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本学期的通识核心课程“国学经典讲论”课上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许淳涛。
中国的历史记载十分丰富，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史记》作为正史之首对于中国的著史传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本文作者以《史记》的著史目的与史法为核心，将其与《汉书》、《资治通鉴》进行对比，试图藉此展现中国历史记述发展的继承与流变。
以下是作者的写作感言：期中吴老师布置报告主题“从《太史公自序》看中国著史传统”时，我正在阅读胡鸿老师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书中对于正史中东夷西狄南蛮北狄这一固定的四夷秩序的由来进行了研究。其中《史》、《汉》间《四夷传》次序问题的论述十分有趣。因而我有了一个探讨著史传统发展过程中的流变的想法。学力有限，只得采取几本基础书籍进行参详比较，也就有了这篇小文。这次报告的过程也让我对历史发展中的“变”有了更深的体会，历史的有趣之处也许也正在此处。
“成一家之言”与“为后世立法”
许淳涛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历史是中国人心里的伊甸园，是中国人脑海中的万神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史传统。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史书也作为独立的一类书籍位列经书之下。而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正史之首，其书对于后世著史者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但是，一代有一代的史学，中国的著史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也随时代逐渐发生着变化。下文将通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三书的对比，对中国著史传统的发展流变进行简单的梳理与思考。
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为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所作，此时离春秋战国之世并不遥远，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对武帝时人还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史记》也不例外，正如太史公自己所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从内容上来看，《史记》中关于先汉的内容大多取自春秋战国时期已有的经典。班固在《汉书》中讲明《史记》内容时提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由此观之，《史记》在内容上采用了大量前朝文字资料作为参考。
除内容之外，《史记》在编纂体例上也并不是独创，同样受到了战国学术的影响。“《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马迁创作之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以为纪纲，而割裂《尚书》、《左氏》、《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本纪、世家、列传，分逮当人之下而已。”《世本》一书成书于战国之时，但如今已经佚失，对于《世本》是否存在本纪、世家、列传仍存一定的争议。除《史记》采《世本》体例外，也有学者认为《史记》体例效仿《吕氏春秋》。邵晋涵在《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史记提要》中提到“其文章体例则参诸《吕氏春秋》而稍为通变，吕氏春秋为十二记八览六论，此书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尝议史迁义法背经训而称其文章为创古独制，岂得为通论哉？”由此可见，无论《史记》体例取法于《世本》还是《吕览》，其受战国文化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从《史记》的书法来看，其与战国以来的文化思潮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战国以降，人逐渐觉醒，“人”渐次成为学术著作的核心内容。冯友兰先生称之为“人之发现”，认为“及春秋之世，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的解释。”《史记》在体例上为纪传体，记述都是围绕着传主展开的，同时包含刺客，游侠等类传，历史叙述的眼光聚焦在“人”上。与同为早期史书却“缺少内容，标题式的”《春秋》相比，《史记》对于人的关注更加凸显了其受到了战国以来“人之发现”的思潮的影响。
但是，《史记》虽然在内容上与《春秋》不相类似，但是在其精神上与《春秋》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司马迁在《自序》中就认为自己撰《史记》是为了继承《春秋》的道统。“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由此可见，《史记》与《春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邵晋涵认为“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董仲舒为公羊学大家，其春秋大一统论，天人感应等学说对于司马迁作《史记》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春秋》之“义法”也通贯于《史记》之中。所谓“义法”，方苞认为“‘义’乃‘言有物’（《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法’乃‘言有序’（《易·艮》：艮其辅，言有序。）”《史记》在行文中同类相合，以时间为序进行结构，同时暗喻褒贬于行文之中，通过直书事情，于叙事之间自然地表现善恶，也自然的表达褒贬。而这种以史事述褒贬的作法也为后世史家所继承。
从上述《史记》的学术源流和与《春秋》的关系可以看出，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或许并不存在明确的著史企图。在经史不分，经子不分的时代，《史记》带有了较为明显的子书性。一如章学诚先生所言“《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首先，其子书性从《史记》之名便可看出。《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是后人所改的名字。“子长述先人之业，作书继《春秋》之后，成一家之言，故曰《太史公书》……《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非子长著书之意也。”战国时期，学者著书大多以自己的名号为书作名。如《孟子》、《老子》、《韩非子》等等。司马迁既然名之为《太史公书》，其子书性质甚明。
