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方略书院（flsy2017）
权力是路遥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由于权力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所以，路遥总是注意从权力的角度观察人性和生活。这就需要作家确立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权力价值观。
在路遥看来，权力崇拜是一种落后而有害的价值观。对于人类生活来讲，最为重要的，不是追求权力和虚假的荣誉，而是像普通人那样，在平凡的劳动中高尚地生活。所以，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们把追求权力当作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最高目标；他们鄙夷寻常的生活，不愿做平凡的普通人，心心念念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权力。对他们来讲，权力简直就是生命。为了当官，他们尔虞我诈，机关算尽。
于是，路遥借田福军之口，严厉批评这种“争权夺利”的社会现象：“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即便是双水村“支书”这样的近乎芥豆之微的权力，也会让那些“官迷”们恋栈不已：“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即便是象征性地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时，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时，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睁睁看着把权力交到别人手里。不，他哪怕躺在这破碾盘上不再起来，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他决不放弃！哼，不管你们活得如何美气，如何红火热闹，但我仍然是管你们的！”田福堂显然是“权力拜物教”的信徒和牺牲品。他之所以要拼命抓住权力不放，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就是为了体验“管你们”的快乐。这种错误的权力观和消极的政治心理，反映着“过渡时代”固有的狭隘性、落后性和复杂性。
《平凡的世界》所叙写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关键的十年（1975-1985）。在当代生活的这个严重脱序的时期，唯意志论的“极左”政治为害甚烈，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这是一个由接近崩溃边缘的“动乱”状态，向正常状态艰难回归的时代。
极端的唯意志论，是“极左”政治的一个本质性特点。它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无视现实条件的制约，抱着“人定胜天”的盲信，将人的能力无限夸大，甚至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愚昧口号。对历次严重的唯意志论运动及其后果的反思，是路遥小说叙事的重要主题。在《平凡的世界》里，他将现实看作历史的延伸和结果，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揭示现实困境形成的唯意志论原因。
路遥不仅有正视贫困、饥饿等耻辱体验的勇气，也有将这耻辱生活叙写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平凡的世界》所写的黄土高原，贫穷是普遍而严重的：“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着人；严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点起灯的家户；天一黑，人们就封门闭户睡了觉。野狼如入无人之境，跳进羊圈任意啃咬，也没人敢出来打撵——据说这里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没有什么人洗脸，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卫生条件了。大部分人家除过一点维持活命的东西外，几乎都一贫如洗。有的家户穷得连盐都吃不起，就在厕所的墙根下扫些观音土调进饭里……”贫穷使人的尊严扫地以尽，荡然无存。路遥以沉郁而充满概括力的文字，叙写了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境遇。他的叙事和描写，恫瘝在抱，令人震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如此真实而沉痛的现实主义叙事和描写，似乎并不多见。
饥饿是路遥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在普遍贫穷的境况下，饥饿这个“强大的敌人”如影随形。饥饿既是一种可怕的肉体痛苦，也是一种使人丧失尊严的精神痛苦；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最可怕的灾难和噩梦，也是路遥自己的痛苦经验的一部分：“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在《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就曾写过饥饿对中学生马建强的折磨。到了《平凡的世界》，他的饥饿叙事，不仅更加细致和深入，而且还充满了尖锐的反讽锋芒。在原西县中学的食堂里，食分三等，人亦如之，孙少平只吃得起最低一等的饭菜，也属于最低一等的人。这让他深受伤害，备感屈辱。
除了贫穷和饥饿，强制性的劳动和严酷的惩罚，也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尊严感。在“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民受到的惩罚尤其严厉。这给那些无辜者带来严重的人格羞辱和精神伤害：“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
如果说，在可怕的贫困状态下，饥饿使农民的尊严荡然无存，那么，在阶级歧视的严酷环境里，“阶级敌人”的境遇就更加悲惨。在很长的时段里，“阶级斗争”被推向极端，被赋予了绝对的正当性，而阶级歧视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何人，一旦被主观地定性为“剥削阶级”，被妖魔化为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就会被打入“另册”，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公民权，失去上大学、招工、参军和提干等重要权利。路遥站在历史和人类的高度，强调作品的“永恒性”和“生命力”，这样就克服了仅仅局限于某一立场、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的文学的狭隘性：“把历史的角度放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
路遥赞美劳动。他回答一位提问者说：“我最爱劳动者，最恨不劳而获的人。”对于农民阶层来讲，劳动是立身之本，而最为重要的自由，首先就是劳动的自由。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能力，体验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积极性质的劳动以自由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劳动对象和劳动方式的时候，他的劳动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劳动，才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和尊严感。相反，一切被强制的劳动，都是消极性质的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惩罚，——它意味着对外在力量的被动服从，意味着对人格的严重羞辱。然而，很长时间里，中国农民的劳动和生活，却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不能自己种自己想种的庄稼，不能养自己想养的家畜。孙少安仅仅因为将一些边边角角的闲地分给“社员”做活命的自留地，就被在大会上批斗和羞辱。农民被强制性地组织起来，按照统一的计划集体劳动，其结果就是，“被强制的人失去了运用其智慧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和目的的能力。他成了他服从其意志的那个人的工具”。路遥怀着深深的同情，为这些失去劳动自由的农民辩护。
崇智主义是路遥的小说叙事在价值立场和主题建构上的一个鲜明特点。路遥的叙事有一个明确的现代性指向，那就是肯定知识的价值。知识使人们的生活更开放、更健全，也使人们的心智和人格更成熟。路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大都热爱读书，大都尊重知识。他们通过阅读改变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人生》中的高加林是热爱读书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是喜欢读书的——即便买不起，也要“立在书店里翻一翻”，《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田晓霞是热爱读书的，甚至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高中生卢若琴也因为读了《居里夫人传》，而形成了对生活的“坚定认识”。在路遥看来，文明而美好的生活，首先是有知识的生活，是具有良好文化教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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