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产业园区与园区工业地产开发

作者：贾小兵商业地产系列文章《园区工业地产概论》连载之九十七（97）

       

      

               

一、全球产业转移下的台湾产业园区

    从历史上看，全球范围内曾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将产业输出至欧洲大陆国家及北美，美国成为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20世纪50-60年代发生了第二次产业转移，美国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发展汽车、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向联邦德国、日本。紧接着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德国将轻纺、机电等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成本较低的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这可以称为第三次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内陆。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全球范围内共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基本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转移。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加之生产成本升高，英国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向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输出产能，由此推动了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是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转移。二战以后，美国确立了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并主动对国内产业结构实施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以钢铁、纺织、日化和普通工业机械为代表的低技术密度制造业从美国向日本和西欧国家转移，其中日本更是凭借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极具竞争力的生产质效成为继英美之后的第三个“世界工厂”。

    日本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者，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四个经济体成为主要承接方。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应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开始转出；第二次石油危机后，钢铁、造船和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汽车和电子元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也相继开始转出。第四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产能输出国主要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承接地主要是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客观来说，中国是第四次产业转移的主要受惠国之一，通过大力吸引外资，中国抓住机遇极大提升了工业技术水平，也为其他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台湾省整体的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日本高度类似，即外需深度影响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导致经济与科技发展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以此视角来看，我们建设的“双循环 –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的机制则很好地解决了规避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那台湾省尽快加入国家内循环体系，构建双循环机制，对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大有裨益。

     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球范围内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粮食危机与石油危机相继爆发，国际经济形势经历巨变，一些工业国家纷纷出现经济衰退或停滞现象。彼时，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台湾，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亟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稳定岛内经济、促进发展。在此国际经济变化背景下，台湾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遵循“二高二低二大”原则，从技术密集度高、附加价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低、关联度大、市场潜力大为特征的产业中，筛选出机械工业和资讯产业为“策略工业”；并围绕“策略工业”发展，选择建立科技园区来促进产业升级，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应运而生。

     如今，高速发展的台湾产业园区和园区工业地产模式，带动了台湾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成为台湾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而促使台湾从低成本的制造中心成功转型成为为全球创新经济的高附加值制造中心。新竹科学工业园的成功离不开其6大科学合理的方向与规划，它们为园区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除了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全球其他各国的经济腾飞无不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势。以台湾省为例，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省先后三次承接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引入进一步优化了台湾省的资源配置，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2]。而作为上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方，台湾省科技园区发展走过的弯路与发展具备参考意义。

     中国台湾省科学园区分布以新竹科学园区、中部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为核心，北、中、南三大核心园区形成高科技产业创新走廊。台湾省科技园区房价过高，规划缺乏先见性，存量改造提质增效等问题同样存在。民间闲置土地使用效率难以提升，强制释出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最终土地的不足，严重影响科学园厂商投资意愿。

     台湾省园区的先发优势亦有值得借鉴的点：园区的建设应该有清晰的产业定位 - 产业定位不能是“造词”的玩法，而是应有深刻的产业逻辑；园区建设加强产、学、研在研发创新中的协同合作；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模块化生产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也降低了产业进入壁垒，使许多高科技的产业经过模块分解后，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而导致激烈的内部竞争。在模块化的引导下，在缺乏技术支撑的环境下，科学园区“科学属性”日益缩小，科技产业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电子设备为例，在缺乏研发能力的环境下，看似高端的“电子设备”领域过分导向硬件制造的劳动力密集方向，导致利润空间日渐缩小。

     台湾的产业园区税收贡献过于集中少数企业，未能真正孵化创新集群，关键技术依赖进口，应对下一波科技革命将现劣势。以台积电为例，台积电不是一个创新集群孵化的产物，而更多是政策引导的产物，故虽然台积电占到了芯片产业一定的份额，对VRAR、5G、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技术方面，乃至芯片产业自身链条的衍生能力不足。一味地依托大企业挖掘下一轮科技趋势必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变化中处于劣势。

1、中国台湾园区工业地产概况

    中国台湾省科学园区指依据“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所设置的产业园区。新竹科学园区设立于1979年并于1980年12月15日完工，发展最为成熟。南科设立于1997年，中科则设立于2003年，自此在北、中、南三大核心园区形成高科技产业创新走廊。截至2022年7月，三大核心园区计有以下17个基地，共计有5171公顷。

