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钦立先生对陶渊明研究的贡献[转]

□欧阳梓菲

在陶渊明研究领域，逯钦立先生于考证、校勘、注释和评论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

1979年之前，陶渊明集还没有特别好的校注本。逯钦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对陶集进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统一时期。在本阶段对陶学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钦立、王瑶两位前辈，各自著成形成学术阶梯的《陶渊明集》。王瑶先生的《陶渊明集》，是近百年来第一本将渊明作品按写作年代的先后加以重新编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参校本等不详。逯钦立本则非常明确，其底本是李公焕注本。李注本博采众说，开集注之先河，明清两代屡见重刻。参校本为曾集刻本、苏写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黄艺锡刻《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参校了汤汉注本、何校宣和本、吴瞻泰汇注本，对其他图书类书等所引文字，也一一进行比勘，录出异文。相应增补异文子注，以便订正讹误，保存作者原文，并不一律屈从本集。在正文与子注异文的选择筛汰上，注重以当时习语为鉴，并不局限于今人通过艺术或逻辑分析认为哪个更加合适。此外，逯先生还将《五孝传》、《四八目》、《八儒》、《三墨》等伪作，悉从删去；仍依鲁铨刻苏写大字本次序编诗文七卷，卷首列入萧统序及目，保存旧集原貌。在注解上，逯钦立先生参酌诸家，不取过于附会之说。袁行霈先生称其“注释亦多有发明，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最多引用的一部陶集。”书后原附有逯先生《关于陶渊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两篇文章。由于前者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下所写，不能完全体现逯先生陶学成果，在重印时，已经抽掉。而《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后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渊明五十一岁说之误。其严谨与诚恳可见一斑。可以说，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是个非常出色的本子。

 

二

关于陶渊明思想的论述，逯钦立先生结合当时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灵活对待陈寅恪“新自然主义”观点。

逯先生自言《读陶管见》具有“读书笔记性质”、“涉及的问题又未必有关宏旨”。但其笔记出于多年读陶集的体会，而所论恰是理解陶渊明及其诗文之难点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提出“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是喜爱六经深受封建教养的。”认为他接受经学，除家庭教养之外，“更决定于当时当地炽盛一时的经学思想”。原因是：渊明十二至十五岁期间，经学一度在江州兴盛，江州又是佛道两种宗教相当泛滥的地方。在这种并存状态中，产生了佛道和儒学之间，佛法和玄学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那么，青壮年时代在江州度过的渊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观和创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与考验。逯钦立进一步表明，“陶渊明少年时代的主导思想来自当时的儒家经学，这决定了他的从政理想和事业心，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伦理道德观点。……陶渊明还是崇尚玄学思想的。他所以写出《形影神》诗是由于他拥有玄学知识；此诗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进步的一面，又有玄学本身局限性的一面；他所以口口声声讲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实践玄学教义；这种玄学教义使他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这里对陈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说”有所吸收。陈寅恪《陶渊明的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以《形影神》诗论证出渊明的哲学思想为“新自然说”；而“新自然说的要旨在委运任化”。作者特别指出：“此委运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谓其非自然说，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陈氏论陶之思想及考证，文甚辩给，只是结论稍显冷僻。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点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渊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一个系统井然壁垒森严底哲学或宗教思想，像一个仅守绳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运任化”说的合理成分，充分考虑到当时的文化思潮，经学、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渗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说”进入到更为合理的社会范畴之内，而不是个人对某种家族沿袭下的思想传统刻意地继承与保卫。      

 

三

逯钦立先生认为《形影神》诗是针对当时庐山释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及《万佛影铭》所写的一组哲理诗，运用玄学自然之义来反对佛道迷信，此说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题中言“取形影神三物，总为一题，此可注意者一。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谛，此可注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组诗关键所在。故在论诗与当时佛教之关系前先充分论述了“形神对举，以诠人生”的先例。认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辞，魏、晋以来，虽益大行，惟以发为文章，视作一种教派之思想理据，而震撼一时风行数世者，则为释慧远之《形尽神不灭论》。……然如观其内容，则此《形尽神不灭论》，实兼就佛门要义，即报应说，为之设一理论根据，而不限于沙门应敬王者一事也。”既然“慧远以形神论，为罪福报应之理据”，那么后世论者无论站在护法还是贬佛的立场上，都习惯以形神为言。陶渊明与慧远比邻，不可能对其形神论充耳不闻，“《形影神诗》之有设报应论，断可知也。”另外，晋义熙九年慧远立佛影，作《佛影铭》，铭中兼及形影神。并遣人邀请谢灵运撰作铭文，此事自然是闻于远近。“影之与神形发生因缘，始于此事，渊明形影神之命题，必针对此事为之。”

与慧远观点的同异，关乎陶渊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释义”旨在推阐“题中自然之一义及诗中教要之辞旨”，分为“论此诗之为反报应说”、“论此诗之为反形尽神不灭说”两个专题。慧远灭生以绝情、息神桎生之论，不顺化之说，与渊明主称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论，纵浪大化，不喜不惧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经过严密考证推理，得出的结论是：“渊明之见解宗旨，与慧远适得其反，《形影神》诗，实此反佛论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确了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待佛教迷信问题，陶渊明与当时门阀士族文人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他所服膺的就是当时玄学家的自然观。逯钦立先生在肯定这种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外，又指出其带有形而上学性质，易使人“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也是造成诗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四

逯先生对陶渊明的隐居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陶渊明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他虽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毕竟是东晋新贵，在政治上曾取得过成功。故而归隐并非渊明首选，是放弃政治理想之后，“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宋书》本传云：“（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逯先生考《宋书·百官志》，“知陶为祭酒，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又“陶渊明八岁，是年遭父丧”，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渊明二十岁。家庭衰落。”（《陶渊明事迹诗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为据。足见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是比较拮据的。那么，这种“不堪吏职”之说，便显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怀疑。逯先生进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禄代耕”思想决定的，是因家贫而出仕，“谈不到什么忠君思想”。逯钦立又指出陶渊明以祖辈的荣宠为傲，是一个“深受封建教养怀有政治理想愿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当刘裕讨伐桓玄，他东下附“义旗”，其“封建正统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所以，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故而，其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陶渊明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逯先生认为退隐躬耕，对诗人来说是件大事，但这“并不是使他成为伟大诗人的充分条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渊明，不允许过分强调他的归隐”，这会导致“把非主要的作品当作主要的”，使研究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这对于今天的陶学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我们也应当对逯先生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对陶渊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认识，毕竟其《命子诗》除了自矜祖上功业外，还有“在我中晋”、“天子畴我”、“慎终如始”这样鲜明表达立场的诗句。故其仕隐，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与意义，并不止于在“以禄代耕”与“放弃政治理想”间徘徊，有待于后人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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