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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死去几十年后，历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两次想对他掘墓毁尸。
一个文人，为什么这么遭统治者恨？
因为他姓屈，却一生不向清廷屈服。
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学者、诗人，生于崇祯三年(1630)，少时受业于陈邦彦门下，陈是“岭南三忠”之首，一生坚持抗清，且不止于口炮，在广州沦陷后，他与另一位抗清领袖陈子壮联合起兵，一度攻入广州，后来兵败被捕，惨遭极刑。
屈大均的思想深受陈邦彦影响，年轻时也曾投身武装抗清运动，失败后，他冒险收殓恩师遗骨，在番禺海云寺削发为僧，以化缘为名四处活动，甚至到南京参与江南一带的抗清义军。后来，他也曾将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郑成功、吴三桂身上，但这两人让他一再失望，台湾被清廷收回后，他停止了一切抗清活动，回到老家，潜心学术，收集、编纂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等，写成《广东新语》一书，成为最具史料价值的广东大百科全书。
虽然如此，屈大均的反清立场并没有动摇，他在创作广东方志的同时，还写了一部《皇明四朝成仁录》，为各地反清义士树碑立传。
可以想象，《皇明四朝成仁录》的命运，被举报、销毁，那是免不了的。而屈大均本人虽然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病逝，后来却有两次差点被挫骨扬灰。
第一次发生在雍正八年(1730)，这时屈大均已死去三十四年了。因为一件反清大案，雍正皇帝亲自执笔，写了本书颁行天下，要求所有官吏都得学习、宣讲，由此又牵出屈大均的案子来。
这件反清大案，就是在《清代文字狱档》中单独成辑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将另辟专文)，简而言之，湖南反清文人曾静，想当然地以为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应该会有“民族气节”，便派他学生张熙(即张倬)千里投书岳钟琪，想说动他起兵反清复明。不料，张熙被忠于大清的岳钟琪钓鱼，供出老师，株连无数。
雍正为什么会为这案子专门亲自写一本书？
因为曾静给岳钟琪的书中，列出坊间流传的雍正得位不正传说及十大罪状，雍正咬牙切齿之余，又觉得杀了曾静师生太便宜了他们，也难堵悠悠众口，便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奏折、上谕、曾静的口供等，自己又写了一篇自证清白的文章，合成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要求从朝廷到地方官吏人手一册，不但要自己学习，还得将此书内容及思想精华向百姓讲解，还命当事人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现身说法。
《大义觉迷录》发行到广东，巡抚傅泰在学习时，发现曾静的学生张熙在供词中提到，影响他们师生的“逆书”，除了吕留良等人的著作，还有一本叫《屈温山集》的。傅泰有高度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立刻想到，几十年前广东曾有一反贼屈大均，字翁山，此“屈温山”集会不会就是“屈翁山”的同音误录？便到书坊买来屈大均的几本书，细读之下，果然有大发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书文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 (《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之《傅泰奏屈明洪缴印投监折》，下同)。
在奏折中，傅泰认为，“我朝”定鼎以来，皇恩浩荡，八方来朝，没想到竟有屈大均这样的文人，“狗彘居心，虺蜴为念，秉彝尽丧，乖戾独钟，既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词，诋毁圣朝，盗窃微名，此实覆载也不容者”。
骂屈大均猪狗不如，狼心狗肺，有蛇蝎之心，丧尽天良，活在天朝盛世，不但不知感恩，还整天狼嚎狗吠，肆意诋毁天朝，就为了炒作自己，欺世盗名，实在是天地不容之人。
这一段骂屈大均的话，也让人大开眼界。看来，某些粉喷的用语，还真是有传承的。
傅泰又查到，屈大均虽然已死多年，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代，有个儿子叫屈明洪，在广东惠来县当教谕(约等于教育局长)，这样的黑五类后代，怎么可以让他混进我天朝的官员系统中，正想派人去抓他，没想到，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屈明洪奉旨学习《大义觉迷录》时也发现，供状中的“屈温山”可能是他父亲，回家查阅父亲留下来的书稿，“始知伊父乱纪悖常”，才知道有一个这么反动的父亲，于是主动投案自首。