2、新竹科学园

    新竹科学园（简称竹科），是台湾省的第一座科学园，经过多年开发，新竹科学园逐渐成为北台湾的科技产业中心，并且按台湾省发展计划扩大基地，目前新竹科学园区辖属六个卫星园区，分别是新竹、竹南、铜锣、龙潭、宜兰与新竹生物医学园区等科学园区，总开发面积1，375公顷，截至目前，核准厂商数已经超过600家，员工超过16万人，近年平均营业额均突破万亿新台币（约合2250亿人民币）。

     园区产业：竹科产业共分六大类，集成电路产业、计算机及周边产业、通讯产业、光电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生物技术产业。其中集成电路产业之产值占园区总产值达7成，为园区第一大产业，光电产业营业额占园区总产值近2成，为园区第二大产业；余为精密机械产业、计算机及周边产业，通讯产业及生物技术产业等。

 

     新竹科技园主要规划为工业区、住宅区和休闲娱乐区。工业区除管理局建设的标准厂房及厂商租地自建的厂房外，还包括各种服务设施如银行、仓储、运输、报关、律师、会计师、邮局、诊所等；住宅区内除单身及家属宿舍外，也提供休闲场地如篮球场、网球场、游泳池、高尔夫球练习场等。

4、新竹科技园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3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76年至1980年）。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当局谋求经济转型，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选定硅谷模式建立高科技园区，模仿硅谷建立主体框架。园区自设立之初就确立了“高科技化”、“学院化”、“社区化”与“国际化”的建设方针。

（2）开发建设阶段（1981年至1990年）。首先是重视生产空间“量”的扩张，推行生产、生活、生态一体化，致力于花园式的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塑造。然后是与硅谷建立多元互动关系，引进人才、技术、项目，促进园区“质”的提升。这个阶段，联电、台积电等台湾一流IC厂家依赖美国英特尔、AMD等公司的OEM（代工产业）订单快速成长。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日趋成熟，带动了集成电路产业上、中、下游和外围支持产业的蓬勃发展。

（3）快速扩张阶段（1991年至今）。园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早期纯粹的 OEM 代工角色，迈入了具备技术开发能力以及自有品牌的新纪元；光电产业如液晶显示器行业也开始大规模的资本和人才投入，众多企业采取了与国际著名企业之间进行技术移转以及建立策略联盟的发展模式，已经可以与日、韩企业竞逐市场；精密仪器产业从无到有，初具规模。此外，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也在不断成长。

新竹科学院成功的关键，在于“官产学研合作”，即政府推动，官倡民随，把“企业、政府、大学” 3种力量有效整合，形成“三螺旋”结构，推动园区创新发展。

与时俱进的科学管理体制

    政府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始终扮演着引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首先，台湾政府统一实施园区的布局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管理局不承担由于土地开发和转让导致的负债问题，只负责规划设计、招投标、预决算管理、验收和维护等。其次，政府在建设初期就对园区的发展做了清晰的规划和定位。根据“四化”方针确定了集成电路、电脑及辅助设备、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6大产业。在后来园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围绕上述产业进行。

    科学的管理，创新的运营机制。为提高产业竞争力，台湾致力于构建科学的创新体系，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尝试。工研院在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产业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转移等多重角色，是台湾科技产业发展强大的推手。坚持公益性导向、专注市场导向的应用技术创新、奉行开放式创新思维、鼓励技术是人员自由流动。为了适应不同时期的要求，工研院的运营模式一直保持与时俱进。首先，定位上与台湾产业发展实际密切结合。其次，组织架构的调整既符合现代企业治理要求，又聚焦关键性产业和技术。工研院在运营机制上不断创新，保证了它的行业领先性。

    “创新政策”绩效考评制度。为准确及时了解创新绩效，台湾建立了一套科技专案绩效考评运作机制。考评的指标包括技术价值、有效税率、就业增加、税收回馈等量化数据。考评的结果会作为业者申请科专计划资格与补助的依据。

5、优惠的政策措施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

工业园内新办的高技术企业从其产品开始销售起一年内，可以自行选择连续免征所得税5年；企业进口自用机器设备、原料、燃料等可免征进口税，且无须办理免征担保记帐及押税手续。

