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马雨乔
摘要：自1840年来，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其后百年来，挽救中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洋务运动作为汉族官僚阶层自强求富的变革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仍为后来变革者提供经验与警醒。洋务运动中曾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中国近代官派留学之先河。留美教育于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在这些留美归来的学生中亦有英才涌现。留美教育不仅对洋务运动各方面有着不同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教育也有着双重影响。透过留美教育进行时的官场态度，中国社会时貌亦可见一斑。
关键词：洋务运动 留美教育 留美幼童 近代 影响
西方开启工业文明、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同时，资本的力量也在席卷全球。西方工业强国以坚船利炮的蒸汽与硝烟叩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在外来侵略的危机和太平天国的动荡双重威胁下，中国部分统治阶层开始追求强国——洋务运动由此开启。而公派留学教育，是洋务运动不得不提的重要组成。
洋务运动的领头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有较高的务实思想。作为汉族官僚，他们熟知“经世致用”之说，兴办近代工业，尤其是军用工业以达到“自强”的目的。洋务运动期间，各地洋务派兴办各式新学堂以培养各工业建设、新军组建所需人才。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与各实业的壮大，国内有限的西学知识人才难以满足洋务实业、军事建设对西学人才的需要，而聘用在华洋人则代价昂贵，且有“崇洋媚外”之嫌。出国留学是最直接、最有效地获取西方知识的途径。基于“今考天下之大势，趋重于欧洲，天下之大局，亦扼要与欧洲。[1]”的认识，洋务派开始向清廷寻求留学的许可。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2年8月16日），曾国藩、李鸿章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其中有写道：
“窃臣国藩上年在津办理洋务……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见图自强……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2]”
从此奏折中能明显看出，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就是为军政、船政等军事项目提供人才支持。而西方各国的许可态度使留学的开始及发展成为可能：
“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同治七年（1868年）】
第七条、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待遇。”
“中美续修条约【光绪六年（1880年）】
第二款、中国商民如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等，以及随带并雇用之人，兼已在美国各处华工，均听其往来自便，俾得受有待各国最厚之利益。[3]”
西方工业国希望能通过培养留学人才的方式加强工业文明对东方的影响，若能促成东方的变革，即可获得更大的市场。
同时，被后世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为留学的开始做出巨大贡献。容闳（1828-1912，字达萌，广东省县）在1847至1854年间在美国读完并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七年留学让容闳对西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了解。他曾表示：
“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支持，于此便有了曾、李联名上奏的《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洋务运动第一次留学便由此开始。
1872年8月11日，陈兰彬带领第一批留美幼童30名从上海启程赴美。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继又有三批各30名留美幼童按计划赴美留学。
从1881年8月21日起，幼童分三批陆续回国。头批21名均宋代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派出120名，除死亡、中途撤回和十几名“告长假不归者”外，回国的94名中，据初步统计，有学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共54名，即百分之六十以上正在接受基础教育；其余接受高等教育者仅有2人完成学业（包括著名工程师詹天佑）[4]。
从留美幼童的工作分配来看，洋务派主要是在为军事工业以及新建水师培养新式人才，所有人归国后都进入了洋务派所创办的洋务企业工作。但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均未能完成学业，完成高等教育的仅有2人。仅从从留学生教育所获得的学历来看，这次留学无疑是失败的。
在120名留美幼童中，真正推动国家发展的屈指可数。这次留学本应带给腐朽的中国社会以新的希望，但回国后的他们却未能极大改变这个沉珂已久的社会，洋务运动不久也宣告失败。这次失败的留学活动，终究是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些借鉴。
其一，这次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官派留洋之先河。作为近代以来第一次官派留学，洋务运动留美教育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让中国人通过实践深入了解到西方教育，并且为之后的留欧教育做了准备。相比之下，留欧教育基本上实现了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意图。以第一届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成绩为例，在12名留英学生中。除了1名因病先期回国外，11名按成学业的学生：
“刘步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
“严宗光[5]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均胜管驾官之任。方伯谦可谓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
“蒋超英、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堪胜水师管驾之任。”[6]
这些成绩优秀的留英学生很多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属于中国军人的骄傲的一笔。留美教育的经验，终于在留欧教育上有所发挥，使得洋务派得到了一批优秀的新人才，这不仅对当时洋务运动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更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军工业发展，不断向近代国防工业化前进；
其二，这次留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工程人才的缺失。从第一节提到的奏章内容以及第二节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留美幼童大多是学习工程建设，尤其是军事工程。这为洋务运动带来了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相对国内知识水平较高的工程师。其中，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赴美学习的詹天佑（1861-1919）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毕业。回国后的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西方人认为中国人绝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周长龄（1863-19？）归国后任上海大北电报局局长，清朝最后一任上海电报局总办，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即使是其他一些未能完成学业即归国的留学生，也在洋务官员创办的企业中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其三，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最大的16岁、最小的仅10岁，这些留美幼童在最能接受知识的年龄走出数百年未曾变化的中国，前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国家、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学习。即便清廷严格控制他们，他们仍然大量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制度与思想。其中有启蒙理性投身共和的人，如唐绍仪（1862-1938），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留美幼童中还涌现出一些外交人才，如梁诚等人，为官僚体制陈旧、在改革中步履蹒跚的清政府、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注入丝微新的生机与动力；
