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

文｜张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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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组织化。在农业社会，自然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它是非组织性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人在不参与到任何组织之中的情况下也照样可以生存，甚至避世隐居是一种带有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到组织之中才能开展社会生活，整个社会就是由组织编织起来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组织化的进程不可能发生逆转，反而会得到增强。这样一来，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场伟大的社会转型的话，那么，这种转型则会首先反映在组织模式的变革中。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官僚制组织，那么，在这次社会转型中将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是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行动的要求出现的，在所有的方面都将不同于官僚制组织。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集体行动；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合作行动

在归因性的研究中，人类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早期可以被归结为出于反抗自然压力的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发现了集体行动可以把个人能力放大到一个很高的量值。随着社会的演进，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反抗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的方面。可以认为，当自然压力开始缓解的错觉开始形成的时候，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矛盾和冲突就引起了关注。事实上，在其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自自然和社会的这两类矛盾和冲突经常性地交叠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到了工业社会，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具有理性化的特征。正是这种理性化，最大限度地增强了集体行动的整体合力，并能够有效地应对人们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外在压力。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市场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性结构，由于竞争成为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为了在社会化的竞争中获得优位，分散的、不计其数的集体行动主体构成了遍布整个社会的、无所不在的组织现象。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既有的组织形式变得不再适应，因而，我们在构想组织模式变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合作制组织的观念。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明显地感受到，需要将人类所承受的自然压力和社会压力统合在一起加以认识，从而寻求人类整体意义上的集体行动。这样一来，合作而不是竞争就成为时代主题。正是这一社会或历史背景的出现，使对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成为具有现实性的理论活动。总之，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是在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提出的，由于作用于人的自然压力和社会压力已经无法再进行区分，从而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组织形式去标识人的集体行动。关于组织功能的这种历史变迁的认识，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而做出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探索。

一、组织研究面临范式转型的要求

福柯在其知识考古中的发现可以说是对现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所做出最深刻的反思，他看到，在1775年到1795年间，“劳动、有机体和语法体系这些概念已被引入（或者凭特殊地位被重新引入）表象的分析之中和这个分析迄今为止仍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图表空间之中。可能，这些概念的功能仍然只是准许这个分析，使得能够确立起同一与差异，并为有序这个过程提供工具，类似定性尺度。但是，无论是劳动，还是语法体系，抑或生命的组织结构，都不能被表象的简单活动所确定或确保，表象通过这个简单活动而被分解、分析、重组并由此在一个纯粹的复制中表象之身；因此，分析空间必定丧失其自主性。从现在起，由于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场所、所有关系的发源地、所有存在在特殊个体中分布的形式，因而，图表对知识来说只形成微不足道的表面薄膜；由图表显现的临近关系，由图表限定并表明其重复的基础同一性，由图表在展开相似性时所消除的相似性，图表使得能够加以浏览的稳定性，所有这些都只是某些综合、组织结构或体系的结果，这些综合、组织结构或体系全都处于我们在可见物的基础上能使之变得有序的所有分布之外。被交付给目光秩序及其永久的区分控制，只是深度上面的一种表面的闪烁”。存在于科学研究和表述上的这个问题，应当理解成社会的复杂化带来的。

