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士大夫上承孔孟足仓廪、致教化之说，关心乡村福利、社会建设，设计囊括义田、赈济、乡约、义塾、保婴、恤老等方方面面，体现出养以厚民生、教以齐民德的思想。蒙文通先生《宋明之社会设计》一文辨之甚详，特为推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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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先生（1894—1968）
孟子之学，主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政、刑、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汉以降，晋人行占田、课田之制，元魏行均田之法，至唐而有租庸调。五代以后，征敛重而民生苦。横渠、明道咸主复井田以均贫富，而苏老泉言之尤于宋事为切。其论田制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挥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穫，无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使以其半而供什一之税，犹用什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人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均田之制，晋唐犹行之，自宋以下遂废不可复，其事亦自有故。世多羡称宋太祖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夷考其实，盖太祖谓石守信等曰：“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是太祖方以广田宅啗诸将，而销藩镇之患。故其语曹彬亦曰：“美官不过多得钱耳。”是其以官僚地主政策，收拾数百年来糜烂之局；是以宁结怨于民，而未肯失欢于官。曰“耕者有其田”，此圣人之训也。释圣人之训，而殉官僚之欲，固有势使之然者也。此井田均地之政，自宋后遂不可复。秦人以入粟拜爵，宋以来又可以纳赀得官，以一时之政，而贻千载之失，知太祖为祸之首也。太宗时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十无五六。陈靖上言：“请募民耕垦，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并立条例。制其田为三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以格于宰相吕端不得行。仁宗时上书者言：“赋役不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勿过三十顷，牙前将吏应复役者勿过十五顷，过是者论如违制律。”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旋废。高宗南渡，林勋献《本政书》，请“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羡田之家，勿得市田。无田及游惰末作者，皆使为农”。时不能行。其后兼并益甚，谢方叔上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侵盛，民无以遂其生。”惟宋一代，儒生土地不平之鸣虽时起，而官僚资本之制，终不得改。宋以来儒者极多究心于社会救济事业，固源于理学理论之必然，殆亦有其实际情势之不得不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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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元代程棨摹楼璹绘本《耕织图》（局部）
纸本，尺寸：耕图32X1232.5cm，织图2.7X1049cm
赛克勒美术馆藏
孟子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夫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又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庶矣则富之，富矣则教之，保民之治，养之教之至矣。宋儒言养，尤复谆谆于教，固孔孟以来之说然也。朱子《金华县社仓记》言：“安石青苗之法之本意，未为不善，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宋人固轻政治制度，而重社会事业，由朱子之说，又见其重乡之自治，而不欲其事属之官府。此又宋儒于乡村福利，恒主于下之自为也。钱公辅《义田记》曰：“范文正公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其出纳焉。