二是投资优惠政策。

对于鼓励发展的一些重要高技术产业，当局以直接投资或优先提供长期贷款方式予以扶持。

三是土地厂房租用优惠政策。

园区中的大量设施和厂房，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创业企业；对于被认定为对台湾发展有特殊贡献的工业投资，可减免土地租金5年。四是技术创新鼓励政策。工业园制定了“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奖助实施要点”等政策法规，鼓励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极大地调动了创业者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四、不断优化的科技创新法制环境。

    为了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动力，台湾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及“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等法规，健全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另外，在“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整合了商标、专利、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局等方面的法律及行政管理业务，强化了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管理职能，实现了事权统一和资源统一。

五、中介服务体系健全。

     科技园内推动形成了一系列涵盖企业发展各环节的中介机构，包括人才中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法律咨询、金融服务、评估服务、信息服务等各个方面。不仅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支持，还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充分利用风险投资。

     台湾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积极促进风险投资发展。从整个台湾地区来看，在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占到总投资企业数的87%左右，占总投资资金的88%。联华、华邦、台积电等著名公司都是由风险投资公司培育的。为鼓励民间投资，台湾“行政院”于1985年和1990年先后从“开发基金”中划拨新台币8亿元和16亿元设

由于其成功经验，后陆续在台湾中南部设立中科及南科。

 

6、中部科学园区

    中部科学园区（简称中科），开发建设工程于民国2003年7月起展开，针对土地使用、交通运输、水电及电信、雨污水处理与排放、废弃物处理等相关建设工程进行规划，配合产业未来整体发展需要，提供高科技产业优质之环境，鼓励研究发展及制造高科技工业产品，进而带动科技产业技术提升，促进中部地区产业之升级，并形成中部高科技产业新聚落。中部科学园区包括台中园区、后里园区（包括后里基地及七星基地）、虎尾园区、二林园区及中兴园区共计五处，总开发面积约1485公顷。

    园区产业：中部科学园区结合中部原有的产业特色之外，连接新竹、南部科学园区以形成台湾西部的产业创新走廊；引进产业以纳米精密机械、奈米材料、生物技术、通讯、光电及集成电路、绿能等产业为主，截至2022年7月，园区有效核准厂商236家。

7、南部科学园区

南部科学园区（简称南科），是设于台湾南部的科学园区。南科基地位于台湾台南市、高雄市等地。范围包括台南园区1,043公顷、高雄园区567公顷、桥头园区262公顷。

    园区产业：南科园区以集成电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科技等为主导产业，截至2022年12月，园区有效核准厂商共265家，2021年总产值10948.84亿新台币（约合2464.58亿人民币），其中集成电路南科产值比重达69.02%，光电产值占南科比重22.77%，两者总产值占全园区91.79%，是南科主力产业。

二、新科工业园工业地产的得失分析

     1980年成立的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以下简称“新竹园区”），是台湾最大的科技园区，被誉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摇篮”和“亚洲硅谷”，号称全球第三大工业园区。这里是台湾经济命脉的核心地带，也是台湾实施“两兆双星”产业的科技重镇。回顾新竹园区28年的发展历程(1980—2008年)，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并引以深思的地方。

        全球化的视野和产业定位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经济主要依赖加工出口，后由于西方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出口外销的战略急需调整。时任台湾“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徐贤修先生提出向美国硅谷学习，这一建议得到台湾当局认可，开始研究美国硅谷、马萨诸塞州18号公路沿线及日本筑波等地的科学园区发展经验。当时最具典型意义的科学园区有两类模式：一类是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综合体模式，侧重于研发，同时注重研发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第二类是以日本筑波为代表的科学城模式，主要围绕科学研究进行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台湾最终确定建立新竹园区，并定位为高科技产业的代工制造，这样就避免了与美国硅谷等地的高科技产业群的正面竞争，形成了与硅谷等其他地区科技产业群的垂直分工。新竹园区的这种定位有效地发挥了自身的成本优势，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据2005年统计，由新竹园区生产的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方面取得.了很好效果。准确的定位是新竹园区在全球化分工中取得成功的前提。