其次，从其任官之职上也能看出《史记》的子书性质。司马家所承世官为太史令，名为“太史”，实际上并不掌管历史记述，而只司记录天文星历。《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由此可见，记述历史并不是司马迁的职责，正如王国维先生的论断“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记载，故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之后，其为私家著述甚明。”
最后，《史记》的子书性还体现在司马迁的著书目的上。《史记》一书有着明显的总结战国以降各家学说的特点。战国末期以来，总结战国及之前的学术成果成为了一种风尚，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吕氏春秋》。《史记》在体例上与《吕氏春秋》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其成书目的上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正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言“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要撰述一部历史著作，他只是在撰述这些人和事的时候采用了历史著作的形式。”《史记》希望以时间和地域为经纬，囊括战国以来所有的知识，结合自己的学识与观点，形成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这种“成一家之言”的著书目的在其《报任安书》中有明确的表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总而言之，《史记》从外在内容上看深受战国学术的影响，从内在精神上看为继《春秋》而作，其书之目的在于总结前代学术，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探求古今变化的过程与终极真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图为《史记》书影
二
纬六经，缀道纲：《汉书》为后世立法
《史记》之后，中国史学界又一部具有对后世著史影响深远的著作是班固所作《汉书》。虽然二者均为正史，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论是叙述手法、传记编排还是著史目的，《史》《汉》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转向。下文分论之。
前文已经提及，在汉代，经史之间还没有分离，史学的发展无疑会受到经学的影响。而在两汉之间，经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变化，即古文经学的兴起。西汉是今文经的时代，五经博士均为今文经。但是在东汉，古文学兴起，治古文的大家频出，如大儒马融、郑玄，都是以研究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史记》取法《公羊春秋》，受今文经影响较深；而班固出身扶风班氏。东汉时期扶风是古文经重镇，大儒贾逵、马融都是扶风郡人，因而即是班固不是古文学家，其作《汉书》也不免会受到古文经学的影响。今文学强调“微言大义”而古文学则更加看重对于经文本身的运用，而这种今古文学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反映在了《史》《汉》之间叙述手法的差异上。《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有这样一段描写“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而在《汉书》中将之删去。司马迁在《自序》中曾提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观点，而这段文字从历史记述的角度看是可有可无的，应当为“百家杂语”的范畴。司马迁将这一段内容记录入《项羽本纪》中，体现了其对于原始资料的忠实。且由于今文学强调“微言大义”，这段文字对于“微言大义”的表现并无明显影响，故而保留了材料的原貌。《汉书》则不然，古文学重训诂考据，以《春秋》为著史内容的纲领，其记述事情较为简省，因而《汉书》中将这一段完全删去。《史》《汉》间类似的差异还有很多。而这种模仿《春秋》著史的现象在东汉以后更为明显：“谯周撰《古史考》……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干宝撰《晋记》，至于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自晋以降，喜学五经。”
而从列传的顺序编排到著史目的，《史》《汉》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差异。《史记》中各外族列传排列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匈奴与南越列传之间混入了卫将军和平津侯两传，而在西南夷与大宛之间则混入了司马相如、淮南衡山、循吏等传，正如金人王若虚所言“《史记索隐》谓《司马相如》传不宜在《西南夷》之下，《大宛传》不宜在《酷吏》《游侠》之间，此论固当，然凡诸夷狄，当以类相附，则《匈奴》岂得在《李广》《卫青》之间乎？”但《史记》这样的安排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李广与卫青能传名后世，得益于汉匈战争；司马相如有“当泸沽酒”之典故，其沽酒之地临邛便位于巴蜀，也是汉时西南夷活跃的地区。由此观之，司马迁如此安排体现了其“同事相合”的编排原则。
而《汉书》则不然，（《汉书》类传目录如上图所示）其类传顺序的编排体现了严谨的儒家伦理秩序。从《儒林》到《佞幸》，这些都属于我族范畴，而地位由《儒林》到《佞幸》依次递减；从《匈奴》到《西域》，这些都属于异族范畴，同样按照其地位排列。最后一传为《外戚》是为了与紧随其后的《元后传》、《王莽传》想衔接，体现西汉到东汉朝代的更替。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汉书》对比于《史记》而言有着更为明显的规范性，类传顺序的编排也体现了经典的儒家秩序。而二者之间的这种不同则充分体现了《史》《汉》之间著史目的的转向。
《汉书》撰述的目的班固在《叙传》表述的十分明确“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候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这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旨趣明显不同。宫崎市定先生认为《汉书》实际上是一部“当代史” ：“《汉书》却是把西汉的历史当作当代史来书写。在汉代人看来，汉王朝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光芒四射，有着至高的权威。而且汉王朝把儒学定为国教，用儒学思想来指导国民是其基本国策，因此，广大这一国策就是班固最大的责任。”而胡鸿先生对此也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汉书》虽为史书，但‘纬六经，缀道纲’意味着史事的过程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重要的是通过讲述兴衰成败和褒贬善恶贤愚来阐明儒学的大道，如同汉代人相信《春秋》为汉立法一样，《汉书》也想为后世立法，借助对西汉历史的阐述和评判，为后世留下一个理想帝国的评判。这个典范只能是相对静态的，甚至永恒的理想秩序。”
图为胡泓所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书影