工业社会是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这是在与农业社会的比较中做出的判断，而且是一个总体判断。需要看到的是，工业社会并不能归结为它的任何一个静止的截面，而是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近代早期，林耐可以凭借着一些标准而绘制出一幅秩序图表，达尔文也可以简单地引入自由市场的竞争原则而绘制出生物史的图表，并轻松地展示出物种等级秩序和进化秩序。然而，在工业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这种简单地绘制图表而将表象纳入其中的做法越来越显示出无法再把表象放在适切位置的状况，无法确认表象在可供浏览的秩序中的邻近关系和功能。因而，有秩序的组织结构也无法清晰地展现出来，甚至无法被捕捉到。福柯所揭示的现代科学以及它的分析性思维模式所存在的这一问题是真实的存在。不过，中肯地说，这并不能被看作科学自身的缺陷，而是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映衬下显现出来的缺陷。当然，在福柯从事科学观察和研究的年代，还不可能形成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认识，而是出于对科学的解释力和思维方式的理解力方面的关注而发现了现代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这些问题。应当承认，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然而，早期的科学思维传统却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工业社会的思维和行为，以至于人们在一切活动的开展中总是假定一个不变的静态环境是行动得以展开的空间。我们看到，传统的管理就是被想象在一种理想环境中发生的，或者说，组织的运行不需要考虑环境因素，而是被认为是组织系统自身的事情，管理者无非出于更好地控制这个系统而谋求权力、技术、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支持。这就如一个物体在圆形轨道上运行，管理的任务就是保证切线力不要过大而使系统脱离轨道。后来，权变理论要求管理者更多地关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发展出许许多多环境控制方案。环境控制的目的无非要么消解要么借用来自环境的冲击力，以保证系统依然在轨道上运行。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组织自身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不变轨道；另一方面，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超出任何控制技术（巧）能够驾驭的范畴。因而，组织运行的现实超出任何可能的管理想象，也许管理者能够发现组织运行的轨迹（这是没有意义的），却无法认识组织运行的轨道。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运行方向处在随机变动之中，来自环境的冲击力使它的向心力与离心力间的平衡不再得到人们所期望的维系，以至于管理者必须针对这一现实去选择管理以及其他行动方案。也就是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想象为独自运行的系统，而是处在难以预想的各种力的作用之下的，任何一种力的偶然出现或增强或减弱，都会在组织这里激发出随机性反应。这种情况对管理的要求显然大不同于维持组织向心力与离心力平衡的工作，而是一种随机性的借力打力的行动。所以，管理者既无法为组织设定一个明确的竞争对手，也无法为组织找到持续开展协同行动的伙伴，更不可能依据契约而建立起组织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所有行动系统都处在共同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每一个行动体系的存在都需要以其他行动系统的存在为前提，而且，我们无法甄别哪些行动系统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这是因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都是不确定的，看似互不相关的两个行动系统之间可能立即就会因为某个事项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两个为了承担某项任务而采取共同行动的行动系统也可能会因为任务的变化或新的任务的出现而立马就各自为战。量子力学描绘的世界也许就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图谱。应当说，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权变理论的构想是能够付诸实施的，也是能够得到实践证明的。之所以它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可能是因为在权变理论产生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启动告别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状态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组织与其环境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时才引发了权变理论对它的思考。到了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开始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组织的环境也具有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组织必须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开展活动，以至于对组织与其环境间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的权变理论所开出的行动方案也无法对实践做出有价值的指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近代以来社会组织化过程中生成的组织在行为追求上都属于控制导向的，对组织自身的控制和对环境的控制构成它的基本内容，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以至于权变理论所提出的建议并未得到响应。

就20世纪的组织研究来看，基本上是采用分析的方法而对复杂问题进行简化，是通过限制条件的确定而去抹杀组织成员的行动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不确定性，从而去追求一些明确的和确定性的结论，并提出组织行动的方案。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样做并未使科学蒙羞。然而，当组织的环境、组织成员开展行动的环境和组织任务都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时，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缺陷暴露出来，也就无法再对组织的行动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意见。所以，虽然组织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已经走过几十年的历程，但是，在形塑一种具有高强度的环境适应性的创新型组织方面，一直未见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在公共组织的研究方面，诸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除了不能明确表达一个回应性的概念之外，公共组织一直也都无法反击这样一些研究发现，它们似乎表明，不论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如何，其中的某些社会问题是地方所特有的并且似乎难以‘解决’”。其实，这种问题所暴露出的是工业社会哲学或文化上的缺陷。因为，在整个工业社会中，对同一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反映在社会建构的一切方面，组织的发展也被打上同一性和确定性追求的印记。包含同一性和确定性追求的组织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下尚未充分显现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然而，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组织的同一性和确定性追求的缺陷也就暴露出来。