日食人一斗，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娶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人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屏而家居候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莫给，此其大较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没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钱氏所记如此，与希文始定规矩，稍有出入。又原有一条云：“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相度验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是义庄之施，兼给族外也。既给族外，则义田虽曰惠一族，而实以惠一乡，以农业社会，恒聚族而居，故徒以族言耳。至忠宣（纯仁）《续定规矩》有条云：“子弟得贡赴大比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再贡者减半。”又次条云：“子弟内选曾得辞，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生徒不及六人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是义庄又兼惠学人，由养及教也。元明以下，义庄规矩屡定，所惠益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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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元代程棨摹楼璹绘本《耕织图》（局部）
纸本，尺寸：耕图32X1232.5cm，织图2.7X104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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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义田，由族而及族外。吕和叔大钧继之，而有《吕氏乡约》。（一）曰德业相励。主于“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肃政教，能广施惠，能救患难，能为众集事，能兴利除害”。（二）曰过失相规。谓“行止逾违，行不恭逊，侮慢齿德，恃强凌人。或与人要约，退即背之。与人交易，伤于掊克。游戏怠惰，进退疏野，衣冠华饰。及全不完整，不衣冠而入街市。正事废忘，期会后时，临事怠惰，用度不节”。（三）曰礼俗相交。谓“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长者，岁首冬至、四孟月朔，辞见贺谢，皆为礼见。用幞头公服腰带𫖇笏，当行礼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则尊长先使人谕止来者。此外候问起居，质疑白事，及赴请召，皆为燕见。深衣凉衫皆可，尊长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谒，不报。长者岁首、冬至具牓子报之，如其服，余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敌者岁首、冬至辞见贺谢相往还。凡见尊者、长者，门外下马，俟于外次，乃通名。凡往见入，入门必问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干否。度无所妨，乃命展刺。主人使将命者先出迎客。客趋人至庑间，主人出降阶；客趋进，主人揖之升堂，礼见四拜而后坐。燕见不拜，旅见则旅拜。少者幼者自为一列。退则主人送于庑下。若命之上马，则三辞，许则揖而退，出大门乃上马；不许则从其命。凡遇尊长于道，皆徒行，则趋进揖，立于道侧，已过乃揖而行。或皆乘马，于尊者则回避之，于长者则立马道侧揖之，俟过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长乘马，则回避之。若己乘马而尊长徒行，望见则下马前揖，己避亦然，过既远乃上马。遇敌者皆乘马，则分道相揖而过。彼徒行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过则上马。遇少者以下，皆乘马彼不及避，则揖之而过。彼徒行不及避，则下马揖之。凡请尊长饮食，亲往投书；既来赴，明日亲往谢之。召敌者以书柬，明日交使相谢。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亲往谢。凡聚会皆乡人，则坐以齿。若有亲，则必序；若有他客，则坐以爵；若有异爵者，虽乡人亦不以齿；若特请召，或迎劳出饯，皆以专召者为上客。如婚礼则姻家为上客，皆不以齿爵为序。凡有远出、远归者，则迎送之。少者、幼者，不过五里。敌者不过三里。各期会于一处，拜揖如礼，有饮食则就饮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归，又至家省之。凡同约有吉事则庆之。婚礼虽曰不贺，然礼亦曰贺娶妻者，盖但以物助其宾客之费而已。有凶事则吊之，丧葬水火之类。庆礼如常仪，有赠物，用币帛、酒食、果实之属，众议量力定数。或其家力有不足，则同约为之借助器用，及为营干。凡吊礼同约往哭吊之，且助其凡百经营之事。主人既成服，则相率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赙礼川钱帛，众议其数。如庆礼及葬，又相率致赗，俟发引则素服往送之，赗如赙礼；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为之干事。