     在成功定位于高科技制造业之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新竹园区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透过土地取得、税收、资金、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优惠措施，让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转移或生产风险和成本最大可能地降低。如在土地取得方面，科学园区内的高科技厂商能够以更合理的成本与条件获得生产用地。在行政手续方面﹐厂商在科学园区内投资设厂所需的一切行政手续均可一次性获得解决，亦即“单一窗口(One-stepOperation)”的一元化服务管理模式，包括土地及厂房出租、五年免税、股东抵减、进口机器设备免税、保税区机制、研发奖励等。这些措施增加了产业投资的吸引力和企业的竞争力，并形成了产业聚集。这些是台湾半导体厂商大部分都设立在新竹园文的主要原因。

 

    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相对于其制度安排，新竹园区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是促进园内企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1．注重健全基础设施，创造条件以吸引厂商及科技人员园区内分为工业区、住宅区、休闲区，建有国际水平的标准广房、高级公寓、娱乐中心、实验学校等设施，还有诊所、邮局、海关﹑银行、车站及报关行等相关服务部门。

园区内还建立了实验高级中学，设有高中部、国中部、国小部、幼稚园部及双语部。园区绿化用地一直保持较大的空间预留﹐并有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绿化用地占园区总面积的比例约为3.7%，与有“花园式园区”之称的日本筑波科学城水平相近。此外，新竹园区还具有良好的信息系统，除传统通信设施外，还建有异步传输模式（ATM）及有线视频宽带网络和数字用户线网络终端（ADSL)网络设备。园区网络服务项目包括通关自动化、电子收付款、公文电子邮递、水资源管理、视频会议、远程教学、全球资讯网以及科技园区管理局的行政资讯系统等。这些良好的环境条件不仅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而且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2．发挥园区科技中介的作用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中介与科技产业集群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良好的科技中介对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和科技集群的竞争力具有重大影响。

在新竹园区最具代表性的中介组织是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同业公会，该公会设有4个委员会，涉及规划管理、进出口作业、金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培训与分享等。科学同业公会积极协调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并协助处理企业员工的公共福利等多方面事务，是建立信用机制、优化企业管理的重要力量。而另一类中介组织如台湾电力电子制造协会，则为园区的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产业提供专业性服务，在加速企业学习进程和快速技术升级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工业技术研究院”一方面作为科研机构为产业集群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技术扩散的任务。

3．实施“优胜劣汰”制度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强化园区高科技发展体制，园区管理局于1991年初制订了“园区专业投资撤消办法”，以此监督厂商。

园区管理局定期对园区内厂商进行全面检查，对不符合要求者限期改进，若不见起色，一个月后令其退出园区。根据最新资料，到2006年底，已开发新竹园区625公顷以及竹南园区159公顷，园区内密集了382家高科技企业，从业人员达11.5 万人，实收资本额11293亿元新台币，发展绩效斐然。此外，目前正在建设苗栗铜锣园区、桃园龙潭园区、新竹生医园区以及宜兰园区，统称“新竹科学园区”。台湾当局还计划在台湾中部和南部陆续设立中部科学工业园区（包括台中园区和虎尾新竹生医园区）及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包括高雄园区和高雄生技园区）。

 

    过分导向硬件制造，利润空间日渐缩小然而，受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新竹园区面临的问题也日渐凸显。新竹园区的产业机构偏重于芯片制造和电脑硬件，园区内企业大都从事硬件制造，尤以芯片制造为主。这种以硬件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极易被他人跟进模仿﹐因而制造成本就成为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大陆长三角地区，目前与芯片设计有关的厂商就高达173家，主要芯片制造商有20多家，共有38条芯片生产线大量制造芯片，争夺市场。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全球半导体代工的竞争者此起彼落，利润一路下滑，市场价格降低，像台积电、联电这样的公司仍然以12英寸芯片和90纳米等制造技术维持着龙头地位，但他们所占据的半导体半壁江山已经面临被瓜分的挑战。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新竹园区如今已出现“繁荣综合症”。

   由于土地价格激增，导致成本优势日渐缩小，同时受全球科技板块重组和市场需求变迁的影响，园内大部分厂商代工(OEM)模式生产已进人到微利时代。这种模式如不及时改变，将难以使新竹园区的优势保持长久，因为这种状况阻碍了研发和创新费用的投入，也进一步挤压了小公司的生存空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也认为：“台湾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15年前他们开始了半导体和芯片制造，并且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这些行业已经没有太多的附加值﹐利润很少。”所以对于台商来说，希望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设厂或许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也是降低成本有效对抗竞争者的一个有力武器，企业大量迁至大陆就是其成本考虑的重要原因。