总的说来，虽然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组织成员的集体行动体系，但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组织环境中，在组织的稳定性能够满足人们对它进行静态观察和分析的要求时，行动其实是指向组织功能的过程，而且是可以进行静态分析的过程。或者说，行动本身就是组织的功能，是基于组织结构而展开的过程。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研究组织，它作为一个静态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等都清晰地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20世纪后期以来，“组织间网络随着其类型、环境和关系质量而呈现大幅度地变化。为了实现富有成效的跨组织的合作和协调，研究者还在继续探索那些神圣的梦寐以求的东西”。这显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做法了。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而且也已经成为共识，那就是：直线中存在的是压迫、控制、交易等，而网络中存在的则是合作。只要网络处于运行之中，无论是在组织之中还是在组织之间，均如此，这就决定了组织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作为环境的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模式将实现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型，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既有的一切寻求同一性和确定性的组织研究都将无所适从。因为，合作制组织作为一个行动系统把构成这个系统的要素、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掩藏到其背后，或者说，合作制组织的流动性特征决定对它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静态分析和把握都变得极其困难，唯有尽可能准确地对其行动特征进行描述，才能绘出合作的图谱。

不过，汤普森也提醒人们，在将目光聚焦于组织对于不确定性的处理时，不应忽视“那些在较旧的方法下积累起来的有用的知识”。在合作制组织的研究中，这个常识性的所谓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应当看到，20世纪的组织理论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对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对于具有分工—协作特征的组织，对于通过控制而谋求效率最大化以及对于在组织自发演进中去谋求整体协调和功能最大化的组织，20世纪的组织理论都做出尽揽无余的考察和分析，只是由于社会即组织的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使组织理论的既有研究成就日益褪色。但是，它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依然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甚至许多知识是有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正如芳汀所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个人的社会网络已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对组织间的网络进行系统探讨。行动者在协调活动方面，在发展一种既非市场驱动也非等级结构的管理形式方面，以及在追求复杂的联合行动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为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概念上的难题，这些难题挑战了对组织、理性行动以及利己主义所进行的官僚主义的解释。如果说网络化计算促成了组织间网络更为广泛的使用，那么网络管理、行政管理以及治理的问题就会成为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信息技术以及网络的发展，不但正在促使组织发生变化，而且使组织以及组织间原有的网络特征显性化，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人们形成一种网络观念是有益的。一旦这种网络观念得以形成，人们就会根据这种观念去自觉地改造组织和重建组织，并造就出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合作制组织。就合作制组织间和组织中的关系而言，也可以将其称作为网络组织。工业化、城市化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实现了组织化，组织已经是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细胞，当组织的形式和性质发生改变的时候，特别是当组织模式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型后，我们的社会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们的社会中，人是通过组织开展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后工业化不仅不会使这一点发生改变，反而会得到增强。合作制组织的出现也将使我们的社会逐渐呈现出一种网络结构。总之，社会与组织之间将会实现相互形塑，不但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变为合作的社会，而且人们赖以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也将成为合作制组织。所以，组织研究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去开展创新性的探索。

二、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

德国学者米歇尔·鲍曼断言：“成为组织……的成员并拥有加入与他人的合作性关系的机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生存基础。每一个人必定都有进入类似关系的根本兴趣以分享人类合作带来的不可替代的益处。”在此，我们还需进一步地指出，在一切社会历史阶段中，加入组织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可期望的益处，越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更为高级的历史阶段，这种益处越是明显。根据米歇尔·鲍曼的看法：“任何时候，只要存在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项目通过有计划的合作比孤立的行为能更好地实现之，则使用有组织的行为总是值得并且有意义的。”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表明，人们已经不是根据效用期待而加入组织，而是由于组织的无处不在而把人们纳入组织中来。人们的社会生活都只有通过组织的途径才能得以展开，没有组织，人们不仅无法了解如何去获得社会生活，甚至根本就没有了社会生活。到了后工业社会，人们对组织的依赖丝毫不会减弱，反而会更加增强。因而，人们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去获得他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就会成为更加重要的主题。从思想史或科学史的角度看，到了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即到了20世纪，组织理论才成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可以相信，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将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有着更为显著的地位。所以，对一种新型组织模式的探求，也就成为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需要率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算搞清了人们的“生存基础”。