凡丧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吊客，客亦不可受”。（四）曰患难相恤。“水火小则遣人救之，甚则亲往，多率人往且吊之。盜贼近则同力追捕。疾病小则遣人问之，甚则为访医药，贫则助其养疾之资。死丧阙人，则助其干办，乏财则赠赙借贷。孤遗无依者，若能自赡，则为之区处，稽其出纳，或择人教之；及为求婚姻，贫者协力济之。若稍长而放逸不检，亦防察约束之。有为人诬枉，可以解救，则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众共以财济之。有安贫守分，而生计大不足者，众以财济之，或为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邻里或有缓急，虽非同约亦当救助；或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同约之人，各自进修，各自省察，互相劝勉，互相规戒。凡不如约者，以告于约正而诘之。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范氏义庄，专于养亦不废教。《吕氏乡约》偏于教，亦兼及养。范以赡族亦及于族外，吕以睦乡亦及于约外。农业社会，乡族皆聚居，实无大异。由近及远，以亲推疏，故以乡族始，固不以乡族终也。《吕氏乡约》经朱子增损后，迭有变通。及《高子宪约》，凡而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社仓、保甲、浚陂池、修道路、养济院之类，胥包括于其中，规模益阔也。以《吕约》礼俗相交，犹行于近代，故录之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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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嘉定五年刻本《吕氏乡约》书影
国家图书馆藏
孟子主于“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五母鸡，二母彘，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儒家之言，教养二端尽之也。《汉书·食货志》所述，则益明备。其说曰：“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爱其处。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环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左塾，邻长坐于右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以教以养，所谓养生送死无憾者也。何休《公羊解诂·宣十五年传》说亦略同。至肥硗多少为差之说，贾逵注《左传》陈义最详，云：“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京陵之地，九夫为辨，七辨而当一井。淳卤之地，九夫为表，六表而当一井。疆潦之地，九夫为数，五数而当一井。偃豬之地，九夫为规，四规而当一井。原防之地，九夫为町，三町而当一井。湿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衍沃之地，亩百为夫，九夫为井。”《韩诗外传》四言：“八家而井，家得百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人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多，于仁道泯焉。”韩婴、班固、贾逵、何休诸家说井田，委悉周至，其为非殷周故实，彰然甚明，余于《儒家政治思想篇》备论之也。至韩氏所云“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正责商君所为秦法言之也。其理想之乡村，可谓至美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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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卷·阅耕》（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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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食货志》言：“太祖建隆以来，命官分诣诸道均田，苛暴失实者辄谴黜。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梨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岁丰则谕民谨盖藏，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士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乡三老里胥召集余夫，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元史·食货志》：“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张文谦为卿，专掌农桑水利。