傅泰将以上情况向雍正密奏，同时建议对屈明洪再“严加究审”，查出还有没有屈大均的死党及后代，“严加究治”。他还说明了这么做的必要性：广东“地方风俗既已浇漓，人民又多愚蠢，罔知大义”，所以必须杀一儆百，才能使这些愚蠢的广东人“咸知有尊君亲上之风，而地方卑陋人民愚蠢亦或渐明大义矣”。
一句话，就是要从严整治广东人，让他们服从服从再服从。
让人意外的是，《清代文字狱档》中收录的傅泰密折后面，还附有雍正朱批：“糊涂繁渎，不明人事之至”。骂傅泰糊涂，啰嗦，不明人事。
剧情反转，雍正其实是一位仁君？
当然不是，雍正这句朱批，应该只是骂傅泰用力太猛，说广东人怎么怎么愚蠢不忠，把事情扩大化了。按《清代文字狱档》中后来另一位广东巡抚给乾隆的奏折，可以发现，傅泰的密折，雍正即时批转刑部处理，刑部定性为“大逆罪”，屈大均虽死，“应仍剉尸枭示”，子孙按律斩决或为奴。但雍正收到刑部奏议之后，又秀一番皇恩浩荡，认为：
律有自首减等之条，屈大均之子将伊父逆书自行举首，与怙恶不悛者有间，应否宽减之处着九卿定拟具奏。复经刑部会同九卿查照罪人自首律，屈大均免其剉尸枭示，子孙亲属凡应斩决、应为奴者均昭律以次递减。(同档之《德保奏查讯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折》)
就这样，屈大均躲过了第一次的掘墓剉尸。
没想到，44年后，同样的戏码又上演了一次。
乾隆三十八年，英明神武的乾隆皇帝启动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工程，下令全国缴书。篇幅所限，这事暂不详述，一句话，《四库全书》工程是继秦嬴政焚书、晋衣冠南渡之后又一文化浩劫，乾隆名为文化强清，实为统一思想，过程中收缴、毁掉了几十万册不符合大清价值观的古籍。
跟全国各地一样，广东的南海、番禺二县，在缴书运动中又查出由屈大均族人屈稔浈、屈昭泗等收藏的屈大均漏网“逆书”，即上报督府。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联合上奏，并将屈大均的“逆书”跟奏折一起递上去，“奏请治罪”。
一个月后，乾隆下旨，“将屈稔浈、屈昭泗免其治罪，止将其书销毁”，同时他指出，“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既然广东还藏有逆书，江浙不可能没有，着令两江总督高晋再加严查，确保没有漏网之书。
乾隆的重点放在江浙一带，因为江南是抗清最烈之地。至于广东，纵有个别反贼，成不了气候。
没想到，第二天，乾隆不知因为什么，再次亲自审阅屈大均的书，又发现里面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也就是说，屈大均在南京雨花台还有一座衣冠冢。乾隆当场就怒了，“此等悖逆遗秽岂可任其留存”？遂追加一旨，着令两江总督高晋“即行确访其处，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
有衣冠冢，就有了供江南文人缅怀之地，容易引发聚集事件，带来种种隐患，所以，非连根刨不可。
两江总督高晋带人在南京雨花台一带掘地三尺，历时二月，根本找不到屈大均的衣冠冢。他向乾隆奏报，怕乾隆批他办事不力，又说他还没放弃，想再查清楚屈大均当年在南京哪座寺当和尚，如果他真有衣冠冢的话，应该就在那寺附近。
这一次，乾隆朱批：“既无其事，可以已耳。”找不到就算了。
可是，皇帝不急官员急，高晋还想立功，便想到屈大均的后裔应该记得屈在南京哪座寺当过和尚，于是照会广东巡抚，要他协助查问。
时任广东巡抚德保不敢怠慢，即委派广州督府衙门会同南海、番禺二县差吏，传唤屈大均族人屈稔浈以及屈大均的孙子等，逐一查问。这些人供称，屈大均死的时候他们还没出世，后来又受他的牵连被发配福建，乾隆二年才被放回广东，实不知道屈大均在南京哪里当过和尚，更不知道他有没有衣冠冢。但屈大均的坟墓就在家乡，目前还保存完好，因为“从前问拟剉尸，因蒙世宗宪皇帝恩旨宽免，未曾刨毁是实”(同档之《德保奏查讯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折》)。
德保又命广东按察使带同番禺知县前往屈大均的家乡番禺思贤村查勘，屈大均族人指认，屈大均“系葬于伊父屈宜遇墓下”。德保即派人严加看守，然后向乾隆奏请：
伏思屈大均造作逆书肆行狂吠，罪大恶极，覆载不容，虽经百有余年，应已形消骨朽，但当此光天化日之下未便仍留秽迹，封植依然，俾其子孙得守丘垅，岁时拜扫，相应请旨刨毁，仍剉其尸，以快人心，以申国法。(同档之《德保奏查讯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折》)
屈大均罪大恶极，天地不容，虽死百年，但他的坟墓还屹立在光天化日之下，还能享受子孙的岁时祭拜，这实在太便宜他了，还是应该刨坟毁尸，才能大快人心，申张国法。
没想到，德保的奏议，又换来乾隆的朱批：“亦不必矣。”
就这样，屈大均的墓又逃过一劫。
屈大均墓位于番禺新造镇思贤村(网络图片)
不难看出，屈大均的墓能保存至今，并不是雍正、乾隆的什么宽宏大量，只是因为，反清文人的根据地还是在江南，乾隆才会一心想毁掉屈大均在南京的衣冠冢，而放过他的埋骨之处。但让雍正、乾隆以及大清奴才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最后导致大清灭亡，爱新觉罗氏被赶出紫禁城的辛亥革命，发源地就是广东，肇始者，也是被他们视为“愚蠢、罔顾大义”的广东人。
这一点，足以让屈大均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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