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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 康德论启蒙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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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6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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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论启蒙与改革


1784年,康德发表了《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他的回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脱离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论无能为力的状态。“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它所要克服的障碍:一是懒惰,一是怯懦。绝大多数人都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看做是非常艰辛,而且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需要保护人,保护人也小心翼翼地使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的精神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人云亦云的状态。

尽管事实或迄今的事实是如此,康德却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如果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首先在保护人中间会有人在自己独立思考之后,也鼓动公众这样做,然而这样的话,保护人的地位就要成问题了。“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只需要一种最无害的自由——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任何人在其所任的公职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只是私下的运用,而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的那种运用。一个人作为军官、牧师、税吏时,他必须服从;然而,他同时又是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当他作为一个学者面向公众时,他是绝对可以争辩的。例如,一个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于他的税款,但他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抗议这种课税的不适宜或不正当。

康德把当时启蒙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然而,他也认为:国家首领不仅应当保护艺术和科学的自由,也应当允许人们批评法律。启蒙,可以推迟,但是,决不能够放弃。

福科(Michel Foucault 1926-l984) 1983年第一次遇见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时曾提议,次年与Rorty、CharlesTaylor等一起讨论康德这篇写于二百年前的名文《什么是启蒙》,然而不久他竟辞世。但是,他还是留下了一篇文章“论康德的《什么是启蒙》”。

福科认为,在《什么是启蒙》中第一次出现的问题,是有关“现在”,有关“时事”的问题,是辨认究竟决定“现在”的是哪一个因素,从而决定什么对目前的哲学有意义的问题。康德找到的这个因素就是涉及思想、知识与哲学、哲学家作为“我们”也在其中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启蒙。启蒙是一个时代;一个自行订立其座右铭、其箴言的时代。然后,康德在1798年出版的《系科之争》中又有意续完1784年的文章。1784年他尝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我身属的这个启蒙究竟是什么?1798年则回答: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福科高度估价康德这两部文章的意义,认为它们可以说是所有哲学问题的根源与起点,19世纪以来,就是这两个问题环绕着整个现代哲学。启蒙这个问题,或者说理性这个问题,如果当做历史问题看待,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贯穿整个哲学思想,而革命自然更是搅动人们的思维不已。康德建立了现代哲学的两大批评传统,他的三大批判提出“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整个真理分析哲学就由此而来;而另一个问题则是“什么是我们的时事?什么是目前可能的经验范围”?这不是真理分析,而是一种可称为“现在本体论”、“我们自身的本体论”,这就是从黑格尔,经尼采、韦伯以迄法兰克福学派所建立的批判哲学,福科认为,这也是他尝试的研究范围。

哈贝马斯则在福科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瞄准当代的中心”中指出:福科所谈到的康德不是通过对有限性的分析逼开了通向人的科学的知识论者,而是使哲学从真理与永恒中后退,转而注意对时代的批评的人物。福科想解析曾经一度包含在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中的思想,也就是追求知识的意志,那是“真理的分析”所不愿承认的。到目前为止,福科之所以在现代的权力结构中追索这个求知意志,只是为了谴责它,然而,福科现在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提出这个意志,作为值得保存和需要重建的原动力。哈贝马斯的看法耐人寻味,一直致力于批判启蒙理性,致力于要发“启蒙”之“蒙”的福科,是否晚年也有了某种转变潜伏其中呢?

无论如何,保持一种思想的复杂性、紧张性乃至暧昧性是有意义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复杂的思考方能产生富启示性的矛盾,当康德声称革命的热情是一个可以显示人类在纷纭万象中的明智安排的历史指标时,他使自己纠结在一个富启示性的矛盾之中。同样富启示性的是福科所陷入的另一个矛盾,他把他对权力的批判,同真理分析对立起来,以致前者丧失了它本要向后者借用的规范标准。

一切启蒙和改革的尝试实际上都要立足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甚至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的。如果不相信人类状况有较差与较好之别,不相信人类社会能由较差过渡到较好,也就无须进行任何改革了。但如何联系于人类的某些经验来预测人类确实能够改善呢?康德认为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大事件确认进步的原因(动力)真的存在并实际发生着作用。

