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文章为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文摘，书籍信息可参看每日一书。
韦伯在文中详尽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学研究的任务、目标、方法和概念工具所持有的观点，同时也将他的理论思考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一“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是“理性主义”的， 当然，韦伯也会强调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具有理性主义偏见，也不表示它真的相信，在现实中理性也许起主导作用，它只应当被理解为社会学的研究手段。此文所阐释的诸多观点和概念是我们理解和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甚至也是理解和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
适逢韦伯百年祭辰，“保马”特此推出纪念专栏，藉以重温并思考韦伯留下的思想遗产。感谢译者胡景北老师授权保马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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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概念和社会行为的“意向”概念
文 | 马克斯·韦伯
译 | 胡景北
社会学指的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就社会学这个具有多种含义的常用词在本书中的意义来说），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包括外在的和内心的行动，以及不行动或忍受），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社会”行为则表示，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
方法论基础
1. “意向”在这里指的可以是：（1）一个行为者在某一具体环境下主观上实际持有的意向，或者一群行为者在特定的一系列事件中平均或近似持有的主观意向；（2）在一个思维构造的纯粹状态里，被视为典型的某个或某些行为者主观持有的意向。意向是否客观上“正确”或者是否能够被形而上学地论证为“真”，在此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如社会学和历史学，与研究行为的各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学科如法学、伦理学、道德学、美学等不同，后者试图研究的，是其对象的“正确”或“有效”的意向。
左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康乐 简惠美 译
左下 Kensington Publishing出版社，2002
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胡景北 译
2. 有意向的行为，与（如我们希望在这里说的）单纯反应性的、无主观意向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确定的界限。与社会学有关的行为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纯粹习惯性的行为（见下文），就处在两者的界线上。在人的心理生理活动中，有时根本就不存在具有意向的即可以理解的行为。还有些行为的意向，只有专家才能辨认出来。神秘的从而无法适当用语言表述的行为，对于那些不能产生这些行为的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反之，把特定行为产生出来的能力，不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前提条件。“不是恺撒的人也能理解恺撒。”要明确地理解一种行为，完整的“行为重现”是重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条件。在一个行为过程中，可理解的部分和不可理解的部分常常混在一处、连成一体。
3. 所有的说明，就像整个科学一样，都希冀“明确”。明确的理解具有的特征或者是理性的（因此是合乎逻辑或者合乎数学规律的），或者是可设身处地领会的（情感的，艺术上可感受的）。在这里，理性的特征表示，对人的某一行为来说，它所具有的全部意向都被完全、透彻地理性化理解了。可设身处地领会的特征则表示，这一行为所具有的全部感觉世界都被重新完整地想象出来。理性的理解，即对行为意向的直接和清晰的理智把握，能够实现的最高层次，首先是在数学或逻辑中，对逻辑判断关系上互相关联的意向结构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在思维中或论证中使用算式 2×2=4 或者使用勾股定理，或者他根据我们的思考方式“正确”地表述他的全部逻辑思路，我们将完全清楚地理解，他的意向是什么。同样，如果他根据被我们视为“已知”的“经验事实”和他所宣布的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在他的行为中获得由他应用的“手段”所明确引出的后果时，我们也将完全清楚地理解他的意向。在关于这类有目的的理性行为的说明里，我们对所应用手段理解的明确性，已经达到了最高程度。在较低，但能满足我们说明欲望的明确性程度上，我们理解我们可以亲身体验的，或者可以设身处地领会其发生过程的“错误”（包括“纠缠在一起的难题”）。相反，我们常常不能完全、明确地理解，某个人的行为所实际依据的一些最终“目的” 或“价值”。在特定情况下，我们虽然可以理智地把握它们，但同时，这些最终价值与我们自己的最终价值差距越大，我们就越难通过自己设身处地的领会，来感同身受地理解它们。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往往只得满足于用理智来说明它们。在这一点也无法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把它们作为事实来承认，并由此出发，最大限度地找出可以理智说明的，或者可以近似领会的意向，使我们能够理解可能由这些意向驱使的行为的过程。这类行为的例子有：在那些根本不信宗教的人眼中，宗教和慈善人士的倾心奉献；或者，对那些根本拒绝理性的人来说，极端的理性崇拜者（“人权”）的行为。对于实际的感情（如各种类型的恐惧、愤怒、雄心、羡慕、嫉妒、爱恋、激动、骄傲、报复、崇敬、奉献或追求），对于由这些感情导致的、从理性合目的行为角度观察而认定为非理性的各种反应，我们自己越是能亲身感受，我们就越能在情感上确切地重现它们。但无论如何，即使这些感情和非理性的反应，绝对地超出了我们自己可能有的程度，我们也能够领会性地从意向上理解它们，并理智地估计出它们对行为方向和行为手段的影响。