    规划滞后，新竹园区转型困难新竹园区的主管是台湾“国科会”下属的“科学园区指导委员会”，实行直接线性垂直领导；由于受大的国际经济以及岛内政治影响，表现出规划的滞后性，没有顺应时势及早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尽管园区采取多项措施，如每年提供“创新产品奖”、“研发成效奖”与“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励计划”，鼓励园区厂商进行研究开发新产品以及开拓国际市场，2007年5月又成立了“IPMall”即“智权创新产业中心”，提供知识产权价值鉴定、国外谈判和交互授权等服务，希望通过建立知识产权机制来诱发创新，但效果目前尚未显现，企业外流仍然不可逆转。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新竹园区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优势。

    从新竹园区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有许多地方值得大陆高科技园区借鉴。随着全球经济的形成，大陆的成本优势将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因素的制约而减弱；同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越南经济增长率是每年7%~8%之间，成本优势逐渐显现，所以大陆高科技园区应借鉴新竹园区的发展经验，及早树立全球化观念和视野，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规划和措施，及时引导企业向加强自主创新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4、中国台湾园区工业地产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台湾省土地供需失衡、使用效率低下，农业工业用地不分，加之全台土地清查。尚未完成，跨部门管理难以整合，致使土地政策窒碍难行，产业用地供应“不缺而缺”。总体看，台当局现行土地政策仅可略微填补土地缺口，但无法真正解决“缺地”难题。

    产业用地价格高涨，用地成本高昂。台湾省各类产业园占地4.8万公顷，约占全台土地面积的1.35%。产业用地不足并非真的缺地，而是缺乏合适便宜的土地。台湾北部、中部仍有大量可供使用的产业用地，但高地价让很多厂商望而怯步。

     据台当局发布的都市地价指数，近5年来，桃园、新北、台南的产业用地分别以8.4%、7.3%，6.7%的涨幅居全台前3位，桃园、新北的涨幅甚至超过当地住宅、商业用地。台湾南部产业用地价格普遍较低，但由于产业聚集度较高，对相关投资业者的产业要求和限制也相应提高。一些偏远地区的闲置工业区（俗称“蚊子工业区”）地价便宜，但产业聚合程度低，区内产业无法自给自足，单一厂商进驻成本风险大，大多无人问津。

    民间闲置土地使用效率难以提升，强制释出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台湾土地私有化由来已久，加之近年来台当局开发产业园时部分采取先向开发商借钱、再卖地还钱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速度快，但缺点是使产业园区土地私有化，台当局想再买回并不容易，只能辅导释出民间闲置土地。台“产业创新条例”中的罚款、拍卖与回收规定，虽可促进部分闲置土地投入使用，但政策上仍存在漏洞。例如，土地所有者为避免增加持有成本，可采用低度使用或拖延处理的方式，从而逃避相关罚则；以市场价格强制拍卖，反而可能让原本宁愿将土地闲置也不愿出售的所有者进一步囤积居奇，以期获取更大的利润。

    园区土地不足，严重影响科学园厂商投资意愿。过去台湾有关部门是把科学园区开发好，等厂商进驻；如今变成厂商申请土地才开始找地，还要调度水电、环评，政府行政完全赶不上厂商投资进度，严重影响地区内外厂商投资意愿。科技厂商以往建厂从未担心土地问题，因为政府开发科学园区的脚步是走在厂商前面，但是最近几年情况愈来愈糟，3大科学园区大部分只剩下零星土地，厂商常为土地发愁，台积电等大厂取得土地过程漫长，就连不在科学园区的大立光都高喊缺地，但是却有许多工业区土地闲置，显示政府与企业的想法落差很大，企业需求不外乎交通设施、基础建设、生活机能、各种奖励措施等，政府给的不是企业想要的。企业投资土地是最基本的，加上水电、人才等都是根本需求，如果政府无法满足企业需求，就没有继续投资的意愿。

 