康德所找到的这一大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席卷全人类,值得记忆,足资证明且可供预测人类进步的大事件。但这里真正有意义的,与其说是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本身,不如说是它体现和激起的情感反应;与其说是革命过程中那些轰轰烈烈、令人眼花缘乱的大事件,不如说是那些当时和随后发生的很不起眼的小事情;与其说是那些灿烂夺目的领袖人物或积极分子,不如说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甚至尤其是旁观者,特别是异国的旁观者)。在此,真正有意义的实际上是大革命观察者的思想方式。是他们对大革命完全非功利的,甚至冒着危险的“近乎热烈的向往和同情”,正是这种“热诚的同情”表明了人类的一种道德秉赋,使人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够充分而言,其本身就已经是朝着改善前进了。

这样一种热情尽管不会无疵可议,但由于真正的热情几乎总是在朝着理想的以及纯粹的道德前进的(比如说,权利概念),而不可能被嫁接到自私心上面去。所以,一场能够如此大规模地、比较持久地激起这样一种热烈的同情的事件,就不能不成为一种人类可以改善的证据。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有全盘倒退了,这是由于人类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是不会再被遗弃的缘故,因为它揭示了人性中有一种走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即使它失败也不妨,“因为这一事件是太重大了,和人类的利益是太交织在一起了,并且它的影响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散布得太广泛了,以至于它在任何有利情况的机缘下却不会不被各个民族所想念到并唤起他们重新去进行这种努力的。”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意义。

和有些可能也会在初期激起普遍热情的运动不同,法国大革命尽管“充满着悲惨和恐怖”,但它吸引了一种广泛的道德倾注却自有其在道德上相当可以得到辩护的理由:一是它是自我倾向合权利的公民体制的,是反强权的,一是它是趋向共和体制的,趋向权力分离和互相制衡的,这将最终有助于使人类避免战争,走向永久和平。康德这一观点就使我们转向另一个问题脚从人类是否能够改善,从而是否有必要主动去进行改革的问题,转到人类的启蒙和改革将朝着什么方向、什么目标前进的问题。

在康德看来,一部与人类的自然权利相一致的宪法这一观念,亦即结合在一起服从法律的人们同时应该是立法者的这一观念,应是构成一切国家形式的基础,是各国应当追求其实现的理想。执政者要总是把这一目标放在心上,他们有义务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迅速地改善国家体制,使之符合于理性观念所呈现于我们眼前作为典范的那种自然权利,哪怕这样会付出牺牲自我利益的代价。“人的权利是不可亵渎的,无论它可能使统治权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我们在这上面不能半途而废,并没有什么一种(介乎权利与功用之间的)实用的有条件的权利的中间品,而是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的面前屈膝,只有这样,才能希望达到,虽则是长路漫漫地,权利在坚定不移地闪耀着辉的那个阶段。”

康德并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统治者不努力自上而下地实现权利的法则,就有可能遇到人民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反抗。“一旦问题已不是权利而仅仅是权力的时候,人民也就可以试试自己的权力,于是就会使得一切合法的体制都成为靠不住的。”尽管康德是绝对不赞成这种反抗的,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却并不全是人民的过错。

权利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权利乃是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只要这一点根据普遍的法则是可能的;而公共权利则是使这样一种彻底的调整一致成为可能的那种外部法则的总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是正义——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也理解为是法律——所有这些法则的总和。

在所有的权利中,最优先、最紧迫、最有利无害的当然是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权利,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或者说是一种启蒙的自由。国家要允许哲学家们自由和公开地谈论进行战争和调解和平的普遍准则,讨论治国的原则、政策以及各种公共事务,并引为忠告。“人民的启蒙就是把人民对于自己所属的国家的义务和权利公开地教导给他们。”所以他们就不能以“以吏为师”,而是要以自由的“哲学家”为师,哲学家们由于允许自己有这种自由,也就常在“启蒙者”的名称之下被人诋毁为国家的危险人物,他们所在的哲学系就被视为低于神学、法学乃至医学的低级系,但是,当整个民族想要申诉自己的疾苦时,这一点除了通过公开化的办法而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所以禁止公开化也就妨碍了一个民族朝着改善前进。不能期望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因为掌握权力必然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因而无论是国王,还是按照平等法则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哲学家消失或者缄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其本性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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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符合权利的法治,向着共和体制与永久和平,这就是康德为我们描绘的启蒙与改革走向的大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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