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我对于中国历史的很多理解，并不是来自历史古籍或者历史研究，而是黄易那些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比如我对于南朝“门阀制度”的理解是来自《边荒传说》，对于“关陇贵族”的理解是来自《大唐双龙传》。今年上半年，我又以最快的速度阅读了一遍《寻秦记》，读到几处段落，觉得颇感玩味：
项少龙（小说中实际上的钜子）道：把治权全交在君主手里，假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大王犯法与庶民同罪，例如任何无故杀人，都要受刑，那谁还敢随便杀人？
元宗（小说中最后一个合法的钜子）道：我曾周游各国，观察民情，最后终改变了想法，若要天下太平，唯一的方法就是消弭国家之别。把所有人置于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只有这样和有着一统天下的人，才能实现我墨门的理想。实现天下的大利。
小说主人公项少龙作为墨家的钜子，最后一力成就了秦朝的建立的情节，倒是和近年来出土文献和先秦思想史的争论有相当的契合之处。所以本文试图对墨家仕秦这一历史事件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墨家在秦国的活动在《吕氏春秋·去私》中有明确的记载：
墨者有钜子腹朜，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朜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从这段记载来看，秦墨在已经实行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地位相当尊崇，以至于连秦惠王都愿意礼下徇私，为秦墨钜子那个杀人的儿子网开一面。这种尊崇地位，当然不是没有由来的。
前几年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晚年最后一篇带有“政治申辩”色彩的论文《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中，提出墨家早在秦惠王的爷爷秦献公时期就已经仕秦，并且在早于商鞅之前，墨家学说就得以在秦献公时期得以践行，这主要反映在军事和户籍制度上。在这方面，早在三十年多前李学勤先生就在《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中就已经发现，墨家军事思想被用于秦国军事实操中。
经两位史学大家的考证，墨家和秦国政治的亲密关联，已成为史学定谳。但是何炳棣先生对于墨家仕秦的解释，我觉得颇有可议之处。何炳棣先生认为墨家在秦献公时期入侵，是因为实践“非攻”的政治理想，扶助当时还弱小的秦国。这原本并不错，但是我们如何去解释经过秦献公和秦孝公两代变法后，已经强大到四处征伐称王的秦惠王时期，还会有东方的墨子趋秦投效呢？根据《吕氏春秋·去宥》的记载：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泰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於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凡听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虽奋於取少主，何损？所言不善，虽不奋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为之悫，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
《吕氏春秋·首时》：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
从《吕氏春秋》中两则关于墨家弟子的记载，所透露的讯息来看，东方有一个墨者谢子不远千里而来，想为秦国效力。另一位墨者田鸠在秦国为了求见秦惠王痴心的呆了三年。但是，当时秦惠王晚年，秦已是强国，很显然这两个墨者并非是去实践墨家“非攻”，扶助弱国的政治理想。那么他们去干嘛？
基于上述的文献记载和历史研究的前提，我们便要追问一个问题，强调“兼爱”、“非攻”的墨家，为什么会去投效已经经过法家变法成强的秦国呢？
这里就存在几处值得讨论的地方。
第一，法家改革之后的秦国真的是很残暴的统治吗？未必。秦制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污名化的描述。但这往往是后世的话语，而不代表当时的秦国一定是恐怖统治。再者，我们论及秦制往往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时代的政治诉求，而忽略了彼时秦人的政治诉求。也许我们会觉得秦国变法后变得非常不自由，但是自由并不一定是那个时代生产力之下的人所需求的第一诉求。或许更丰富的物质保障和更通达的社会晋阶之路才是彼时秦人的最重要诉求。
我们今天所想象的秦国，更多的是楚地话语和儒家话语作用的产物（这里倒也不必非难儒家话语对于历史涂抹，儒家话语的产生有着政治规劝的初衷。），事实上北大陈苏镇教授在《“天下苦秦”辨》一文中指出，当时天下反秦，秦人是站在秦国一边的，即使是三晋地区也很难说是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根据现在睡虎地秦简中关于秦律的记载，也远非后世所想象的那样严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墨家当时趋秦并不是一件值得过多声讨的事。
第二，非攻理想路径方式的转变。在《墨子》中记载了墨家大量止战游说的实践，甚至出现了墨家钜子率领弟子抵抗进攻，最后殉城的惨烈壮举。那个时候的墨家是严格遵守“非攻”的政治主张的。但是随后的墨家是否还会坚持这种具体性的“非攻”运动呢？我觉得是可疑的，第一当时各国都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战国模式”，组织动员能力，已经远非墨家一门之力干预，就能改变战争走向。因此，与其在那里做无谓的牺牲，不如转而支持一个国家能统一天下，终结诸侯争霸的局面。虽然，一个专制大一统的国家今天看来未必多好，但是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去体会当时的战乱，理解战争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其实是最糟糕的局面。这种统一的思想，也绝非仅限于墨门，儒家孟子也同样盼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来“定于一”。这也是墨家功利主义思想很容易出现的一个路径导向。
这里我们千万要注意一点，不要拿现在存世的《墨子》作为思想规范来理解后期墨门的路径选择。事实上，所有的政治理论都会异化，这是基于不同境遇之下的异化必然。那个时代，呼唤一个利维坦来结束战乱，完全是基于人类生存本性的策略，出现这种转变很正常。
第三，和商鞅秦制的亲和性。二者之间有亲和性，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千万不要忘记了，无论是法家还是墨家都是反封建制度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几项政策就是反对贵族政治，虽然法家和墨家政治哲学的指导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从商鞅变法的一些效果来看，对于主张“节用”，“兼爱”，反对亲缘差等政治的墨家来说，几乎不谋而合。仅此，基于功利主义的墨家转而认同秦制，在思想上也是先天的存在回转余地。另外墨家的“尚同”主张也和有吻合秦制之处。对此，李竞恒兄在《墨家走向了通往奴役之》一文中有激烈的批评，虽然我对他过于囿儒墨之争和代入现代政治语境的理解有所保留，但我同样认为过于强调“尚同”，确实有可能被统治者加以利用。读者不妨将此文找来一阅，自信判断。
俞曲园在《墨子间诂》序中对于墨子的几项主张，精辟的做出一个逻辑关联性的总结：“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事实上，我们同样可以根据这个逻辑关联，最后得出秦墨追求天下大一统帝国的选项：“墨子惟兼爱，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大一统。”
墨家普世政治理想陈义过高，缺乏实践可操作性，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借用法家均质国家的政治平台，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吊诡的思想契合，并不仅限于先秦，在上个世纪后半页，美国的政治思想也发生过同样一起吊诡的思想事件，当时欧文·克里斯托、诺曼·波德霍雷茨、丹尼尔·莫伊尼汉和丹尼尔·贝尔等原先的追求普遍主义政治的极左翼托派分子，转而亲密的拥抱资本主义的明灯美国，催生了之后主导共和党几十年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的诞生。
帝国，一个看似邪恶的形象，其实又恰恰只有帝国的力量，能够执行普遍的政治预设，也只有帝国的庞大容量和文明辐射影响力，才能最大程度的去实现普遍主义的政治主张。因此，我们就不理解墨家最后为什么会去拥抱一个普遍均质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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