综上所述，《史》《汉》二书在史法、传次编排和著史目的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著史传统在《史》《汉》间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史记》那种“成一家之言”的著史风貌逐渐为班固“为后世立法”所取代。《汉书》在现实生活中“为后世立法”虽然失败了，但在著史传统上，后世正史编纂大多以《汉书》为蓝本，也可以称的上是“为后世立法”了。
三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直笔到笔削
由汉至唐是中国传统史学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史家著作的出现，史学逐渐与文学和经学分离成为独立的学问，其才能在《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中占据一部之地。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著史传统又发生了新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著史目的上。
不论是《史记》还是《汉书》，著史目的中包含着的“利己”色彩都较为淡薄。荀悦在《汉记》中叙述著史目的时也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并没有提到对于著史者的“利处”。但是，在汉唐之间，著史者著史的目的渐趋个人化，既不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也乏“为后世立法”的想法，而是想让自己“没而不朽”。常言道“立功、立德、立言，此之为三不朽。”，而著史在当时人看来是立言中的捷径。晋人王隐就认为“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甚至产生了借用他人史著提高自己名望的行为。“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在这一阶段，由于南方门阀社会与九品官人法的存在，大量寒士从事历史著述，但其目的大多与渴望自身名垂后世的“立言”目标有关。
在唐朝，历史著述进一步丰富，并且出现了史评与史论，其代表为刘知幾的《史通》。这一时期，官方著史与私家著史同样盛行，史书的编纂者也多为一时之选，且往往由宰相兼领正史编纂的监督者，正史编纂逐渐规范化。
而到了宋朝，历史著述传统又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内藤湖南先生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了唐宋之间存在巨大飞跃的观点，认为从唐到宋经历了一个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官僚政治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宋以后的历史著述，下文将以《资治通鉴》为例，探讨这一时期历史著述与《史》《汉》间的差异。
图为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像
《资治通鉴》的撰写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之事，为君王施政提供借鉴。其书得名也来自于宋神宗阅后的评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可以说，《通鉴》的阅读对象是施政者，也就是君王，其作用在于“资政”。这与《史记》《汉书》的著史目的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史记》《汉书》虽然也有着“资政”的作用，但并未明显表露，而《资治通鉴》则反映出在中国历史演进到近世后，由于君主专制的加强，史家著史的资政意识在逐渐觉醒。而这一意识的萌发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史书记述中史法的转变，概言之为直笔逐渐走向笔削。
所谓“直笔”，内藤湖南解释说是“在直书记录的过程中自然地显露褒贬”，而笔削则是对史事进行剪裁取舍以达到对某人或某事进行褒贬判断的目的。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认为司马光著《通鉴》“虽然有着明确而又强烈的用世意图，却没有过分刻意地运用所谓《春秋》笔法，通过“书法”辞例来体现其褒贬意愿，而是重在史事的剪裁取舍，试图通过具体的史事，来说明其国策人格的是非高下”。与司马光共同编纂《资治通鉴》的学者刘攽也对温公编纂有一定的批评，认为其与古代著史传统不合。“古者为史，皆据所闻见实录事迹，不少损益有所避就也，谓之传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讳国恶耳。夫《春秋》圣人所特作，以见一王之法，不当引为史例。然其讳国恶，犹但使显者隐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为藏匿，使不可知也。”大儒朱熹也认为司马光“凡与几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
而从材料来源看，《资治通鉴》又与《史记》有相似之处，而与《汉书》相异。《资治通鉴》的材料来源非常广泛，“在实录和案牍一类的表面材料之外，也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与《史记》的“整齐百家杂语”颇相类似，甚至为了表现汉成帝的荒淫，采用了“情色小说”《赵飞燕外传》中的资料以达到“资政”的目的。
而《通鉴》这种做法在宋代风行一时，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新唐书》时也往往采用小说家言，甚至自夸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但这种做法同时带来了对史事真实性的误判，也无怪吴缜评价《新唐书》的重大失误在于“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了。
总而言之，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宋代史学著作有着较为明确的“资政”目标，而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宋代学者在扩大收集史料来源的同时也多采用笔削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一定的增删，这与《史》《汉》以来直书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四
结语：中国的著史传统
名垂青史是古往今来有志者共同的理想，这也反映出了历史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四千多年始终没有断绝，著史传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著史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朝有一朝的历史，一朝有一朝的史学，从“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到“纬六经，缀道纲”的《汉书》，再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政道”的《资治通鉴》，中国的著史传统在继承前代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生着革新。而一代代著史者也用史笔默默记录着中华文明，叙往事，思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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