     规划滞后，园区转型困难。新竹园区的主管是台湾“国科会”下属的“科学园区指导委员会”，实行直接线性垂直领导；由于受大的国际经济以及岛内政治影响，表现出规划的滞后性，没有顺应时势及早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尽管园区采取多项措施，如每年提供“创新产品奖”、“研发成效奖”与“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励计划”，鼓励园区厂商进行研究开发新产品以及开拓国际市场，2007年5月又成立了“IPMall”即“智权创新产业中心”，提供知识产权价值鉴定、国外谈判和交互授权等服务，希望通过建立知识产权机制来诱发创新，但效果目前尚未显现，企业外流仍然不可逆转。面对全球化的竞争，科学园区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优势。

    主动引导“模块化”台湾省科技园区与园区内企业的快速发展的根本思路。在于引导企业在能利用国际相关产业发展模组化和切割化的机会，切入价值链中的某些段落，学习和改进先进厂商的技术，透过产业和研发网络迈向产业升级和创新，依赖国家机器的政策和公共研发机构的介入，并利用社会的网络和产业集聚，来强化产业竞争力。

     模块化生产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也降低了产业进入壁垒，使许多高科技的产业经过模块分解后，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而导致激烈的内部竞争。以手机为例，人们通常认为手机是高科技产品，但是解析一下它的生产过程，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个依靠劳动力发展的组装行业。打开手机，它分为LCD显示屏、键盘、外壳、电池、集成面板和芯片。这些配件的供应商集中在IT生产园区或城市的电子城，使得外行人也可以生产手机。这样就可以生产出某某牌的手机，这就是为何山寨手机遍地开花、价格只有200—300元的重要原因，而且机子的功能还很齐全。这些山寨小企业(其实是小店)只要租1套民房，雇两三个员工，在采购外壳时要求供货商打上自已牌子或Logo，其它配件也是可以按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只要遵循统一的接口标准，就可以组装成N种大小不一、品牌不一的手机。

    电脑产品也是遵循这个模块集中与分解的规律，使得电脑产品价格急剧下降。消费者不再选择自己去电子城购买配件进行组装，而是选择购买总价差不多的品牌一体机，其结果是出售配件的企业不得不转产或倒闭了。电脑配件是科学园区不少企业的强项和主打产品，台企的量产能力大得惊人，他们愿意为品牌整装厂商和杂牌、无牌产品提供配件。但是现在模块化方式改变了产业发展规律，电脑产品不再是高科技产业，由于门槛较低，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配件供应商，该产业已经沦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利润严重下滑。一旦市场萎缩，企业就很容易出现危机。

在模块化的引导下，在缺乏技术支撑的环境下，科学园区“科学属性”日益缩小，科技产业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电子设备为例，在缺乏研发能力的环境下，看似高端的“电子设备”领域过分导向硬件制造的劳动力密集方向，导致利润空间日渐缩小。以新竹园区为例，新竹园区的产业机构偏重于芯片制造和电脑硬件，园区内企业大都从事硬件制造，尤以芯片制造为主。这种以硬件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极易被他人跟进模仿﹐因而制造成本就成为考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大陆长三角地区，目前与芯片设计有关的厂商就高达173家，主要芯片制造商有20多家，共有38条芯片生产线大量制造芯片，争夺市场。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全球半导体代工的竞争者此起彼落，利润一路下滑，市场价格降低，像台积电、联电这样的公司仍然以12英寸芯片和90纳米等制造技术维持着龙头地位，但他们所占据的半导体半壁江山已经面临被瓜分的挑战。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新竹园区如今已出现“繁荣综合症”。由于土地价格激增，导致成本优势日渐缩小，同时受全球科技板块重组和市场需求变迁的影响，园内大部分厂商代工(OEM)模式生产已入到微利时代。这种模式如不及时改变，将难以使新竹园区的优势保持长久，因为这种状况阻碍了研发和创新费用的投入，也进一步挤压了小公司的生存空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也认为：“台湾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15年前他们开始了半导体和芯片制造，并且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这些行业已经没有太多的附加值﹐利润很少。”所以对于台商来说，希望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设厂或许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也是降低成本有效对抗竞争者的一个有力武器，企业大量迁至大陆就是其成本考虑的重要原因。

    税收贡献集中于少数企业，缺乏创新集群支撑，对可能到来的下一轮科技革命反应能力远不如。根据企业财报显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021年度自缴税额约550亿元、年增约10%，占2021年全台企业营所税额（4，008亿元）约13.7%，单一家缴税金额就撑起1成以上的全台营所税自缴税额。而台积电背后缺乏一个真正的创新生态集群，故虽然台积电占到了芯片产业一定的份额，对VRAR、5G、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技术方面，乃至芯片产业自身链条的衍生能力不足。一味地依托大企业挖掘下一轮科技趋势必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变化中处于劣势。

