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与天津普通中学堂
1898年4月28日，北美青年会派遣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的格林来天津，接任来会理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的英文名为RobertR.Gailey，外国人叫他盖利，中国人叫他格林，是美国著名的体育运动家，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毕业后服务于“普林斯顿大学费城协会”，这个协会曾为天津和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提供了相当的支持。格林身高体魄，奔跑起来像头狮子，而他平日却又为人温柔和善，人们便送他了个绰号叫“老爹”。在格林的带领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1900年初天津周边形势紧张，5月23日，格林向费城分会会长报告，说他预感中国暗藏巨大的政治动荡，且连续不断，似乎表明清政府要垮台。该国充满各种秘密社团，如大刀会、义和团，他们宣称，以消灭洋人为目的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义和团，相信他们经过严格培训后，会使自己刀枪不入这是他们所追求的。义和团的发展，没有因苦难而遭受挫折，反而继续稳步的向前发展。
正如格林预料的那样，这年夏天，天津义和团运动大爆发，格林跟随英租界的难民逃到日本，待时局安定后格林回到天津，昔日繁荣的天津租界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了。格林审时度势，很快的处理好租界事务，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华人居住区。在那里，格林广交华界名流、学者、绅士，介绍西方强国、富民及教育制度和方法，提出中国早期教育改革的紧要性和必要性，由此产生了激烈反响和共鸣。
冬去春来，1901年3月9日，在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格林的倡导下，经天津都统衙门认可，由本地名绅高凌雯、王世芸、王春瀛、林墨青、王小铁等，在稽古书院创办的私立天津普通中学堂开学，也称青年会学校，招收两个班计98名学生，华人教师8人，校舍20余间，后格林聘请了多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到普通中学堂任教，并亲自出任总教习。学校除继续教授国文外，还开设英语语言文学、法语、商业法、商业算数、应用科学等课程，学校引进西式教学方法，从国外购买大量教材、图书和教具，同时格林还没忘了开设圣经课程，并把基督教青年会办公地点暂时设在这里。
就这样薪火续传，经过一年的工作和学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又轰烈的开展起来，格林便开始筹办租界分会。
1902年5月8日 格林在写信给美国费城协会秘书长的信中，定期汇报在天津的工作，说他除了先前的任务，他还参与学校教学和经营，并经常应邀到外校任教，俨然成了年轻的商人。自春节以来，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增加到36名。格林非常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能建立国家的教育系统，他已经向清政府教育部提出建议，应建立公立小学和省级高校，派有关议员到欧美，学习选择教师和西方的教学方法，并建立大型图书馆和编译局。
时隔不久，清政府在各省建立一批省级官立学堂，天津也拟办官立中学堂，但令格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学堂却要占用他的校舍，新总督要让他们搬家。
1903年1月20日，美国《普林斯顿日报》刊载格林的来信，格林在信中说天津青年会最近要搬家，这是一个新的建筑，该建筑包括讲演厅、阅读室、游戏室、印刷局、写作间、研究室、餐室等，小型健身房还未完成，将来还会改建一间浴室。
没等到新校舍建成，2月21日，天津官立中学堂在稽古书院先前的普通中学堂的校址成立，首期招生55名。普通中学堂只能临时搬到城里东门内仓廒街城厢会所旁。
直到1904年9月16日，普通中学堂新校舍建成，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由城厢会所迁至经司胡同11号，这是新建的一个四合院，图书室门首有匾一方，题为“天津青年志学会社”。
10月29日，基督教青年会在城西南建立一个新的操场，并举办运动会，普通中学堂、北洋大学堂、官立中和新学书院等都派人参加。
11月10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购得巴黎道住宅一座，这是一个带小花园的院子，有2座2层别墅式住宅，作为青年租界会分会所，有办公室和活动室，另一为单身男生宿舍，住宿的多为西人学生、职员等。这里环境优雅，绿树成荫，设备齐全，管理严格。
据1905年2月16日美国《普林斯顿日报》刊载格林在法租界巴黎道基督教青年会所门前的照片，不但揭示了巴黎道分会临街建筑全貌，也为我们考证巴黎道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这年冬天，格林奉命回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暂时由韩慕儒主持。
一年后格林由美返津，与张佩之一同赴京组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此时天津会员已发展至235人，青年会的工作也步入快车道。
天津普通中学堂自有文献有记载，一直存在至1909年3月，也就是天津最后一任总督张镇芳检视普通中学堂，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委员、董事等合影。至于之后又存几何，目前仍无资料可查。
1909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格林的组织下成立，并担任第一任总干事。转年格林才正式辞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职务，仍由韩慕儒代理。直至由华人董事会选出张伯苓为为董事长，负责掌管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格林才正式结束了天津的工作，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由此看来，天津私立普通中学堂和天津府官立中学堂，都曾以不同形式的个体共同存在了6年或更长时间，官立中以及后来的天津第三中学校史中，认定1901年成立的普通中学堂为其前身，是即不严谨也不严肃的。
而现存官立中遗址，其主建筑为1933年建成，为西式二层砖混小楼，局部三层的现代建筑，既没有重建后学校的布局，也没有前稽古书院的范儿。
校董高凌雯先生在《志余随笔》中记："藏经阁在城西北隅，得地最高，阁基突起丈余，望之巍峨，阁两层，宽五楹，深三楹；飞檐四出，如鸟张翼，椽端各系铃铛，长尺余，四周多至千百。每风起而铃动，先后疾缓，参差不断。声之悦耳，若有波浪，清澈可闻二、三里。""有商购庙旁地，设肆建屋，正当阁檐下。光绪十八年一日起火，距阁犹远。商持刃禁人救。久之火焚其屋；遂殃及阁，全部藏经同归于尽，余亲睹之，惜哉。"
可惜了，天津三宝之一的铃铛阁，竟连一张影像、图画也没有留下，实为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