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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上海人
老船长369
>《经济金融》
2023.04.27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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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颜值博主、华中地区首席中年大帅比、集智慧与英俊于一身的卢彦祖曾经说过: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当地的地理经济所驯化、所塑造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本地人,是当地地理与经济的共同产物。当地人因共同依赖统一的经济链,因此形成了相近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习惯不断流传凝固,便成为当地文化。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族群。
今天,我们要用这套理论,来剖析一下性格鲜明的上海人。
要了解上海人,就要知道上海人所处的地理经济环境。
上海这片陆地形成的非常晚,五六千年前时,长江口还在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海岸线则在今天的江苏省常熟市支塘、梅李、太仓、嘉定外岗、金山漕泾这一线。
那时候的上海,是一片由于长江泥沙和海潮相互作用形成的堤岸,别说人了,连个鬼都没有。
一直到唐代时,由于长江沿线森林几百年被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今天上海市区的大部分,才成为陆地。
在别的城市已经历千年历史的时候,上海的陆地才冒出来,可见上海的历史是十分短暂的。
隋代时上海这只有2万渔民居住,唐末约有10万,渔民们捕鱼的工具叫“扈”,也叫“沪”,于是这个“沪”,就成了上海的简称。
上海陆地刚形成时,土质松散,都是淤泥和沼泽,不适合建城市和港口,所以古代江南的中心是扬州。
古人选扬州做江南经济重镇,跟我们今天选上海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古代长江出海口在今天的镇江、扬州附近,加上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的加成,扬州占据天下水路交通最中心,扬州想不富,古人都会摁着它的头叫它富。
上海土地晒扎实后,751年才有了华亭县,南宋991年因松江淤积,船只能停在支流一个叫“上海浦”的地方,才正式设上海镇,元朝时,这里升级为松江府上海县,整片上海地区,人口也逐渐增多。
元朝时,上海童养媳黄道婆,因为被家里虐待,跑去海南生活了三十年,从当地黎族人手里学会了棉纺织技术,老年回到松江府传授并升级技术,使上海成为棉纺织重镇,松江正式发了财,成为江南七府之一,排名全国前十六大城市。
黄道婆是妥妥的扶贫小能手,帮助上海从乡下穷地方,升级成了大城市。
到明清时上海逐渐积累些家底,家里头更阔气了些,上海人才开搞城建,所以今天上海市的文物古迹,以明清时期为主。
明清时因为常年海禁,只开放过漳州和广州,上海主要靠纺织业过过小富生活,并没有走向大富,后来突然大富,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在1842年第一次暴打满清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将原来只有广州一处对外通商,改成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南京条约》的巨大影响,我在《燃烧的天国》也讲过多次,外贸生意从广州一家通吃改成五家分吃,通往广州的江西赣江、广西西江两条传统贸易线崩盘,无数苦力迎来失业潮,从而为太平天国的壮大提供了大量生力军。
常读我们文章的读者,知道长江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而上海因为位于长江出海口,本来就是中国地理上天下第一的好位置。
以前没发大财,不是家里条件不行,是朝廷不允许上海做外贸生意,现在洋人把朝廷打服了,上海可以搞外贸了,那巨大的潜能就会迅速爆炸。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马上超越广州,成为全国贸易中心,财源滚滚而来。
以茶叶和生丝出口举例,开埠后,1846年上海出口的茶叶占全国七分之一,1853年上海就占70%,1846年上海出口的生丝贸易还和广州打平,1865年上海生丝贸易已经是广州的四倍。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当代上海能拿到第一桶金,确实要感谢洋人的努力。
从这里开始,上海人就开始跟洋人难舍难分的纠缠史。
洋人们为了能在上海拥有更多特权,要求划出地盘搞租界,1845年11月有了英租界、1848年有了美租界、1849年有了法租界。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叫公共租界,租界不断向外扩大蚕食,到1914年时,法租界东至黄浦滩、西至徐家汇、南至人民路、北至延安东路,面积1.5万亩,比初设时扩大了20倍。而公共租界达到了22.6平方公里,比初设时面积增加了40倍。
旧上海地图,租界占地极广,而且明显建筑密集
上海人有个词汇叫“洋泾浜英语”,旧时电影里常出现,指的是当地人说吴语,又去学英语和法语,形成了一种谁都听不懂的混杂语言,这个洋泾浜,就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界河河道。