近代以来的组织大都具有工具的性质，是从事生产、社会活动的工具，其中，最为典型的官僚制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组织是与社会生活相分离的，社会生活是目的，而组织却是工具，即使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相关，也是作为服务于社会生活、帮助社会生活和支持社会生活的工具而存在的，至于组织活动本身，并未作为人们的生活内容而存在。然而，合作制组织不同，它会直接地成为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会作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不是工具而存在。近代以来所确立起的是理性的神话，这对于拥有形式合理性的组织的扩散有着积极影响，以至于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时，虽然组织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性问题，但是，人们却不会对这种拥有形式合理性的组织产生怀疑，反而会认真地检视其形式合理性的不足，以求通过增强组织的形式合理性去迎接环境的挑战。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现实看，这种思维惯性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由于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致使组织不能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集体行动的要求，以至于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制组织所面对的问题和所承担的任务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具有新质和新的属性的问题，很难遇到旧问题、旧任务复现的情况，因而，已有的解决问题和承担任务的经验，是很难被复制过来去解决新的问题和承担新的任务的。这说明，合作制组织必须在解决每一个新的问题和承担每一项新的任务时都持有一种创新的热情。创新不但是合作制组织生命力的源泉，而且是它得以存续的基础性支持因素。就组织的演变史来看，在20世纪，当管理被作为科学认识和建构的对象来看待后，组织的演进走上科学化、技术化的道路，而且脚步变得越来越快。当我们审视组织时，不得不惊叹于科学的贡献，它提供了那么多的管理技术可供组织的管理者随意挑选。然而，在组织的科学特征日益增强的同时，组织层级间和部门间的流动性却日益消损；组织成员间的分工和协作不是由承担任务的需要决定的，而是基于预先设计的科学方案进行的；组织成员间都是作为组织这个机械系统的部件存在的，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之间，所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是由组织这个机械系统所规定的，并不需要有思想和文化意义上的交流，更不用说开展知识与经验的交流了；每个组织成员的业绩、贡献、升迁以及作为人力资源的价格变动，都由一个客观的考评系统做出，在理想的状态下，甚至权力意志都不被允许介入。结果，组织像一架机器运行着，却是合理化的，组织“由于层级间的差距，由于一些死板的等级评定规定，导致人员的提升很困难，没有经过考试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可能坐到比较有权力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即使他们做得很好，也得不到奖赏。相反，他们如果这样做，还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因为他们私自对一些他们本该从旁观察的规章制度进行了解释。为了使问题变得合理化，他们甚至会主动减少本来属于他们的行动自由。最后，他们尤其会失去自己业已获得的优势和直到那里还对同事、下属及身边的人产生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有效地实施这件事的人”。组织的僵化使每个人变得消极、被动，以至于打破组织僵化的力量也不再能够生成，直至组织陷入危机状态为止。所以，“组织越死板、越科层化，沟通就越困难，处事的灵活性和创新就越可能与组织的利益背道而驰。其结果是，动用资源就越加显得重要，同时也越加困难”。面对这种状况，缓和规制、增强沟通和进行结构性改革等措施的实施都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多也只能求得一时的改变，却不能避免周期性的循环，甚至不是任何一个组织都能够在这方面独自有所作为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提出合作制组织的构想。

