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与天津普通中学堂
1898年4月28日,北美青年会派遣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的格林来天津,接任来会理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他的英文名为RobertR.Gailey,外国人叫他盖利,中国人叫他格林,是美国著名的体育运动家,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毕业后服务于“普林斯顿大学费城协会”,这个协会曾为天津和北京的基督教青年会提供了相当的支持。格林身高体魄,奔跑起来像头狮子,而他平日却又为人温柔和善,人们便送他了个绰号叫“老爹”。在格林的带领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1900年初天津周边形势紧张,5月23日,格林向费城分会会长报告,说他预感中国暗藏巨大的政治动荡,且连续不断,似乎表明清政府要垮台。该国充满各种秘密社团,如大刀会、义和团,他们宣称,以消灭洋人为目的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义和团,相信他们经过严格培训后,会使自己刀枪不入这是他们所追求的。义和团的发展,没有因苦难而遭受挫折,反而继续稳步的向前发展。
正如格林预料的那样,这年夏天,天津义和团运动大爆发,格林跟随英租界的难民逃到日本,待时局安定后格林回到天津,昔日繁荣的天津租界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了。格林审时度势,很快的处理好租界事务,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华人居住区。在那里,格林广交华界名流、学者、绅士,介绍西方强国、富民及教育制度和方法,提出中国早期教育改革的紧要性和必要性,由此产生了激烈反响和共鸣。
冬去春来,1901年3月9日,在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格林的倡导下,经天津都统衙门认可,由本地名绅高凌雯、王世芸、王春瀛、林墨青、王小铁等,在稽古书院创办的私立天津普通中学堂开学,也称青年会学校,招收两个班计98名学生,华人教师8人,校舍20余间,后格林聘请了多位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到普通中学堂任教,并亲自出任总教习。学校除继续教授国文外,还开设英语语言文学、法语、商业法、商业算数、应用科学等课程,学校引进西式教学方法,从国外购买大量教材、图书和教具,同时格林还没忘了开设圣经课程,并把基督教青年会办公地点暂时设在这里。
就这样薪火续传,经过一年的工作和学习,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又轰烈的开展起来,格林便开始筹办租界分会。
1902年5月8日 格林在写信给美国费城协会秘书长的信中,定期汇报在天津的工作,说他除了先前的任务,他还参与学校教学和经营,并经常应邀到外校任教,俨然成了年轻的商人。自春节以来,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增加到36名。格林非常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能建立国家的教育系统,他已经向清政府教育部提出建议,应建立公立小学和省级高校,派有关议员到欧美,学习选择教师和西方的教学方法,并建立大型图书馆和编译局。
时隔不久,清政府在各省建立一批省级官立学堂,天津也拟办官立中学堂,但令格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学堂却要占用他的校舍,新总督要让他们搬家。
1903年1月20日,美国《普林斯顿日报》刊载格林的来信,格林在信中说天津青年会最近要搬家,这是一个新的建筑,该建筑包括讲演厅、阅读室、游戏室、印刷局、写作间、研究室、餐室等,小型健身房还未完成,将来还会改建一间浴室。
没等到新校舍建成,2月21日,天津官立中学堂在稽古书院先前的普通中学堂的校址成立,首期招生55名。普通中学堂只能临时搬到城里东门内仓廒街城厢会所旁。
直到1904年9月16日,普通中学堂新校舍建成,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由城厢会所迁至经司胡同11号,这是新建的一个四合院,图书室门首有匾一方,题为“天津青年志学会社”。
10月29日,基督教青年会在城西南建立一个新的操场,并举办运动会,普通中学堂、北洋大学堂、官立中和新学书院等都派人参加。
11月10日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购得巴黎道住宅一座,这是一个带小花园的院子,有2座2层别墅式住宅,作为青年租界会分会所,有办公室和活动室,另一为单身男生宿舍,住宿的多为西人学生、职员等。这里环境优雅,绿树成荫,设备齐全,管理严格。
据1905年2月16日美国《普林斯顿日报》刊载格林在法租界巴黎道基督教青年会所门前的照片,不但揭示了巴黎道分会临街建筑全貌,也为我们考证巴黎道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这年冬天,格林奉命回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暂时由韩慕儒主持。
一年后格林由美返津,与张佩之一同赴京组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此时天津会员已发展至235人,青年会的工作也步入快车道。
天津普通中学堂自有文献有记载,一直存在至1909年3月,也就是天津最后一任总督张镇芳检视普通中学堂,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委员、董事等合影。至于之后又存几何,目前仍无资料可查。
1909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格林的组织下成立,并担任第一任总干事。转年格林才正式辞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职务,仍由韩慕儒代理。直至由华人董事会选出张伯苓为为董事长,负责掌管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格林才正式结束了天津的工作,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由此看来,天津私立普通中学堂和天津府官立中学堂,都曾以不同形式的个体共同存在了6年或更长时间,官立中以及后来的天津第三中学校史中,认定1901年成立的普通中学堂为其前身,是即不严谨也不严肃的。
而现存官立中遗址,其主建筑为1933年建成,为西式二层砖混小楼,局部三层的现代建筑,既没有重建后学校的布局,也没有前稽古书院的范儿。
校董高凌雯先生在《志余随笔》中记:"藏经阁在城西北隅,得地最高,阁基突起丈余,望之巍峨,阁两层,宽五楹,深三楹;飞檐四出,如鸟张翼,椽端各系铃铛,长尺余,四周多至千百。每风起而铃动,先后疾缓,参差不断。声之悦耳,若有波浪,清澈可闻二、三里。""有商购庙旁地,设肆建屋,正当阁檐下。光绪十八年一日起火,距阁犹远。商持刃禁人救。久之火焚其屋;遂殃及阁,全部藏经同归于尽,余亲睹之,惜哉。"
可惜了,天津三宝之一的铃铛阁,竟连一张影像、图画也没有留下,实为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