又颁农桑之制十四条，其法：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诚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事，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事，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值。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芡、蒲苇等，以助农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其仁矣。”两《食货志》所著劝农之政，大体与韩婴、班固之说相仿佛，其为依前儒之义以立制，固自显然。夫蒙古之有中夏，原欲悉诛汉人，空其地为牧场，固不足以言政治。乃其于理乡里勤农桑，忽焉视宋为尤美备，岂不异哉？良以两宋之学，以淑人济民为旨，殆张文谦、陈邃之俦，所建白皆取之宋儒之理想，期以见之于行事耳，其精善美备，固政府之所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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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卷·阅耕》（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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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制，创始于唐，以遂宁县张九宗书院为最古，盖贞观九年所建也。唐末五代，学校废坠，士大夫往往建书院以为聚书待士之所，至胡安定之经义治事斋，而风靡一代也。朱子有《白鹿洞学规》，后遂永为书院法度之模楷，其略曰：“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又未必古人之意。今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学者学此五者而已，而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胡居仁因之又作《续白鹿洞学规》。其大纲为：（一）正趋向以立其志。（二）主诚敬以存其心。（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倭艮峰又因胡规作《为学大指》，魏裔介作《圣人家门喻》，寇守信又作《家门喻补编》，皆衍朱子《学规》之绪，以为淑人之方者也，而皆以迁善为训。至高汝白之《洞学十戒》，吕新吾之《社学要略》，亦著十戒，则皆以改过为训。吕戒尤浅易，盖以社学为平民而设也。陈文述之《义学说》曰：“一幼童明白书理，可以化一家之父兄，可以化同居之邻里。今动以创建书院为美谭，愚谓书院教已成之俊秀，不如义学教未成之童蒙。此日之童蒙，不必为将来之俊秀，亦必为将来之丁壮。聚十、百、千、万能知书理之人，其风俗之良楛，必有辨矣。”其《捐设义学议》又曰：“世家大族，类知设塾延师，教其子弟。中人之产，力难延师者，亦勉力以附于有力之家，子弟亦被《诗》《书》之泽矣。然而贫富不齐，力能延师者，十不及一，附学者十不能二三。此外则悠悠忽忽，以生以长。不识一字，已可悯矣。合十、百、千、万不识理之人，群萃州处，此亦大可虑也。”遂作《塾中条例》七事。于是后之岭南吴氏启蒙义学，亦有条规。有称简便义塾者，复有《蒙馆条规》之类，不可枝数。至江阴郑经复有恤孤义塾之设，专以教育嫠妇之子；洗心局之设，又专以教养名门世族子弟之沦落失学者，沾溉可谓广且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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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孙克弘《销闲清课图卷·阅耕》（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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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温公《居家杂仪》曰：“凡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栉总，具冠带，昧爽适父母、舅姑之所，省问夜来安否。父母、舅姑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供具毕乃退，各从其事。将食，妇请所欲供之，尊长毕食乃退。既夜，父母、舅姑将寝，则安置而退。居间无事，则侍于父母、舅姑之所，侍立必恭，执事必谨，应对言语，必下气恰声，出入起居，必谨扶卫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之侧。父母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姚廷杰之《教孝条约》，则更恢宏。其大纲曰：“全天性以乐其生，和兄弟以慰其心，训妻子以释其忧，慎交游以免其虑，动婉容以得其欢，善奉养以安其身，勤服劳以适其体，审寒燠以防其疾，存人心以酬其德，受偏憎以隐其过，用几谏以冀其悟，慎殡殓以保其肤，急营葬以安其灵，全节义以显其名。”