弗雷德里克森意识到问题的根本，那就是“简单的等级制似乎无法有效地适应我们社会日益增强的复杂性。无论是理论家，还是管理人员，他们都在不断地自问：将国防部概念化为一个等级制组织是否明智呢?对于这样一个概念来说，国防实在是太大、太复杂了，我们尚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可以取代等级制”。的确，复杂性对组织的等级制形成了致命的挑战。不过，与我们今天正在走进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相比，对于弗雷德里克森望而惊栗的国防部，根本就没有必要使用复杂性这个概念来加以描述。面对“太复杂了”的国防部，弗雷德里克森发现“我们尚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可以取代等级制”，只能说他囿于近代以来的旧的思维框架而缺乏创造力而已，以至于他不可能去构想一种新型的组织。但是，在我们今天正在走进的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可以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已经没有了，我们甚至无法再在既有的思维方式以及既有的组织模式中去寻求改善的方案，而是必须去建构一种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的组织，否则，我们就不能不接受纷至沓来的危机事件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就不能不惊恐地生存在风险社会中而无所作为。所以，合作制组织是不得已而提出的新构想，是在忧虑人类的命运时而被迫构想出来的一种组织模式。

合作制组织研究不会满足于理论建构，它也需要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在这项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尽管也是从直接的经验事实出发的，却不能过多地去倡导进行实证性的经验分析。因为，合作制组织的研究是发生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中的，这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化的过渡阶段，那些属于后工业社会的新生因素与工业社会的堡垒共在，交织和混杂在一起，虽然它们之间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更多的时候是以潜伏的形式存在的，在经验的层面上，是和平相处的。在这种情况下，经验研究是无法提供一项一般性的正确结论的，而且经验研究是选取工业社会的因素还是后工业化中的新生因素作为标本呢?也是经验研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现实中，虽然属于后工业社会的因素大量涌现出来，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已经被官僚制组织所结构化的社会中，经验研究只会把后工业化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新因素作为问题或异例而加以解决、加以消除，绝不会在这些新的因素中发现对合作制组织所提出的要求。所以，合作制组织研究是把对经验研究的呼唤放置在合作制组织理论范式已经建构起来之后的。实际上，这也是合乎科学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就当前而言，关于合作制组织的研究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构想而提出的，是对历史所展现出来的新迹象的描述。关于这一组织类型的科学建构，还需要得到大量的经验分析去提供支持，但那是在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模型建立之后的事情。可见，这项工作将是艰巨的，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就合作制组织是适应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生成的一种组织形态而言，它没有任何理由去维持既有组织的现状，也不可能在自身的存在中维持现状，甚至可以说，合作制组织根本不可能生成维持组织现状的意识。即使存在惰于创新而希望维持组织现状的组织成员，他也不可能对组织的运行产生影响，他即使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意见，也不会有人听取——尽管人们承认和尊重他所表达的意愿。合作制组织就是创新型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犹如激流泛舟，时时处处都是旋涡，面对每一项任务，都需要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以及能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机制和淘汰机制，它将把任何一个安于现状、惰于创新的组织淘汰掉，并用这一组织占有的资源去重建组织。而重建起来的组织也只有在具有合作制组织的性质时，才能生存下来。这是合作制组织构想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点，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组织研究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突出位置上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对合作制组织表象的初步描述

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式是官僚制组织，对于官僚制而言，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性手段去限制组织成员的自主性，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自主性，“因为自主活动是事件的某种状态的表现形式，其存在显而易见，至于其存在的普遍性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意识到官僚制通过“祛除价值巫魅”“非人格化”等原则性要求去消除组织成员自主性的做法失败之后，就开始谋求对组织成员自主性规范的探讨。组织文化的研究就是适应这一要求而兴起的，它试图提出的是一种通过组织文化建构而规范组织成员自主性的方案。但是，在这种方案的探索中却发现，利益分析一下子就把组织文化建构的所有浪漫畅想打破了。因为，如果承认每一个组织成员通过组织去开展集体行动都无非基于自己的利益追求，那么，文化、道德等的规范功能就变得极其可疑了。所以，在文化建构和利益分析这两条组织研究的路径中，都提出了对官僚制的否定性意见，而在如何规范组织成员的自主性问题上，却走向不同的方向。

