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弢师,1988年 今年的春天来得真早,但先生已命归黄泉;想起先生的晚年,每天从早至晚,独坐灯下,苦思冥想,写作不辍;想起他病中的生活,每日顽强地挣扎,时好时坏,充满了痛苦与渴望,仿佛一个孤独的、注定要失败的登山者。我默默地想:或许只有在死亡的深渊中,他才能得到休息。先生不是他所喜爱的魏晋名士式的人物,而是一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虽然他的心底里荡漾着浪漫的诗意。不止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说到高兴处竟摇头晃脑地背诵戴望舒、徐志摩、孙大雨等现代诗人的诗,那声音洪亮又带着浓厚的镇海乡音: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我知道,先生的心里从未失去过对遥远的生活的幻想,他不自禁地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不过先生又总是立刻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他自己说,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他离“天上的花园”远了一点,他的脚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和农民父兄们一同熬煎着苦难。在剑桥访问(1983年)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徐志摩,几乎为志摩的诗的想象所覆盖,但静下一想,却又觉得志摩“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他吟味着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又觉得在历史的重轭下不该如此的轻松洒脱。我私心里觉得,先生活得太累,牵系于中国、于现世的太多,这于他的诗情、他的学者生涯的充分发挥未必都是益处。当我看着先生那样认真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参加各种会议时,当我发现即使焦唇敝舌也不能劝阻他写那些与现实相关的短文时,当我发现到了晚年,他的性情变得急切而且更加直言不讳时,我每每地觉得他太认真。举世滔滔,奔走相竞;清流浊流,何时能分?有时我真想问一句: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 先生那时是不会回答的,但现在,我想先生一定知道答案。不过,我忍不住地问: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我听不到先生的回答。但我知道先生生前时时是忧郁的,虽然他总是面带微笑,声如洪钟,不失学者的优雅风度。记得是在1988年的年底,我陪先生住在宾馆里写《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每晚躺在床上,在暗中听先生讲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的寄人篱下的少年,他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数倍于人的艰辛,以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掌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经历,当说到朋友间的友谊和失和时,我感到他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隐痛。在黑暗中,我看着先生斜支起身体,声调变得急切而复杂;我知道,我太年轻了,年轻到一句话也说不出的程度。我也向先生谈过我对生活的想法,不想先生却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复杂,这才知道心中存着天上的乐园的我,其实更深地、几乎是宿命般地陷于现世的泥淖。先生事后给我写了封信,说: 昨天谈话,我觉得很好,可以增进彼此了解,我似乎觉得连心也贴近了一步。我至今还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你对问题不随便放过,这当然是主要的一面,但什么使你有这样习惯的呢?我年轻时性格内向,喜欢沉思而不多开口,原因是多年来一直寄人篱下(我从14岁即寄活别人家里),不得不时时约束自己。你呢?为什么会有那样奇特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有社会感和时代意识而生在中国(包括大作家、大诗人)的人,要不忧郁、孤独,实在困难(你看,我仍不免要提及时代)。时代如此,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的确比现在一般研究者所说的要深刻的多,但千万不要将他放在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我想你是不会的,你没有忘记他对悲观绝望的反抗。 可是,先生,您在病倒之前,为什么又那样迷惘呢?您分明地说:您一生中有过许多挫折,几入绝望之境,但您终于没有失去过信心,而现在,您却有些理不清头绪了。其实我自以为是理解的。您不是说过:一个生在中国而又有社会感、时代感的人,要不忧郁、不孤独,实在困难么?倘若这人的心底里又追念着那个永远不能抵达的荒芜的花园,那么他将承受怎样的内心的折磨——不单是对现世的感受,而且还有内省时的痛楚? 晚年的先生时时说起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在我的记忆里,那声调总和他诵读《乐园鸟》的抒情的声音缠在一起。也许这两种情境都来自一个经历了现世苦难的人面对天国时的虔诚。我知道,对于死,先生是坦然的。他说过,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而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 先生又一次提到了“火湖”这个圣经上的词,那英文是: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66年前,唐弢先生曾被他的英国老师勃朗夫人叫起来分析这个句子,而学校外面正响着紧密的枪声。年轻的先生用不很纯粹的英语答非所问地说: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们的名字呢?题在生命册上了吗? 也许我能理解,先生为什么总是不能克制地写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应景”的文字,而终于没有完成他个人处心积虑的愿望——他的鲁迅传和文学史。因为,六十余年来,那“火湖”总在面前,烈焰在他前后激荡,他怎能那样静穆地在生命册上从容刻写他的名字呢? 但我心底里还有一个冷酷的声音:这是先生的不幸,但不幸的不只是先生。 今年1月4日的傍晚,我突然接到若昕的电话,告以先生已于上午仙逝。我站在路边电话亭的高台上,听任冬天的寒风吹拂,心头的记忆却怎么也连不成片。为先生的丧事和纪念活动而奔波,劳人碌碌,回忆却如冬天的枯草一般僵卧着。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开得隆重,那么多师友写了文章,先生的四十余本著作俱在,我又何必多言呢?直到听说有人指责先生晚年培养的博士生并非“接班人”而是“掘墓人”时,我的记忆才如越冬的枯草一般苏生过来,像是要藐视那些匿名的孱头们。但记忆依旧是零落的,就像鲁迅先生形容的那样: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鉴赏家的眼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