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何以生？法何以全：
从《管子》和《经法》谈起
作者｜玉宣
简介｜业余政治哲学爱好者
兴趣｜方法的诠释学，政治哲学与法律
编辑｜黄麒瑄
前言
中国思想的发展上，《管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书中对政治、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阐释，一直是历代学人讨论的热点，尤以汉唐两代为盛，绵亘至清。由于《管子》一书篇幅庞大，各篇文章的来源不一，思想跨度广大，要如何理解《管子》的“法”概念一直是个费解的问题。
在思想史研究中，一般将《管子》视为稷下学宫的论文集，呈现了各家学说底发展与合流的过渡阶段，重点在于呈现战国中晚期齐法家的“法”概念于法家思想史的历史意义，探讨其“援道入法”的理论特色。本文则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齐法家“法”概念的简明介绍，首先，分析“道生法”与“因道全法”两个命题，说明“法”与“道”的意涵；其次，比较《经法》与《管子》对“法”与“道”的论述，探究两者论述上的异同，以阐述战国中晚期齐法家对“法”“道”关系的理解。
▲帛书《黄帝四经》
一、'法'与'道
在说明“道生法”与“因道全法”的基本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解《管子》一书对于“法”的使用方法。[1]再理解一般如何理解齐法家的“法”概念。
《管子》中，“法”通常指的是法令、法则或评判标准，常见两种使用方式：（1）“法”独立使用，通常意同“令”，理解为法律或法律命令；（2）“法”“令”并用或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段落中，“法”是指法律的评判标准，“令”则理解为法律、法律命令。另外，在〈七臣七主〉中有一个孤例，是同时使用“法”、“律”与“令”，是从效用的角度解释，将“法”理解为法律制度，“律”理解为评判标准，[2]“令”理解为法律命令，这三个词汇的使用接近现在华语对法律层次的区分，尽管背后代表意涵不尽相同。
（一）道生法
我们一般视“道生法”为齐法家或《管子》的核心主张。“道生法”是《经法》的〈道法〉开篇提出的命题，《经法・道法》主张“法”这一评判标准是由“道”所产生，[3]直指“法”与“道”的密切关系，《管子》虽然同样肯定这样的关系，但采取“圣人生法”或“君生法”的论述。[4]尽管两者论述上有所差异，但仍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与哲学术语，例如都使用“执道者”指称君王。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在这个命题中，评判标准的“法”源于“道”，身为“执道者”的君王先拥有“道”而后有“法”，君王根据“法”进而创制法律制度，“道”而后有的“法”还可以作为评判标准。换句话说，统治者根据“道”获得了法律原则，得以创制法律制度与进行司法裁量，这个“法”是具有法律原则的意涵。综观来看，《经法》提出的“道生法”命题，主张有“道”而后有“法”，用以说明政治秩序如何产生。
（二）因道全法
“因道全法”是韩非对齐法家的评语：
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韩非子‧大体》[5]
阅读《韩非子・大体》，有助于理解韩非所处时代的齐法家与较早期的齐法家（《经法》）的差异，这可以归为3点：（1）“法”具有法律与立法原则的意涵，不同于“道生法”的“法”仅具有立法原则的意涵；（2）“因道全法”并不视“法”“道”是一种直接的生成关系。（3）“全”意味着整全，即《管子》的学说开始注意到政治秩序更替与整顿的考量，而非早先自然秩序到法律秩序、国家秩序的跨越。换言之，韩非认为《管子》的学说已经开始注意到现实中的政治秩序更替问题，更注意到现实中政治秩序，而不再单以生成关系看待“法”“道”。
▲“因道全法”的“全”是什么意思呢？
二、《经法》的'法''道'关系
本节将介绍《经法》对于“法”“道”关系中几个重要术语的基本意涵，最后，指出《经法》对于如何获取“法”存在着模糊不清的问题，而这也是下一节要说明的问题的——《经法》与《管子》的论述差异。
什么是“法”？《经法》认为：
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
《经法‧君正》
如《经法》开篇所示“法”是一种评判标准，亦如“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法”是政治中最重要高妙的，另外，必须注意的是《经法》的“法”主要是表达某些抽象的原则。[6]既然“法”是政治上的重中之重，那要如何获取？《经法》主张通过观察天下：
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
《经法‧道法》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形名。
《经法‧论约》
“法”是通过作为“执道者”的君王观察天下万物而有的，此处《管子》一同。而且这个观察是君王的权衡结果：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验。
《经法‧道法》
权衡之称曰轻重不爽。
《经法‧四度》
换句话说，借由“公者”（或可代指君王）在观察万物上的权衡，以“天当”为标的（“天当”，黄老道家的术语，意近西方较晚出现的“自然法”概念，具有自然适当的意涵，也可作为一种制度性概念）。简言之，《经法》认为“法”获取“法”的方法，就是通过观察天下万物，进行权衡的活动，并辅以“天当”这一自然适当的概念。
在《经法》的文本中，对“道”的理论建构，除了“道生法”、“法”、“天当”等术语有较明确的界定，也描述了许多“道”与社会事物的关系，例如经法常用“天地之道”概括各种事物的运作原则，诚如学者陈鼓应认为，《黄帝四经》的理论建构有社会倾向，是对老子的“道”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995：26）。在笔者，《经法》对于“法”“道”的解释仍较为素朴，一如《尚书・保训》对“中”与国家秩序产生的探索，都是一种企图将某种自然的原始思维运用于社会性事物上，对于概念的跨领域解释，仍较为语焉不详，尽管《经法》的作者认为它这套“道生法”的运作是如此自然而然，对他来说，“法”就是评判标准、原则，只要在观察的过程中，确认这一绳墨，政事便能顺遂。