逐条皆有详说。孙念劬有《事亲规约》二十二事，而侍容一条，用心尤极精至，曰：“侍父母之侧，无戚容，无怨容，无惰容，无庄容，无思容，无昏忽之容，无不足之容。”色养之道，庶乎尽矣。于清端公又有《治家规范》四十二事，首一条即为：“如有不孝，族人公罚。勉以弟兄爱敬，患难相恤，贫富相顾，贤不肖相劝。族中老幼，不论品之贵贱，照长幼执礼。驭奴仆须体恤劳苦，轸念饥寒。”而朱柏庐《家训》，于治家淑人，则更菽粟之文，而金玉其音也。其言“弟兄叔侄，分多润寡”，斯皆由教而及于财，由家而及于族。陈榕门则有《宗祠条规》，于睦族之义有三要：曰尊尊、老老、贤贤。有四务：曰矜幼弱、恤孤老、周窘急、解纷竟。引伸触类，为义仓、义田、义学义塚，教养同族，使生死无失所。其“职业当勤”一条，则曰“所谓勤者，非徒尽力，实要尽道。如士须先德行，切勿舞文弄法，颠倒是非。举监生员，不得出入公门，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贿败官，贻辱祖宗。农者不得窃田水，纵牲畜作践，欺赖田租。工者不可作淫巧，售敝伪器物。商者不得纨绔冶游，酒色浪费。亦不得越四民之外，为僧道，为胥隶，为优戏，为椎埋屠宰及赌博，犯者宜会族众送官惩治，不则罪坐长房。”又，“闺门当肃”条曰：“或赋性不良，凶悍妒忌，傲辟长舌，皆为家之索，罪坐其夫。若本妇性果冥顽，化诲不改，祠中据本夫告词，询访的确，当祖宗前，合众给以除名帖，或屏之外氏之家。”此则由教养而及于合族之制裁。他如王孟箕《宗约》、裘义门《族约》、余竹逸《家约》，莫不条目灿然，教养惩劝之道备焉。今蜀俗有清明会者，于清明时展墓，大会族人于宗祠，其于贫乏者有贷，而子弟之浮薄无行有罚，胥由族人公议之，是亦养与教兼行之方，而遍及于闾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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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图增新类聚事林广记·幼教》
元至顺年间西园精舍刊本
儒者恒言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此就井田之政言之也。井田废而后李悝（李克）有平籴之法，在汉以耿寿昌之请而有常平仓。朱子以常平仓藏于州县，所及不周，乃酌定为《社仓法》，以行于乡。淳熙八年，朱子为浙江提举，疏言：“乾道四年，建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士刘如愚共任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后逐年敛散。或遇稍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请以是行于仓司。”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举行，所以远方无知者。”遂编人振恤。“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家则择一公平晓事者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逃军及作过无行之人，与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与不愿。愿者开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首加请一倍。社首审订虚实，取各人手书，持赴本仓，再审无弊，然后排定甲首附都簿，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两时给，关与甲头，收执请谷，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成还谷，不过八月，三十日纳足，湿恶不实者罚之。”《文献通考》云：“真德秀帅长沙行之，然今所在州县，间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为式。凶年饥岁，人多赖之。”常平仓外，又有社仓，其于备荒济贫，为惠博矣。朱子《建安五夫社仓记》曰：“成周之制，县都各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惠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𫔎，递相传授，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此固朱子社仓之法所为作也。明邠州邓成美又约族人预给一周利会，其法：丰收时每亩出谷一斗或二斗，逮来春有人借者，按三分行利，秋收交还，积之数年，粒米狼戾。其或值岁歉，视族人缓急，散给以活之。所谓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也。至高子《宪约》，于社仓事云：“社仓是救民良法，各乡劝缙绅及名家自造仓廒，自收自放，不可以官府与之。其法量人户种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于青黄不接时借贷。又必二三十户，连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内人户摊赔。小荒减利，中荒捐利，大荒连本米下年征催。官府给与印信文簿，为究治奸顽，使之可久。”又云：“仓谷主守，须择殷富谨厚者，量以礼待，每年交盘更换，勿令偏累倾家。但令接管者照数交收，勿令吏书参与。及时敛散，出陈易新。”