文化建构的方案虽然在特定条件下（如日本）的组织运行中被证明取得良好的效果，却不具有加以推广的科学价值。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出发，似乎赋予组织以政治游戏的内涵，但是，就其逻辑而言，是要把组织建构成一个利益博弈的场所，或者，是要把组织建成利益实现的市场。结果，在这两种路径中，都是要把组织建构成政治系统或社会系统，使组织失去作为一个协作系统而存在的性质和形式。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在把组织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来建构的方向上，决策的民主化、组织成员的广泛参与等都得到极力倡导；在把组织作为一个市场来加以建构的方向上，对组织成员的绩效进行了严苛的考核，以求准确评定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进行交换的筹码，使组织成员成为与组织进行交换的对手。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这场反官僚制运动尽管都是从如何规范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入手的，而且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是，都可以看作对组织的“解构”，即破坏组织作为一个协作系统的根基。如果对这场运动进行历史定位的话，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已经显现出失去历史合理性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组织研究工作不是寻求重建协作系统的方案，而是要发现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寻求一种替代协作系统的组织模式应当成为科学探索必须承担起来的新课题。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代背景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决定了组织必须具有适应性，组织成员的自主性也必须被纳入到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之中，然而，上述两种路径都不可能建构起这类组织。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既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机遇，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意味着较小的机遇，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则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就个人而言，机遇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而在组织里，是否能够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转化为机遇，则是由组织的性质以及存在形式所决定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是在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征服和驾驭中去获得组织存续和发展机遇的；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则需要在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适应和顺势而动中去将其转化为机遇。就适应性和顺势而动来看，属于行动的范畴，但是，这种行动却是与作为行动主体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官僚制组织是不会选择这种行动方式的，官僚制组织的组织本位主义决定了它只能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组织策略，即要求对组织要素、组织环境和组织任务实现控制，而不会自觉地和主动地去通过自身的改变而适应来自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新要求，更不会顺势而动。能够选择顺势而动的行动方式的，或者说，能够一贯地选择这种行动方式的，只有合作制组织。可以说，我们所构想的合作制组织是存在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对高度不确定性的适应和顺势而动。

正如昂格尔所说：“小型联合的亲密使得具有多元目的的组织变成了这样的某种东西：它能够在无需重复强调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就能够在同一些人们之间的合作中去增加在社会中相互遭遇的复杂性的能力。群体越是巨大，在该群体之内被实践的大量行动与每个人被期望去进行的行动之间，对应性的需求就越小。”反过来说，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作为行动者的群体也就必须以尽可能小的规模去增强自身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更多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并灵活应对各种挑战。所以，我们认为，合作制组织将是规模较小的组织。由于合作制组织更多地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或者说，由于环境因素的变量在合作制组织的运行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环境的复杂性直接地促成了组织成员的共享经验，并使这些共享经验不断丰富，从而成为合作制组织承担任务时的重要组织资源。从这一点去考虑，也倾向于认为合作制组织在规模上是较小的。因为，一切较大规模的组织都被要求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既不关心组织行动中所取得的经验，也不认为经验具有可靠性，更不会要求把经验传递给下一个任务的承担或下一步组织行动。对于合作制组织而言，虽然组织环境以及组织所承担的任务都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虽然组织行为具有随机选择的特征，虽然组织的行动策略是顺势而动的，这决定了任何一项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合作制组织会把经验作为宝贵的组织资源，会从经验中获得一种经验理性，并指导组织行动的每一个具体的策略。

既然合作制组织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提出的一个新的构想，那么，在合作制组织走向现实的实践建构过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会成为合作制组织活动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将把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入组织的偶然事件作为一种常态现象而接受。合作制组织应对偶然事件的能力，除了来自科学技术支持，还在于它的边界的模糊性。一般说来，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组织的边界越清晰，组织及其活动的确定性也就越强，反而在应对偶然事件方面显得能力较弱。相反的情况是，组织边界越模糊，它的弹性也就越大，在处理简单的、确定性的事务方面，结构效率以及制度效率稍逊，但应对偶然事件的能力则是很强的。当然，我们并不担心合作制组织会出现组织整体效率不彰的问题，因为，合作制组织的运行机制以及合作关系不但大大提升了行为效率，而且它的合作制本身就意味着另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制度效率。所以，合作制组织不但具有很强的应对偶然事件的能力，而且在日常运行的状态下，也是有效率的。

