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贝和米勒

塞弗尔·杜尔/文 

塞弗尔·杜尔（Theophile Thore，1807-1869），法国批评家、美术史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和艺术革新的批评家，曾参加过法国1848年的革命。在美术史上，杜尔的重大贡献是为湮没了两百年的荷兰伟大画家维米尔恢复了历史地位。杜尔最早认识到，靠私人收藏无系统地研究艺术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依靠公共博物馆由学者们进行系统研究的时代——现代艺术史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1861年的沙龙里，人们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能立刻认识两位绘画大师，就能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分开来。

 

人们对米勒和库尔贝的作品多少会产生某种共鸣；对他们选择的主题，可以表示赞成不赞成；但不管人们把他们归入哪一级，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风格是大师的风格。

 

对于这两位画家，所有那些装模作样，或沉默无言、回避评论都是难以想像和不适当的。必须承认，他们富于生活的经验，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在素描、色彩或整体效果上，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有知识，自信，似是而非不属于他们。他们的错误，也许就在于以太大的真实性来表现自然，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去处理易于讨好的题材?是的，他们的作品是沙龙中画得最好的。然而，库尔贝先生是一个写实主义者!米勒先生是一个写实主义者!这该诅咒的!……

 

一个大师需要具有什么品质?需要同时具有对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热情和个人的技巧。如果一位画家具有了这两种品质，即使他去描绘最劣等的对象，他在艺术上还是一位大师。在牟利罗所画的《乞儿》中，显示出他画《圣母升天》同样的才能。布洛威尔或夏尔丹画瓶瓶罐罐，和拉斐尔画圣母像一样同具大师风度。实际上，受着人类最高抱负折磨的拉斐尔，与布洛威尔只是两种类型的天才，后者当然不能创造《雅典学院》那样的巨制，然而麻雀必须像鹰隼一样被认可。

 

要成为大师，就不能和任何人雷同。否则，就只能是某人的学生或追随者。在1830年造就出来的一代绘画大师，德坎普与谁相似?卢梭又与谁雷同?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与别人的个性相异；或者说，至少在师承关系上是非常复杂的，在他们和祖师爷之间找不到直接的联系。他们所表现的对象，由于他们的解说而显得新奇。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创见，他们发现了新的天地。如果风景画家继续在阿卡迪亚的布景上树立希腊的神殿，那么他们也就不需要再一次去研究自然，用不着去看森林和草地、大地和流水，也用不着去观察天气的

变化了。

 

同样的道理，在当代画家矫揉造作的风气中，米勒和库尔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首倡面向自然。多年来，自然已被含混不清的、虚假的理想主义抛弃了。每一个时代，艺术要重获新生，就一定要借助于返回自然的真实。乔托就是使自己成为自然主义者，这样一来，一个新的学派便代替了拜占庭学派。

 

在一个不道德的或道德的时代，其更新只能是通过英雄人物的努力来实现。而对于一个颓废的时代来说，野蛮，或者不如说粗暴，并非是不适合的。当罗马帝国日趋式微时，北方的蛮族经常把它从死气沉沉中唤醒。在法国，艺术是一种病，但它并不喜欢这些带着可靠的药方和毋庸置疑的健康从多瑙河来的医生。他们从何处来?他们来自森林和群山。米勒生活在枫丹白露的巨石间，库尔贝住在侏罗纪的峡谷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欣赏趣味与那些用粉红色描绘闺房秘事的媚俗画家不同。

 

当代日渐衰落的艺术，借助于那些多愁善感的评论而存在，这些评论就像月光下狗的狂吠。那些极有教养的批评家，喜欢的是那些把他们引向理想、诗意，引向自命不凡和优雅的文学王国的题材；比如《列斯堡的圣母》、《阿斯佩西或芙林》、《第一次争吵》、《农牧之神掠夺美女》等等。在这形形色色的圣母、仙女和名妓之间，《打石工》和《睡着的剪羊毛工人》中的人物怎么可以成为美!人们怎么会让这些粗俗的人物生活在高贵的艺术王国里!噢!只有意大利!意大利人!意大利文化!非常自然，公众受到这些批评的感染，他们对长着山羊脚、能把裸体的胖女人抢走的巨兽能够接受，却不愿看到塞纳河边姑娘的吊袜带。他们崇拜几个世纪前抱着小耶稣的圣母，对哺育着婴儿的农妇却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