又云：“州县极贫待毙之民，大约可计，每岁动支预备仓谷，城中四门择寺观宽绰者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残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粮，不许混冒，约费百余石耳。设诚行之，利济不少。”汤念平有《劝积义谷序》、《募积义谷疏》，谓：“于月之朔望，谒神庙者，随其意，因其力，或一斛，或一斗，亲旧称觞，计其费出义谷，宴会有不可已者，则薄其费而以义谷补之。”魏叔子《立义仓策》谓：“每坊设立义仓，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随其相附近处，择便为之，听民自议自行，则众情和矣。坊中有富豪悭吝不肯助义者，本坊呈官，视所应出，加罚三等。”后之言社仓者，固有多方，然莫不以朱子为本。杨景仁曰：“太平之世，遇歉岁而民不饥，盖不独损上以益下也，抑民间有自相补助之道焉。”盖立法虽各异，而以民间自助为主，不恃官府，则先后所同也。故朱子、高子皆谓不以官与其事，而以乡之人自任之。官任之弊诚多，要此究社会自所应为之事，不如自任之，于事为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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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桑辑要》插图
清常镇通海道署刊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富郑公知青州，会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内。公择部内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余万间，散处其人。择待阙官吏廉能者给其禄，使循行乡里，问老弱疾苦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为生，听流民取之，主不得禁。流民死者，葬之丛塚。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前之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为疾疫，群相蹈藉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式。清陈鹏年有《救荒二十策》，或又有《牧令当行二十二条》，皆后来法之可考见者（见《得一录》）。明林希元疏云：“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审户难。有三便，曰极贫民便赈米，次贫民便赈钱，稍贫民便赈贷。有六急，曰垂死急馆粥，疾病急医药，病起急汤米，既死急埋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籴粜，兴工作以助贩，贷牛种以通变。有六禁，曰禁侵渔，禁攘盗，禁遏籴，禁抑价，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此其大略也。杨景仁曰：“太平之世，遇歉岁而民不饥，盖不独损上以益下也，抑民间有自相补助之道焉。助赈皆有优奖之典，以施期于当厄，多一人捐，即多一人食，实救荒之仁术也。劝输之事不一端，助赈而外，凡设粥平籴、辑流民、收幼孩、施衣、施药、施棺，皆是也。饥荒之岁，安富必早安贫也。”王圻《赈贷议》亦曰：“以百姓之财，救百姓之死，盖昔人于灾歉之岁，国家有赈恤，而民间仍有自救之方。”陆桴亭《施米汤约》曰：“荒岁米贵，久饥每每致死。因思今素封之家，朝夕炊粥饭时，幸少增勺水，汤沸挹取数盏，多多益善。明晨以汤再烧，量入麦粉，使成稀粥，各就门首施之。”斯儒者恻然慈仁之心，无微不至。即力薄仅可以米汤施者，亦约以活人之术。魏叔子有施粥担粥之法，黄慎斋有煮麦粥法，虽细琐已甚，然正以见昔人用心之周悉也。
叶梦得守许昌，值大水流殍满道，乃尽发常平仓所储者赈之，全活数万人。独遗弃小儿，无由得救。询之左右曰：“无子者何不收养？”曰：“但患岁丰年长，即来认去耳。”公即立法，凡灾伤弃儿，父母不得复认，救小儿三千八百余。刘彝知虔州，会江西饥歉，民多弃子于道。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又推行于县镇，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字养。黄震提举常平仓，初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震谓收哺于即弃之后，不若先其未弃全之。乃损益旧法，凡当娩而贫者，许里胥请于官赡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之。《宋志》：“孤贫小儿可教者，令人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遗弃小儿，听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于幼幼之道，规制周悉。黄文洁更为酌定，益详密矣。其在清世，盖有育婴堂之设，最为普遍。董芳洲《恤婴刍言》七事，其略曰：“视彼之子女，若己之子女。彼子女无父母，我子女有父母。视彼之子女，应胜己之子女。”真仁人之言也。赵钺谓：“育婴堂多建设城内，乡村广远，抱送为艰，宜各就方隅设局，许助钱米，为抚养之资，令其自养。”是为保婴会。育婴堂之外，有留婴、接婴等堂，为乡民递送婴孩。而保婴之设，则为助其自养。邹鸣鹤《序保婴会约》曰：“会约何若是弥沦周浃哉？