▲齐法家认为，观察自然万物，即可获取“法”的精髓
三、《管子》的社会探索
《经法》的“法”“道”关系，基本上与《管子》各篇的论述大同小异，但我们能够明确地看到，《经法》中对“法”“道”关系的社会倾向，已然更加完备，脱离了原始的自然思维。
如前所述，《经法》与《管子》对“法”“道”关系的观点大同小异，它们都同样认为君王必须要观察自然或社会，审时度势，才能拥有“法”，并做出适当的判断。《管子》之于《经法》，存在3个论述差异：
“法”的实质化：《管子》认为在观察活动结束后，君王不但能够获得立法与政治的原则，便可以直接地“置仪设法”（〈任法〉），建构实质的法律制度。《经法》则缺少这种直接论述，“法”一词的使用多不具实质内容（请见注释6的用例说明）。
对获取“法”的重视：《经法》对于“法”“道”关系的建构，虽然指出观察、权衡的成分，但对于实践有所欠缺，只提出了获取“法”的活动之基本架构。虽然强调了“道生法”的命题，对于中间的产生环节较为欠缺，虽然模糊地提出观察天地之道或辅以“天当”的说法。《管子》则有许多篇章对此进行探讨，试图说明中间的环节，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心术上〉的“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版法解〉的“法天合德”。
“法”的社会化：两者都谈到了对天下万物的观察，《经法》虽然有论及到社会中的事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以观察自然为主，对社会的论述，重点只是在说明“道”的学说是如何可以描述万事万物。《管子》同样以“道”来解释万事万物，但《管子》不满足于用“道”解释一切，它除了在论述上更加以社会事物为主，还更加强调将“道”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理论基础，用以改变社会。虽然《经法》也有用“道”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管子》则在这基础上更近一步，将“法”给“道”化，进行“法”理论的基础建构。
这三点表现了《经法》与《管子》在“法”“道”关系上的不同，可以看出齐法家对于“法”的理论建构倾向，以及齐法家“援道入法”的特色所在。
《管子》对“法”“道”关系的推进，如上所述“对获取“法”的重视”，反映在《管子》大量篇章对于君王如何获得“法”这一判断标准的讨论中，在之前《城与邦》的文章《譬若晨曦，窈如北辰：漫谈《管子》》（见第四节），我们曾介绍了〈心术上〉的“权”与〈版法解〉的“法天合德”两种解释路径，便不赘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管子》书中不同篇章试图去表示了“法”与“道”还有一个运作机制的中介（如“权”、“法天合德”），去弥合“法”“道”之间的鸿沟，但这仍无法更加清楚说明“法”“道”之间的深层连系，反而是将各种“道”理论的术语或概念，转化为那些统治术“令”的形上学基础之解释，例如对自然之势的操作转为对社会之势的操作，“六柄”、“处”等理解自然的哲学概念变成君王统治术的玩具。尽管中国古代与现代的学术风气不同，《管子》各篇的作者们可能并不重视“法”“道”关系的形上学基础，但这种对于“道”的运用倾向，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齐法家的“法”概念特色，或是“因道全法”究竟是整全什么样的法。
-Fin-
注释
《管子》的引文，参黎翔凤的《管子校注》。以下段落，凡篇名不加出处者，皆出自《管子》，如〈任法〉、〈牧民〉。
值得注意的是，“律”在《管子》中至少出现12次，但大部分的时候都和法律无关，或是跟“法”连用作“法律”一词出现。
《经法‧道法》：“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黄帝四经》的引文，参陈鼓应的《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法法〉：“圣人能生法”、〈任法〉：“夫生法者，君也”。值得注意的是《经法》并不说圣人生法，如《经法‧国次》所述“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经法》的“圣”是指能将作为判断原则的“法”发挥至极致者，如《经法‧道法》：“至正者静，至静者圣”。
《韩非子》的引文，参陈启天的《增订韩非子校释》。
《经法》对于“法”的实际意涵表达较少，大多是指那些比较抽象的原则，例如〈论〉的对“七法”（事物的七种原理）、〈名理〉说“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经法》对“法”或事物的讨论，大多是采取一种原则性的，来说明自然与社会的一切所具有道的层面，比较原则性，但对其具体内容论述不多，《经法》有两处特别指涉具体的“法”，用语有“法度”（〈君正〉）、“法式”（〈论约〉）。
参考文献
原典注本
陈启天，1969，《增订韩非子校释》，台北：台湾商务。
陈鼓应，2006，《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
黎翔凤，2011，《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其他参考文献
王博，1992，〈《黄帝四经》书名及成书年代考〉，收录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陈鼓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光明，1992，〈《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收录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陈鼓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汉昌，1990，《管子思想研究》，台北：台湾学生出版社。
胡家聪，1995，《管子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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