     关键技术依赖进口。台湾经济基本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一直维持传统上的三角分工态势。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在台湾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市场。台湾的产业升级更多的是由传统产品变为高科技产品，并未掌握高科技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配件仍然主要依赖进口。

      台湾省整体的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日本高度类似，即外需深度影响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导致经济与科技发展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台湾省科学园区更多是台湾省经济的写照，中日月光、联发科、台联电、台积电等企业多以代工起家，以大量生产、大量销售为主。其产品不像快速消费类产品，它需要很大的市场为依托。而以台湾省2000多万的人口规模，是远远难以提供这个大市场的。因此，园区的IC厂商面向全球，给欧美跨国公司做代工，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台商IC企业的主要客户转向大陆，包括大陆的本土企业以及在大陆的台资企业。

     以此视角来看，我们建设的“双循环–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的机制则很好地解决了规避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那台湾省尽快加入国家内循环体系，构建双循环机制，对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大有裨益。

其次，我们提出并实践多种园区开发运营、提质增效机制值得台湾省科技园区参考。如产城创投体系-引导产业加速发展构建真正的创新；产业链链长-快速构建产业集群，其中政府建链企业辅助政府强链补链；传统厂房的园区化 – 通过多种政策鼓励存量工业用地更新改造；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 加速产业链技术改造与能级提升。

   “台湾省产业园区”在呼唤中国大陆园区模式，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区、广州经开区、浙江小微园等系列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也值得台湾省产业园区在存量盘活与进一步开发建设过程中深度思考、借鉴。

 

三、两岸园区工业地产比较

    历经30多年后，以“竹科”为代表的台湾工业园区和工业地产的光环慢慢退去，在台湾不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向往“竹科新贵”的高科技产业生活，也越来越多针对竹科不利影响提出警讯的建言。这些负面冲击，是否也已经在国内发生了呢?

(1)短视近利

高科技产业员工配股制始于竹科，在半导体与IC设计全盛时期，竹科创造了许多工程师因配股一夜致富的传奇。然而在过去20年间，也直接影响到当时本科毕业生的价值观。台湾的高校栽培出来不同领域的人才，为了生活纷纷想尽办法放弃本科所受的训练，而想挤进配股分红的高科技公司。这样价值观的影响更长远来说是使得人才越来越不受职场伦理的规范，企业不当挖角与泄密的事层出不穷。

(2)唯利经营

短视近利的另一个方面来看，许多进入高科技产业的企业经营，也都想以快速累积营收创造获利为目标。虽说企业的创办就是为了获利，然而许多公司在基础研究开发、专利打底布局、人才哉培训练不够扎实。近几年特别是因为国外的设备厂商绑生产工艺销售交钥匙工程(整厂技转技术)，使多种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产能过剩，2006年起的光伏产业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一个短视近例的影响在于毫无原则下砍成本，大公司不知供货商关系应属长期企业资产，只知压榨小公司价格，小公司为求存活不再重视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

(3)教育僵化

虽然台湾的基础教育(小学、中学)在年轻有志教师的变革下日益活泼生动，然而高科技导向的风气仍严重影响到高校研究所的教育方向。其中一窝蜂钻进不同时代新技术研究的态势最不可取，且很多是结合企业拿取政府开发资源。有些技术是市场还不够大却产能过剩地刮分研究资源；有些技术甚至离实际应用还很遥远，却已被忽悠到似乎深入民间。

除了浪费掉公共资源，本应在基础研究上打底的学生在短期内无法发挥创造力。经国先生在竹科揭幕式致辞时对竹科特色的理想之一是：“这个园区与大学研究及工业研究发展单位的联系特别密切，以使教育研究成为工业的上游，而将科学工业变成教育研究的下游。人力资源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我们一定要做到园区工业是人才再训练的处所，才算达成技术向下扎根、向上升级的目标。”