1915年时,上海租界总面积达48653亩,是初设时57倍,还占据了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有利地带,使租界工商业从一开始,起步就远优于华人居住的华界。
1920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描绘上海当时的四个区,公共租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上海大部分的工商业和金融活动都在这里;法租界是精心设计的住宅区;闸北到处是小街陋巷和棚户区,下层中国人住的地方;上海县城则是一个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的地区。
到1931年,法租界住宅区、公共租界西区、外滩一带,建成了大量办公楼,成为全中国最繁华的区域,洋气得不得了。
当时中国一半的汽车、上海绝大部分工厂、商店、金融机构、报馆、学校,都集中在租界区。
所有我们印象中的民国上海街景,其实就是租界街景,简单点说,那年头,上海就是租界,租界就是上海。
所以上海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各国洋人就对其有着巨大影响力,这是中国其它所有城市都不具备的历史渊源。
当时的上海,便形成了租界区西方式的繁华,和华界区传统的贫苦,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租界区是这样的
华界区是这样的
一边是洋人们光鲜靓丽的舞会豪车,一边是每天冻饿死几百人,黄浦江里每天都有浮尸。
当时有一张新闻照片,一位穷人饿得在豪车旁啃树皮,就是上海最好的写照。
租界那么大,想必上海的洋人数量一定很多吧?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一查资料,发现其实不多,甚至可以说有点少。
1930年时,全上海总人口约300万人,洋人仅6万人,1942年时,全上海总人口约400万人,而洋人的总数量,还是只有15万人。
而且这15万人,来自于50个不同的国家,细分到各个国家,数量就更少了,比如英国人最鼎盛时只有5000人,美国人鼎盛时只有4000人,绝大多数职业,是官员和商人。
这些商人,绝大部分又其实是来做鸦片生意的。
旧上海其实是一座鸦片港。
不过也不止旧上海,据我在全国调研时了解到的,那年代中国的港口,几乎都是以鸦片贸易为主,可见鸦片曾经对我国人民伤害之深。
1854年7月到1855年6月,上海进口货值1262万两,鸦片一项就占911万两,普通商品只占351万两。
整个清末时期,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占到了全中国的55-75%左右。
按马克思1858年发表的《鸦片贸易》一文透露,1856年英印政府,从向中国输入鸦片,就赚到了政府财政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满清打不过洋人,鸦片在当时就是合法生意,1830-1870年的怡和洋行、1871年-1900年的沙逊洋行(犹太人)、1901-1917年的哈同洋行(犹太人)先后垄断了上海的鸦片贸易,他们的老板或职员,包括James Mathson、William Jadine、David Sassoon(犹太人)、Victor Sassoon(犹太人)、Silas Aaron Hardoon(犹太人)等人,原都是普通的外科医生、看门人等,靠从印度收鸦片、在中国卖鸦片赚了大钱,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赚到钱后返回欧洲,有的成了大银行家,有的成了大地产商,还有的成了大庄园主、岛主等。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英国贵族,他们祖上,好些就是来中国贩鸦片发的财。
人们常说旧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就是说来到上海,一个一贫如洗的西方人,他都可以靠时代红利发大财,靠欧洲对中国的实力碾压致富,这里简直是他们的天堂。
其实冒险家这个词,在旧时上海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就是这些卖鸦片和人口的垃圾洋人和华人恶棍,比如沙逊、黄金荣、杜月笙这种,他们依靠洋人、资本、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干一些歪门邪道的勾当,犯下大错后,华界的跑租界,租界的跑华界,行政力量难以管辖,只能放任这些人在灰色地带捞钱。
就算没有赚大钱的,来上海的西方人待遇也很高,据路透社记者沃德回忆,1920年他从伦敦来到法租界工作,发现自己的工资翻了一倍,而消费则少了一半,又有不少年轻女子投怀送抱,在上海过得好不快活。
还有部分洋人和华人,将西方的电影、游乐园、旅店、咖啡店、服装店、夜总会、赛马、网球等带到上海,靠降维打击,也赚到了一波红利,这些人赚到的都是小钱,他们没做成大冒险家,但做成了小冒险家。
去年有部蛮有腔调的电影叫《爱情神话》,里面有大量的上海人生活细节,包括爱喝咖啡、对洋人的品牌了如指掌远超其他城市的中国人、跟洋人谈恋爱生孩子、对欧洲无限神往、注重着装、爱西方文艺作品等等,早期这些认知积累,全是西方的大冒险家们跟小冒险家们带到上海来的,是这些人用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教导本土上海人过西方的生活。
那时候说不上有多少正宗的本土上海人,说起来,上海人大多都是移民。
好了,我们终于聊到重点了。
