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降低碳排放，所采取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化石能源的排放标准，购买绿电等措施，背后都意味着一件事：双碳不是免费的，要告诉大家，想要减碳，需要多花钱。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兼院长郑新业在“碳中和高峰论坛暨中国上市公司碳排放榜单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内容，文章来源于“财经十一人”。
郑新业表示，要降低碳排放，所采取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化石能源的排放标准，购买绿电等措施，背后都意味着一件事：双碳不是免费的，要告诉大家，想要减碳，需要多花钱。
但另一方面，也要明明白白说明减碳的收益在哪。在郑新业看来，碳减排存在收益不对称的问题，即企业通过减排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没办法向全世界收费，这和制造出售产品不一样，很难确权，从而很难匹配成本和收益，也使得金融工具设计比较麻烦。
进一步的，对于国家而言，郑新业认为，减碳以降污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其团队此前的研究表明，中国每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短期可以产生1.7美元二氧化硫减排的收益。长期可以产生30美元的二氧化硫减排收益。因此，减碳与降污有协同效应，而且是前者在先，对于受污染问题负面冲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实实在在的红利。
关于碳排放，郑新业提醒的另一个问题是存量比流量更重要。他认为，碳排放具有时空无关性，历史的碳排放和今天的排放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是一样的，流量重要，存量更重要，当前的气候变化也是存量引起的。但现在世界上主要是谈流量，不谈存量，应该说《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各种议定书中都关心流量不太关心存量。
在当下的资源禀赋下，碳排放权与发展权仍然密切相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增量碳排放权要留给不发达国家，还有很多国家缺电，他们有发展的权益”，郑新业表示。他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量的碳排放空间，后进国家没有空间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
对此，郑新业建议，亚投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参考如苹果公司在碳中和上的举措，去购买可再生能源的额度，以多边机构项目制的形式来推进碳中和。具体而言，对于缺电的不发达国家，洲际发展银行应该继续支持其投资火电，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去购买更多可再生能源，实现项目的碳中和，这样可以兼顾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
具体到国内，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省份之间也存在。郑新业指出，不同省份存在差异，要因地制宜推进，不能整体对待，谁的GDP高，谁承担的减排责任就越重，因为其收益也越大。此外，河北、河南、山西、四川等省份正处于经济爬坡阶段，面临的发展权和排放权问题更为突出。
对于碳排放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郑新业强调措施不能激进，不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企业竞争力急剧下滑，也将打击碳事业。在具体机制上，郑新业建议提高碳税，降低增值税税率，倡导将增值税税率降到10%。“这样碳税收入上升，增值税收入下降，可以缓和企业本身受到的碳冲击”，郑新业表示。
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成本不断下降，是支持能源转型的重要基础。不过郑新业也提醒，可再生能源名义装机提高，有效装机仍然偏低，并且比例升高之后，对系统带来的匹配成本、平衡成本、电网成本所导致的系统成本也在上升，其上网电价的下降和下网电价之间并不匹配，需要引起注意。
对于减排的投入，存在代际成本均等化的问题，郑新业认为，每一代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对减排的贡献，往后有更好的禀赋、更好的技术、更强的承受能力，这三个更好决定了我们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事情，不必透支烦恼。德国之所以当前减排更为激进，是因为其尽管减排支出总量比较高，但占总支出的比重并不高。■
文章来源：“财经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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