设司捐以裕其资，设司察以防其伪。虑其寒也，加给棉衣；忧其病也，量予医药。产后母故，增其养费。路远难遍，又设分局。仁矣哉！事无不尽之事，心无不尽之心，至于此哉！”彭南昀《济溺说》曰：“溺女恶俗，切须访察，严示禁止，责令乡邻呈告。容隐者并其父分别责处。”东坡先生《与朱鄂州书》曰：“准律故杀子孙徒三年，宜召邑令以下，正告以法律。仍录条晓示，召人告官，以犯人家财给之。若客户则并责其地主。余按嘉湖富家，亦复如是。若不惩之以法，不能禁也。其贫者劝令绅士纠造育婴堂以赡之，庶几久久可行耳。余创建一会，察贫户之欲溺者急止之，月给米三斗，以三岁为止。”洪子泉《生生会小引》曰：“其法每乡或设一二局，或设三四局。计一乡中岁得百千，当无不易。每贫户劝留一女，助钱一千文，百千可救百命。随乡设会，随地散给。其法简便，其力易行。”至若《收养幼孩厂规》二十事、《抚教局规条》十六事、《育婴堂条规》四十事，又《内育条规》七事、《育婴良法》十二事、《保婴会规条》十七事、蔡蕃宣《劝救溺女法》六事、邓锡范《救溺婴新法》九事，意美法良，以养以教，皆有程式。可举而行，不可胜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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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婴戏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孟子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施四者。”又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宋以来儒者之所论，殆不出乎此也！曾燠《恤颐堂记》曰：“在昔哽噎之祝，见之《曲礼》。煢独之哀，陈于《小雅》。王者以养老为本，圣人以安老为怀。无告穷民，颓龄尤甚。积瘁之精力，役以长贫。易耗之形神，撄之沉痼。风烛之危，既迫于一瞬。饔飧之虑，复困于终朝。接目构心，谁能忍此？于是舍鲍侃之宅，大辟广场；输光学之钱，大施法食。布裘絮被，煖覆三冬。上药中医，危拯六疾。即使嵫景难淹，而桐棺掩骼，麦饭常浇。厥制详矣。厥功伟矣。”《恤颐堂条规》凡三十八事，所以养年七十以外之贫而无依者。彭南园之恤嫠会有《会例》十三事，以养孀居之妇，三十以内者稍养厚，四十岁以内者次之，四十以外者又次之。有子女、公姑者增之。或又有清节堂，并抚婴馆，皆设堂以居之。既以全贞，又以保赤，莫不规条详备，经画燦然。复有儒寡会、敬节堂，所以赡恤懦寡，崇敬贞操，又非徒以惠贫也。吴复初有《捐助清节堂孤儿习业成家贴费条规》，则又推锡类及乌之惠，意又广也。至栖流有局，以惠他乡之失业流民。恤丐有约，以恤穷民之流为乞丐者。至扶颠局之设，“所以容穷途流落之人，入局充工。俾欲还乡者川资裕如，欲经商者小本不匮”。亦有贷钱贷米之条，施药施棺之会，救生救火之章，何堪缕数。旧有《唐氏葬亲社约》，张杨园又增补其条，是又泽及枯骸者也。杨园跋其约曰：“养生送死，子职所供。当礼称财，人心攸尽。是以我独不卒，雅著《蓼莪》之哀。凡民有丧，风垂匍匐之训。义苟隆于报本，情自切于感兴。余溪唐子以锡类之至仁，举埋葬之正谊。期于七载，统厥四宗。伤哉！贫也！文不备，宁戚有余，安则为之？遗其先，遑恤其后？”李泽刍又有永安会以助久淹未葬之丧，而收埋路毙浮尸有约，尤合诗人或殣行死之义。至苏东坡于守杭州之日，奏开西湖堙塞，首以放生为言。斯又由仁民而及于爱物。彭南昀举陈恂之事，因以惜字为说，亦由敬教而及于惜文。斯皆流波罔极，遗泽无穷。洪子泉有《勤俭社约》，更推任恤之意，于未雨绸缪。陈几亭、高景逸之同善会，益明仁义之源，而包举弥尽。陈氏为之序曰：“是会也，说倡于梦泽张公，而启新钱先生行其事，筠溪陈公益从而广之。大抵随意量捐，用拯无告，因以广动其善心。高子忠宪序之详矣。愚常推之曰：人生不过求安乐耳，不为善而息息抚然，昼中怅惘，梦中扰攘，病中凄惶，人生之无福，盖未有迫于此者也。为善而息息油然，志意得宁，血气得平，魂梦得清，人生之福，未有亲于此者也。”陈氏所论义至深矣。而景逸所为规例，以“会赍自九分至九钱止，随所至多寡，约为三分。以二助贫，以一给棺。助贫以劝善为主，先于节妇孝子之穷而无告者，次及贫老病苦之人。其他一切穷民，随意施舍。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力强壮，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皆不滥助，以乖劝善之义。访确贫老孤独及节孝奇卓者，每季给助。会期定四仲月之望，会日俱以己刻。司讲者用通俗言语，不烦文采，务使人人易晓，感动善心。”盖高子此会，重于劝善，本名同善会讲，以教兼养也。若高子《讲语》云：“生的时节，一物不曾带得来，惟有善是原带来的。死时一物不能带得去，惟有善是带得去的。”又云：“善心纯熟使是德，善心真实便是功。”若陈之《讲语》云：“不留心照管人，必至害人。不着意爱物，必至伤物。”又举中峰和尚语云：“有益于人是善。”皆是以理学家之精义，衍为训俗之浅文。固不可以为乡闾之教而忽之也。观于宋明以来儒者乡闾教养之意，而后知今之言新村组织者，真罪恶之渊薮也。而所谓平民教育者，亦不过为奢侈之传播耳。皆未足遍及于全部平民，至敦仁厚俗之意，益邈不相涉也。于是一切政教之说，皆违于社会之需要，乖于昔贤之旨义。夫养以厚民生，教以齐民德，故曰“跻苍生于仁寿之域”。非教养有方，何以能仁寿？非仁寿兼隆，何以为治平？苟非然者，其亦率兽食人之世界而已，民亦乌以此生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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