上海开埠前,全市大约60万人,还远没有苏州、杭州、南京三市重要,有点像今天昆山在上海面前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时,上海本地居民只占15%,其它85%来自全国19个省份,来源特别复杂,但有两个地区最多,其中苏北移民最多,占45%,宁波其次,占20%。
是的,我日常跟上海人沟通时,发现他们最看不起的是苏北人,叫他们“刚波宁”,而苏北人,却是今天上海人口的最主要来源。
当一个人终于脱离自己的原生阶层时,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唾弃自己的原生阶层。
因为人口来源复杂,上海话也连带着复杂。
华人之间也是分阶级的,宁波人搞钱庄和重工、苏州人搞政治和文教、广东人搞工商,苏北人最穷最惨,他们只能卖苦力、住棚户,一直活在上海鄙视链的最底层。
苏北人的惨,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患加战乱,我在《万里江山图》安徽篇,有详细介绍他们过去悲惨生活的原因,这里就不重复了。
因为苏北人穷,连带着语言也弱势,上海话在形成过程中,会吸收苏州话,比如“勿来三”、“小把戏”,也会吸收杭州话,比如“莫牢牢”,更会吸收宁波话和英语,比如“阿拉”、“赤佬”(cheat),但他们就是不吸收苏北话。
上海人还在生活中发明了一些原创词汇,比如“印度阿三”、“红头阿三”,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印度人来上海的都是锡克教徒,用红布包头,说话喜欢用“I SAY”开头,听起来像“阿三”,而“三”刚好在上海话里有贬义,比如小瘪三、十三点,上海人叫人喜欢在前面加个阿字,受印度人欺负的上海人,就叫他们“红头阿三”。
现在有许多上海博主,常常跟大家讲段子,说上海各地区方言的区别,其实是因为上海话在形成过程中,市区地带人口交流密集,汇集各路方言形成了一种新语言,而嘉定、松江、崇明、金山、浦东等以前沟通没那么激烈,用词相对稳定,所以直到1980年代,上海城乡还出现较严重的沟通困难。
当然,苏北方言在汇集过程中,是被无视的。
上海在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本地华人和新移民,都不是上海真正的主人。
旧上海的最高层,属于总会里的洋人,总会,是租界里最高端的社交俱乐部,当时有英国总会、德国总会、法国总会等,其中英国总会也叫上海总会,总部就在外滩2号,花了45万两白银建成,这栋楼现在还在。
这些总会为了保障他们的“上流”属性,不允许普通人踏入,只有经过管理委员会许可,才可以有权进入。
洋人,即是旧上海的贵族和统治阶层。
来自欧洲列强的年轻人,在上海工作几年,就有机会分到上海的顶级权力,知道政商圈的重要信息,他们会坐在总会的长吧台后面,一边愉悦地喝着酒,一边对下属安排工作。
英国总会就有这种30多米的长吧台,大家现在还可以去现场看看,号称世界最长,通常年纪大的坐左侧,年轻人坐在中间和右侧。
闲暇时分,白天洋人们在公园里玩赛马、网球、赛艇、足球、高尔夫,那时候大多数公园是不对华人开放的,洋人们几乎每天都泡在公园里,公园日游客能达到1.5万人。
而到了晚上,洋人们去看歌剧、混夜总会、听交响乐,或者去旧金山著名老鸨母雷西.盖尔开的LINE,那是一家高级妓院,全是外国女人提供服务,“她们跳着大腿舞,将香槟抱在半裸露的酥胸前。”(美国记者珀西.芬奇语)
总之,上海形成之初,是一个让洋人爽得不要不要的城市,而华人,则一直是在模仿洋人的富贵生活、并从洋人的经济链里获取好处。
也不是所有的洋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大量逃亡到上海的白俄人、避难的犹太人、过来开工厂开店的日本人,在上海过得就没有英法德美那么好。
不过上海的二等人还轮不到华人,而是让上海人咬牙切齿的红头阿三。
英国人从印度,带来了他们忠实的奴仆锡克人,约三四千人,专门负责租界的治安工作,还给了他们较高的月薪,华人巡捕月薪10元,印度巡捕15元,而且福利待遇也远高于华人,同等工龄的情况下,月收入是华人的两三倍。
印度阿三们被英国人反复PUA,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在主子的调教下已经彻底驯服,他们通常把主子那受到的怨气发泄到华人身上,常常在大街上戏耍黄包车夫,胡乱殴打小贩、报童、苦力,华人见到印度巡捕,跟见到瘟神一样绕着走,私下里都十分痛恨印度人,才给他们取了阿三的外号。
而阿三们对待欧洲人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如果有欧洲人在上海街头喝醉了,印度人会小心翼翼地上去扶住他,柔声问他住处门牌,再叫来黄包车送他回家,并牢牢记住黄包车号码,第二天还会核实黄包车是否将人送到家。
印度人一直对白人一副嘴脸,对其他民族,又是另一副嘴脸,十分适合做白人的管家。
印度人之下,才轮得着上海滩的华人。
对于洋人而言,华人替他们服务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买办,另一种是经理人。
买办这个阶层,最早也是在印度诞生,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受洋人雇佣,但服从洋人安排,帮洋人打点事务,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群体。
来到上海后,洋人复制了印度的买办模式,上海出现了四大洋买办,分别是徐润、郑观应、唐延枢、席正甫,专门依赖洋人的经济链过活。
其实我认为,黄金荣、沈杏山、杜月笙这些人也是买办,不过属于黑道买办,他们发家的起点,就是依仗租界洋人的权势,以洋人走狗的身份从黑道捞好处贩鸦片。
部分人说起杜月笙,总是赞美他如何有手段、有义气、有能力,但少有人提他的经济来源,其实就是贩鸦片赚来的,没有法国人点头,他也不可能在法租界交税卖鸦片。