其四，洋务运动留美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
1、正面影响：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了如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第七任校长蔡绍基（1872-1933）、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1858-1913）等教育人才。作为留美归来的学生，他们熟知西方教育体制，利用在美国所受教育来推动区别于学堂科举的新教育的发展，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大学的奠基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国安在争取“庚款办学”上做出极大努力，并在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尽心尽力促进“庚款办学”的落实。台湾学者林子勋语：唐国安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和清华工作，无疑是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复活和延续”。唐国安对清华大学的奠基贡献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大力推动；
2、负面影响：洋务运动留美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适合近代工业发展的技术型人才，这就决定了大多数人只能适应工程建设工作。当时中国亟待革新以跟紧世界的步伐，而历史证实奉行“中体西用”、仅仅将改革停留在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正如冯桂芬所言：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洋务运动固守落后于历史发展的封建体制，便难以在时代变革下完成整个社会的范式转化（Paradigm shift）——将中国社会的封建社会核心范式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核心范式,便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在这个大环境下的洋务运动留美教育亦是如此。留美教育服务于洋务运动，即是用以维护清廷统治，即是在维护已经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封建体制。留学教育的核心仍然在为封建社会服务，基于器物工程层面而不能深入到政治、体制甚至思想的层面去。这就使得洋务运动留美教育带来了很多技术上高超且使军工军事获得短时成效的人才，但长久以来这样的教育延续实施便难以使中国留学生学习到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更难以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固守传统、不思进取、摒弃科学理性的诟病。如此留学教育，继续发展只不过是将大批青年才俊送往西方，借助西方的教育知识进行八股取士的教育培养，结果也只能产生大批的空有技术却缺乏现代文明思想的人偶，而真正能带给中国以政治翻天覆地的变革及思想上振聋发聩的呐喊的人才在官派留洋学生中屈指可数。这样的人才培养机制，难以使学生达到真正思想上的警觉与醒悟，与近代教育启蒙之作用完全相悖。
洋务运动留美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即是上一节浅谈过的负面影响的原因：未能完成范式转化，未能完成思想启蒙的时代任务。而考察其发展环境，也可看出留美教育失败的必然性。
即使是官僚阶层发起的改革，仍有许多顽固派官僚阻挠以学习技术、发展工程为目的的留美教育。当时顽固派有言：
“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列祖列宗之教泽在人，耻为夷人之心犹十居八九。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务之难能，而人心因之解题，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
洋务派本就奉行“中体西用”的原则，而守旧派更甚，根本不愿意做出些微的变革。本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排斥一切外来因素，守旧派仍然坚守天朝上国、华夷之辨的观念，拒绝直视中国社会之沉珂。顽固派不仅在朝堂之上极力反对派遣留学生一事，更有甚者，进入留学教育实施过程破坏留美教育。带领留学生赴美的刑部主事陈兰彬（1816-1894），本身就是极力破坏留学教育者[7]。在留学生到达美国后，事事加以阻挠。后来者吴子登亦是如此，据留美学生温秉忠回忆[8]：
“其中一位翰林（即吴子登），深感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美化’之人，不复为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上奏朝廷，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为‘洋鬼’矣。皇帝照准其请，立刻下令全体幼童即日撤局回华。”
国内阻挠之力如此强大，顽固派竟将留美教育中途扼杀。足见当时中国社会新旧杂陈的状况及旧势力之强大。保守思想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对于任何改革而言，都是极大的阻力。
即使是洋务派自身对于留学一事，也存在着守旧的思想。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仍难以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这一点从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中可以得到论证：
“一、……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通过留学章程限制留学生对于新思想的学习，洋务派自身的保守思想极大地阻碍了留学生学习近代民主思想、科学思想，进而断绝了向国内传播新思想、变革社会的可能。
从顽固派对留美教育的百般阻挠以及洋务派自身派遣留学过程中的矛盾行为，当时中国社会变革艰难之时貌可见一斑。这是多么滑稽却又无比悲哀的社会状况：一群人抵抗着另一群顽固守旧的人的阻挠在思索着变革，却又隐隐有着与对手相同的顾虑。在这种沉珂陋病难去的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留美教育注定是失败的。而这也与上一节所谈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只有发出了思想上振聋发聩的呐喊，彻底完成社会核心范式转化，陈旧的中国社会才得重生。
[1]高时良、黄仁贤：《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上海教育出版社 ，885页
[2]同上书，899页
[3]同上书，886页
[4]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3页
[5]即严复
[6]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8册，205页
[7] 刘虹：《中国教育通史·清代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309页
[8]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47页
撰文 | 马雨乔 编辑 | 米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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