令人惋惜的是，台湾虽然将硅谷模式在风城竹科学习的很好，却在科研教育、创新启发、以及企业家精神上仍远远落后美国一大截。

(4)环境污染

蒋经国在竹科揭幕式致辞时提到，在竹科发展技术密集工业有三大优点，其中第三点是：“高级技术的工业，比较没有污染力，有助于达成环境保护的目的。”比较合理的推论是，这个致辞应是当时蒋的幕僚拟稿的，不过还是很让人佩服30年前台湾的官员就注意到经济的发展应兼顾到环境的保护。

然而经国先生应该没有想到，原本规划要成为研发创新园区的竹科最后以半导体代工为大宗，而这个世纪都知道只要跟半导体相关的工艺都会有严重的污染。台湾去年最大芯片封装测试厂日月光的污水排放丑闻，虽位置不在竹科，却也是最坏的例子。而即使日月光这样的大厂会作这样劣行，说穿了也是当事人在降低成本压力所导致。

(5)官商勾结

竹科揭幕式致辞时对竹科特色的理想之一是：“其他国家兴办工业园区，每多使用现金贴补来吸引业者投资。但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创造一个有充沛人力，利润高，风险低的投资环境，而不采取贴补的措施。这个政策，充分反映了我们平实的做法和充足的自信。”这样的一个理念虽然可直接避免掉招商的官员腐败，然而如征地、开发案等弊案仍成为官商勾结的根源。

(6)分富不均

台湾除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在过去30年先后也成立的几个园区。这些园区贡献给政府的税收不一定年年都好，在金融海啸时期甚至会欠下银行上百亿的债务，浪费社会资源。由于分富不均，在一般家庭中造成最大的影响还是教育的价值观，家庭财富较少的出社会又想追求一夕致富；家庭财富较多的在生活上又铺张浪费。

(7)压宝过少

由于台湾民选首长的关系，政策的拟定往往在选举时以选票为主要考虑，高科技产业一直是台湾人民的骄傲，也造成不论蓝绿都偏向着重加码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持。然而此成效在这十年几乎停滞，台湾第二大半导体晶圆代工联华电子荣誉董事长宣明智甚至认为，竹科若不作改革，将剩下不到十五年的荣景。

虽然高科技产业在社会上的弊端已逐渐浮现，这些先兆让我依然相信新的科技是改变未来生活最大的动力。我衷心地期盼，台湾对所谓高科技产业的检讨反省声浪，也能成为国内各个高新发展区的警钟，不要让中国的高科技在偃苗助长下成为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而应该以合理的资源分配扶持研发，让自有核心科技真正成为富国富民的根基。

     尽管台湾地区科学园区的发展问题日益凸显，但从科学园区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大陆高科技园区借鉴。

    首先，园区的建设应该有清晰的产业定位- 产业定位不能是“造词”的玩法，而是应有深刻的产业逻辑。北中南三个园区虽然在集成电路、光电、电子、生物及精密机械都各有作为，但也都各有侧重点，“北IC南光电”的格局业已成形，中部则依赖厚实的机械产业实力着力发展精密机械产业；

     再者，园区建设加强产、学、研在研发创新中的协同合作，这是台湾科学园区过去成功的经验之一，也是当前这些园区管理的一个工作重点，如何创新合作模式，如何更有效地整合三方资源，应是园区不断再探讨的课题；

    最后，注重实用人才的培养，台湾省园区通过鼓励大专院校与产业界共同开办产学模组课程或企业实习课程，以达到缩短学用差距的目的，是值得福建园区借鉴的经验。

     总之，台湾省科学园区在基础建设、人才培育、产学研与周边政府等合作机制、创新服务等措施，多元化与多层次的服务等都是可借鉴的经验，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形成，大陆的成本优势将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因素的制约而减弱；同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越南经济增长率是每年7%~8%之间，成本优势逐渐显现，所以大陆高科技园区也应借鉴新竹园区的发展经验，及早树立全球化观念和视野，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规划和措施，及时引导企业向加强自主创新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当年的台湾王小蒋在致辞已说到新竹科学园区(竹科)是“台湾建设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不过纵使时代的变迁付予他飘摇动荡的人生历练，在当时他应该还是很难想象到：因为竹科乘风破浪搭上半导体与光电科技进步的洪流，1999年台湾的一个921大地震还牵动了美国的高科技股市。建丰同志应该也很难料想到：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兄长同学小平同志决意于1992年推动改革开放后，新竹科学园区的模式也被沿海各省采用并建设了高新园区，进而也促成了经济中国翻天覆地的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