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香港1960年代的四大探长,吕乐、蓝刚、颜雄、韩森四人纵容香港警界腐败,如果只是把账算在他们头上,看事物就看得太肤浅,四大探长是英国人的白道买办,背后最终受益的还是英国头子。
我们看事情不要只看台前的马仔,不要只看到黄金荣、杜月笙、颜雄、吕乐这些人,而是要看到台后的法国人、英国人,是他们在真正操控局势,他们才是问题的根本。
洋人除了带来买办,第一波职业经理人也十分重要。
我自己从2009年到2015年期间,做过六年的职业经理人,对这个行业十分熟悉,有一次在跟朋友会谈时,他说上海人“十分专业、有素养,半夜出来吃宵夜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而且做事情一是一、二是二,你给他五千的工作,他绝不干八千的活。”
我猛地一拍桌子,说这不就是职业经理人才有的特点吗?老子就是干这个的啊。
大家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一家公司里头,老板通常比较温和,会笑眯眯地跟每个同事打招呼,穿得也很随意,不怎么在乎形象,但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高级职业经理人,通常十分注重着装,在公司也极严肃,但老板一让他干超出职责范围的活,他就想跟老板谈工资。
我曾经在深圳跟几位公司的总经理聊过天,这些人一说话就喜欢施加强大的压力,无形中给你巨大的压迫感,对话时很不舒服,那时候我还不会分析事物,但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想想,这是只有在高级职业经理人身上才看到的现象,他习惯施加压力、习惯以严肃的形象衬托专业度,其实是他实力不够,无法真正掌控全公司,便通过添加其它要素,来巩固自己在公司的影响力。
前面的提到的郑观应,原就是洋人下面的一名职业经理人,他投奔上海叔父家,在新德洋行从打杂做起,后经人介绍入职英国人的宝顺洋行,帮公司拓展江西、福州市场,并在这里学会了英文和现代管理制度,宝顺停业后,他又去太古洋行做总经理,1882年再跳槽到轮船招商局工作,在国企里继续做职业经理人。
郑观应是典型的替洋人打工,才逐渐成长的职业经理人,这种人才只有在上海,才有丰富的生存土壤,因为英法德美等国的主要投资在上海,每个国家有几百家公司在上海营业,需要培养郑观应这一类的人才,从而使上海从开埠之后,就充满了“国际职业经理人”的味道。
不过也不能说上海是纯粹的只有买办和国际职业经理人,上海打小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像江南制造局、茂新面粉厂、申新纱厂、发昌机器厂,都是从上海起步,这些民族工业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
哪怕到了2023年,上海在大量迁出工业到周边城市,主打金融高科技后,其工业产值还是全国第二名,周边的南通、昆山、嘉兴等,都不断从上海的产业转移中吸食营养,从上海的发展中受益。
上海对周边城市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上海强则苏州强,苏州强则江苏强,江苏强则南京强,南京强则安徽强,安徽强则合肥强,合肥强则合肥强......
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有一天我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历程时,突然发现上海人的很多特性,跟职业经理人的处事方法特别像。
于是我找来上海大量资料阅读,从源头找上海人的经济链,从而理解了上海人的种种特性。
江湖上流传的,关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爱喝咖啡、热爱欧洲艺术、熟知欧美小众品牌、厚待洋人、流利外语、注重着装、洋里洋气等等等等,都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从清末开始,洋人带着天量资本、技术、生活方式来到上海后,深深影响上海的结果,使上海生成了小批买办阶层、大批国际职业经理人阶层,以及由下衍生的市民社会。
因为经济链的上游来自发达国家的注入,所以上海人对他们更亲切。
另外,我们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有一小部分上海人,他哪怕做清洁工,只要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能对外地人赤裸裸地表达蔑视之情。
那是因为方言从来不是代表文化,而是代表着阶级。
人家多少代人,从1843年开始,才在上海站住脚根,立足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他们需要用语言来区分阶级,树立自我保护机制。
几代人辛苦积累,才说得出这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享受全球优质文化的包裹,岂是你们这些才没几天发达的外地暴发户能懂的?
最后,我们来重读下面这一段话: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当地的地理经济所驯化、所塑造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本地人,是当地地理与经济的共同产物,当地人因共同依赖统一的经济链,因此形成了相近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习惯不断流传凝固,便成为当地文化。
愿你能理解这段话,就不仅仅能理解上海人,也能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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