合作制组织只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基准性组织模式，也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所有组织都归于一种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就合作制组织有着很强的与环境间的互动反应特征而言，具体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将会是多样的。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具体的组织环境会表现出极端殊异的状况，更加显现出组织“环境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具有同质性的领域；相反，构成环境的是为数众多分裂的部分，很有可能是相互分隔的部门，其中每一个部门都在提出诸种要求，这些要求变动不居，而且经常相互分离，甚或相互矛盾冲突”。因而，每一个具体的组织都因其特殊的环境而有着自己的特性和特色。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从组织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认识，或者说，组织环境在总体上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合作制组织在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上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看了椰树的根系，就会明白为什么台风不能把它连根拔起，因为它的根系不是沿着几个主要的根干而展开的，而是每一支根都会成为独立地应对挑战的力量。如果椰树的根系对于组织设计具有启发意义的话，那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的结构就绝不应是官僚制组织的那种状况。虽然合作制组织也会有着组织的高层和低层之别，但是，在高层和基层之间，却不允许层次和部门成为阻断它们的壕堑。不仅如此，在椰树根系结构中我们所获得的启发倾向于让我们提出职能部门瓦解的设想，由于职能部门的大量压缩，可以使组织高层与基层间的隔断变得很少。我们认为，合作制组织在消除任何形式的组织本位主义之后，必然会将自身的命运与社会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必然会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去发现支持自己存在下去的任务，而不是把组织看作独立于社会却又需要从社会中去获得维持自己生命的资源的生命体。这样一来，组织的结构就是受到组织任务所决定的，因而，也就会拥有一种类似于椰树根系一样的结构，或者说，在组织内外都有着这样一种关系结构。一般说来，组织结构决定了组织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但是，组织结构服务于什么样的组织性质却是绕不开的问题，官僚制组织的层级结构是从属于命令——服从关系的需要的，具有集权的性质，而合作制组织的结构则是从属于合作行动的有效展开的，是合作体系道德制度的形式化，因而是可以做出道德判断的。正像对官僚制组织结构可以进行科学判断一样，对合作制组织结构做出道德判断也是合理的。所以，合作制组织的结构也有着道德化的问题，也需要根据对合作行动的道德要求去进行设计和安排，只不过这种设计和安排不是由一部分人所垄断的，而是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的。

在以往的组织模式中，组织成员主要是行为主体，组织的制度和体制是赋予他而不得不接受的因素，他的行为在组织的制度和体制框架中展开，却无权对制度和体制做出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合作制组织赋予组织成员创制权，使他成为创制主体。也就是说，在合作制组织中，组织成员的每一项具体行为都包含创制的内容，他可以在既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下做出行为选择，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合作行为而对制度和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产生影响。总之，合作制组织意味着组织的制度和体制不是外在于组织成员而不得不加以接受的因素，而是内在于组织成员和蕴含于组织成员的合作行动之中的因素。这样一来，制度和体制相对于组织成员的强制性消失了，而组织成员获得了创制的主动性。当然，合作制组织也有着秩序的要求，但它会把以往任何一类组织的强制性秩序转化为有着内在有机性的秩序，不仅从根本上告别了传统组织中的权力秩序，还告别了官僚制组织中的规则秩序。合作制组织中的秩序是人类较高文明形态中的道德秩序。虽然在合作制组织中权力、规则与道德相离异的倾向有时也会出现，甚至会对合作制组织的秩序构成威胁，但是，合作制组织中的权力是临时性的，规则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权力与规则都随时受到道德的整合，以至于它们之间的任何相离异的倾向都能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从而使一切威胁到合作制组织秩序的因素在甫一出现时就得到矫正。其实，合作制组织无非是合作行动的形式，是存在和包含在组织成员的行动之中的，合作行动能够抑制任何一种对组织秩序构成威胁的因素。

文献来源

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组织研究》，载《理论探讨》，2016年第1期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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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合作治理｜行政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