韦伯在劳恩斯坦城堡（1917年）
所有非理性的、受感情支配的意向关系都指导行为。从构建类型的科学角度出发，研究和描述这些意向关系的最清晰的方法，是把它们看成从假想的合目的的纯粹理性过程的偏离。例如，在解释“股市恐慌”时，可以根据解释者的目的，一开始先确定，没有非理性因素时股市将怎样运行，然后再把那些非理性因素作为“扰动”考虑进来。同样，在研究政治或军事行动时，亦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先确定在所有情形和参与者的全部意向已知，所有参与者都严格按照理性原则，即按照对大家都适用的经验使用各种手段时，这些政治或军事行动会怎样展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偏离纯粹状态的行为，按照因果关系归结到造成了这些偏离的非理性上。因此，把严格的目的理性行为构建为一种类型（“理想类型”），从而把现实的受到各种非理性如感情、错误影响的行为，视作对在纯粹状态下预期会出现的行为的偏离，将有助于社会学在理性基础上，明确地和无歧义地理解这些行为。
《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仅仅根据这一方法论的合目的性，“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是“理性主义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具有理性主义偏见，也不表示它真的相信，在现实中理性也许起主导作用。它只应当被理解为社会学的研究手段。事实上，这一研究手段本身，没有就理性考量究竟对实际行为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作出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判断。（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不适当地使用理性主义解释的危险。遗憾的是，全部经验证明，这种危险确实存在着。）
4. 无意向的过程和事物可以成为人类行为的诱因、结果、促动或障碍，并进入研究人类行为的所有科学的视野。在这里，“无意向”不能等同于“不可体验”或“非人的”。人造的或人加工过的每一物体，例如“机器”，只有通过制造或使用它的人类行为的意向（不管这些意向的目标是如何相异），才能够被说明和理解。不了解这些意向，就根本不能理解机器。对机器的理解在于把握人类行为与把机器当成“手段”或者“目的”的人类意向的关系。意向事先便浮现在行为者的脑海里并指导他的行为。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墓志铭上半句：“尘世一切皆寓言。”
只有通过这样的思维，我们才能理解机器一类的物体。相反，如果一个行为或者状态，无论它能否被人所体验，无论是人的或非人的，只要它不具有被说明的意向内容，也就是说，只要它还没有与人行为的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而只是作为人行为的诱因、促动或障碍来描述，它就是无意向的。例如，13世纪末道拉（Dollart）海湾海堤的大决口，引发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人口迁移，因此（可能！）具有“历史”意义。人的生老病死规律和生命的有机循环，例如从儿童的幼小生命到老人的体衰力竭，更是无意向的事实。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类都在自己的各种行为中，以不同的方式考虑到这些事实。因此，它们对社会学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另一类无意向的行为是不可理解的心理学或心理生理学现象（如疲劳、锻炼、记忆等，以及在某些赎罪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特别的虔诚，在速度、方式和方向等方面不同的各种反应的特定差异等）。理解性的研究在处理这些现象或其他不可理解的事物时，将和实际行为者的做法相同，即把它们当成“事实”来接受，并在研究中注意到它们。过去，人们极少发现，具有特殊意向的行为也有着不可理解的规律性。也许，将来的研究能够作出这样的发现。例如，如果并且只要统计资料能够充分证明，人的生物遗传特性会影响人的社会学活动方式，尤其是影响人的意向与其社会行为方式的联系，那么，社会学便应当把人的遗传特性（“人种”）差别，当成给定的事实，就像它把人的生理特点如饮食需求方式，或者把衰老对行为的影响方式当成给定的事实一样。当然，揭示这些事实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说明性地理解具有意向的人类行为是社会学（以及所有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的任务。这一任务不会因为我们把一些现象视为给定事实而有丝毫的减轻。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事实（例如特定行为目标出现的频率或者典型行为的理性程度，与行为者的脑容积、肤色或其他总被指出的生物遗传特点之间的特别联系），社会学家则把它们纳入到可理解性地说明的动机关系的某些环节上。就像我们今天在社会学里常常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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