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经济地理学还是规划研究，都缺乏对北京金融街和国贸商务区发展机制的深度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中国的空间规划复杂多样。大到城市或者区域规划，小到一个城市内部功能区规划或者类似国外的central activity zone (CAZ) 比如金融区、CBD或者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等等。其实真正成功的案例很少，相反存在很多失败案例或者没达到预期的案例。 比如北京的丽泽商务区或者天津滨海新区响螺湾商务区基本算是失败了。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也没达到预期高度，国外类似的比如迪拜的金融区，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天花板非常明显。而在规划界和媒体上比较低调的北京金融街或者国贸商务区这种从外面看略野蛮生长的案例，实际上却比较成功。当然从学术角度讲，成功不是一个合适的形容词，也许有活力更加恰当一点。
国际上最具活力的比如伦敦金融城。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资本主义循环中所起的地域修复（territorial fix）的功能不可替代，这是伦敦金融城在“金融大爆炸”之后复兴的原因。伦敦作为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心脏，其奥秘是伦敦很善于利用“地域修复”来实现其跨境的金融资本的流动，来维护其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譬如英国并不在欧元区，但伦敦却是全球最大的欧元交易市场。这里为什么是地域的修复而不是空间修复呢？因为伦敦（尤其是金融城）是空间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点，它可以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互补性的金融服务，深度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不可复制的金融文化等等。英国退欧之后，伦敦已经加速建设成为欧美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过程。这又是一个空间再生产和地点修复的过程。
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空间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进程，更是一个社会进程。目前看，中国大部分规划只注重空间进程（也就是画图，然后建了很多写字楼，修马路或者地铁等基础设施等等）。这一类规划的结果是，或许天际线很壮观，基础设施崛起很快，但往往忽视了城市社会关系梳理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搭建，造成规划的效果达不到预期。造成这种现状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的规划经常是长官意志，规划学者和其他学者往往沦为背书，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行政力量还经常野蛮干预；第二，可能和中国城市规划的工科背景有关系。城市发展是一个空间进程，但必须有相应的社会进程匹配，规划才能真正落地，否则空间可能失去了社会属性。这点在中国的很多鬼城案例上得到验证。
而北京金融街和国贸商务区这种CAZ本身具备比较好的先发优势，例如国贸商务区的发展早于其总规的的编制（1992年，北京市总规中就提到了建设国贸商务区的构想，2000年SOM中标）。也就是说，国贸CBD早期阶段的发展不是空间规划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形成，所以国贸的天际线显得视觉杂乱。东三环有个巨大优势是离使馆区近，这样便于跨国公司依托母国使馆而收集中国市场信息，所以大量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或者代表处都在东三环。这就是国贸商务区最早形成的社会“基础设施” （social infrastructure）。
列斐伏尔说，社会空间不光是一个产品，它主要是能罩护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容纳现场的所有同时一起存在的东西之间的相互关系，吸纳它们的混乱和秩序。事实上，金融街和国贸的社会网络在具体的空间规划出现前已经雏形。规划本身顺应（润滑）了这些社会进程。也就是说，国贸CBD和金融街的行为主体（企业、政府机构、白领、社会组织等）在统一规划前已经是各司其职了，规划的目的仅仅是把这些行为主体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社会网络，进而促进了资本、人才、商品和信息在一个高密度的商务价值网络中循环。因此，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金融街和国贸就是最重要的实现“地域修复”的场所，这两个CAZ在中国资本流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是最重要的。金融街和国贸虽然从天际线上看不尽如人意，但仍然不失为中国最强的CAZ。这点从写字楼租金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全球范围内，这两个CAZ的租金都是排在前五位的，其中金融街拍在全球第二位，高于伦敦金融城和纽约华尔街。
规划的本质就是梳理特定的社会关系，使城市中的各种人各个机构各司其职，物尽其用。空间规划或者发展战略就像在组装一台机器并维护机器运转，而不是凭空生产一台机器。机器零部件的生产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融合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而且包括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这就是响螺湾的教训和金融街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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