州：
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清政府同意英法侵略者在广州沙面设立租界。沙面是位于广州城西关南面，十三行西面，珠江岸边，白鹅潭畔的一块沙洲。沙面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而且接近当时中国达官贵人居住的西关，贸易交往十分方便。经过两年的沙面地基填埋工程，1861年9月3日，英法两国官员与两广总督芳崇光正式签订沙面租地协议。沙面租界成为第一块外国直接强行租借的中国土地。沙面岛仅有0.3平方公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华南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汇丰银行于1880年在沙面设立了分行，通过在广州发行货币，聚集资本，实力迅速膨胀。1920年，汇丰银行新建的营业大楼竣工，这便是今天仍屹立于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大街54号的建筑。这是一座典型的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建筑以沙面大街与沙面四街的交汇点为中轴，向两条路分别展开。建筑高四层，局部五层。基座以厚重的石材砌成，竖向三段式明显，横向中轴对称。西、南立面的二三层设外廊，并采用贯通的多立克巨柱连接两层，稍有区别的是西立面采用双柱式，南立面采用单柱式。西南转角处的塔楼是建筑的一个中心，半球形的穹顶加在圆筒鼓座上构成塔顶，塔顶和塔身采用古典复兴风格，穹顶上竖立着混凝土旗杆，塔座用巴洛克风格进行装饰。底层入口处门窗均有精美的装饰，在庄严、肃穆的古典主义风格下，穹顶、圆窗的点缀使得整个建筑具有了别样的风情。它是沙面建筑中唯一保留天井内架天桥的建筑，二层以上是天井，天井下开两个洞口，作为一层的采光天窗玻璃顶棚。屋内的电梯间设备保存完好并依然能使用。汇丰银行广州分行旧址现为广州胜利宾馆，黄色为主配搭乳白色的建筑色彩，在整个沙面建筑群中也是格外璀璨。
位于沙面南街24号的建筑曾作为汇丰银行的职员宿舍，这座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前设外廊，后设阳台。二三层设有通敞的悬挑阳台，围新艺术运动风格的铁质护栏。主入口设三角形古典山花门廊，两侧的高柱基上立塔司干石柱，柱基上阴刻着1897、1917的字样，门楼的花岗石横额上阴刻着“PALLONJEE
天津：
1861年，英国划定了天津英租界的界址，但由于紫竹林一带地势低洼，填筑费用甚大，海河水浅湾多，容易阻塞，故而起初来到天津的英国人并不愿意居住在英租界内。进入70年代，英租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开发，到19世纪80年代，天津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向华北地区倾销商品的基地。汇丰在逐渐确立了在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后，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心的北方，天津临近中国的首都北京，所以就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天津分行成立于1880年，正式营业于1882年，是天津的第一家外商银行。天津分行的成立对英国在华北的贸易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仅以在天津著名的英国洋行——沙逊洋行为例，汇丰分行的设立，在金融的周转上给沙逊洋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后来，沙逊洋行的一位当事人回忆道：“当我们初来天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银行，汇丰设立分行以后，我买金子就大大减少了（在没有银行的时候，为了清偿贸易价款，洋行经常需要购买携带大量的黄金）”。由于汇丰对洋行在金融周转和通融方面提供的便利，使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英国驻津领事在1883年的报告中提到：“居留在天津的外国洋行现在能够直接和欧洲做生意。这方面贸易量的增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过去经由上海运往北方的货物，在起岸、转运、佣金和保险等方面的开销，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现在，汇丰在这个港口有了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金融周转方面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运转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
首层营业厅面积为670平方米。营业大厅中央用双层玻璃顶棚，在井字梁内镶嵌彩色钢丝网玻璃，使大厅既美观又明亮，屋顶周边为券柱式构造。厅内有对称布局的大理石圆柱十六根，柜台外采用大理石地面，柜台内铺设软木地板。这些装饰由美商肯尼迪公司设计安装。营业大厅周围为办公室、办公室、打字间、账目库及大小保险库各一个，还设有更衣室、餐厅、休息室、卫生间等。二、三层为办公室、会客室、宿舍等。地下室建有大型金库和证券保险库。由于大厅纵轴线与道路斜交，前檐墙与道路平行，在平面布置上巧妙地通过椭圆形门厅做过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形。
借助地理上的优势，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与清政府及后来的北京政府过往甚密，该行还掌握着天津的国际汇兑，把持着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和外汇经纪人公会。1954年，汇丰银行撤离天津。该建筑现使用单位是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是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特殊保护等级。
北京：
清朝末年，连年战乱，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巨额的军费开支及战争赔款无能为力，于是开始向帝国主义列强举债度日。要与清朝政府中央官员打交道，就应该在北京有机构常驻，汇丰自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们于1885年在清朝的京城开设了分行。由熟悉中国的熙礼尔任经理。这也是古老皇城开设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正式将外国公使常驻的东交民巷地区化为“使馆界”，中国不能在界内拥有任何主权。1902年，玛礼逊洋行的英国人斯科特设计的汇丰银行新的行址在东交民巷竣工。建筑为砖木结构，以中路的四层高塔楼为中轴，东西两侧高二层，整体呈山字形，山腰间夹着单层的房屋。
建筑的中部为入口及业务大厅，并连接着东西两侧的裙楼。入口处一层以精美的柱式及山花装饰，二层塔楼下方辅以带科林斯柱子的券拱，塔楼上四面都有钟表，顶部装饰精致。东西两翼的窗户亦有山花装饰。建筑整体是以中轴对称的，钟塔及装饰的效果颇具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政厅风格。
青岛：
当汇丰在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如鱼得水、呼风唤雨的同时，在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势力范围内的经营则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德国自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之日起，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胶州湾一带，尤其是青岛，已成为德国在远东地区重要的军事基地和经贸中心。由于中国当时的外汇牌价是由汇丰在上海的总行发布，因此，为方便在青岛的欧美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汇结算，汇丰于1912年在青岛开设了分行。
行址初设于欧洲人的商业中心弗里德里希路，今中山路上的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内。1914年，德国撤离青岛，这给了在夹缝中生存的汇丰一线生机。于是，汇丰选择了在青岛新的商务中心——馆陶路建设自己新的办公地址。经过三年的修建，1917年，新址正式竣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馆陶路5号与吴淞路交口处的建筑。青岛分行的建筑相比其他现存的汇丰分行的旧址略显逊色，这与青岛地处海滨，地皮紧张不无关系，更重要的还是汇丰在青岛确实是势单力薄。这是一座简约的欧式建筑，建筑立面以十字路口中心向两侧自然展开，一二层的表面的弧度十分圆润自然，面向馆陶路和吴淞路的立面各有一座山墙，风格各异，但都在正上方开老虎窗。三层为阁楼层，罩孟莎式屋顶，具有德式风格的特色。虽然汇丰有了新址，但在商贾云集的馆陶路上，依然是座默默无闻的建筑，这与汇丰迁入馆陶路后的经营状况相应。日本人成为德国人之后青岛新的主宰，因此，汇丰在青岛的金融界依然是个尴尬的配角，不曾成为真正的控制者。史料证实，汇丰青岛分行在德日占领期间，业务并未得到真正意义的开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接管，1946年重新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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