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独立写《疯癫与文明》的导读的一个尝试，之所以称之为非导读是因为自觉无力导引，写是希望加深理解，也希望被批评纠正。一遍读下来，一知半解，大多不解，甚至时有“《疯癫与文明》大概是疯子写的”的疑惑。但是在韦伯的怂恿下，我克制住不蜷缩回安全的相对主义的小角落，而是有（adopt）一些确定的、实在的(substantial)、可被攻击的观点。隐约感觉“疯癫”与“文明”间侧重应该在“文明”。而副标题“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的“史”字也至关重要，福柯在这本书里的史学家冲劲是明显的，对于他不拘一格的方法评论家们褒贬不一。虽然有很多让人激动的语句，但未做纯摘抄，生怕一叶障目，止步于轻易而错误的满足。若理解有误，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另外由于兴趣，我会侧重于福柯对于疯癫与文明思想性的洞见，而非史料分析/疯癫的病理学分析等。统治当下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即，不疯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帕斯卡语）。[1]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把疯癫与理性严格分开，使非理性以沉寂的姿态臣服于理性，理性用冷酷的语言替疯癫进行居高临下的独白，关于疯癫的话语其实建立于疯癫的沉默之上。理性与非理性自区分之日起得以交流（“交流”需要两个distinct的主体），通过交流得以区分，又在区分和交流中彻底割裂[2]（真正的交流其实自区分之日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理性一人分饰两角的傲慢的滔滔不绝）。福柯想探究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起点和运动轨迹[3]（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分是如何发生的/非理性走向沉默的历史）。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确定一个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尚未判然分开的领域，那时（即在历史上寻找这个领域存在的时间）它们浑然一体、相互依存、[4]以类似未饱和盐水中盐和水的方式交流（而不是类似于油和水，明确区分，从杯口看只有油没有水，就像理性的威严掩盖沉默的非理性）。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史可分为3个阶段：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17世纪起）、20世纪后。中世纪末，麻风病退隐，而依附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留存了下来。麻风病人作为上帝愤怒和恩宠的表征被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又被这个圈子所排斥。“遗弃就是对他（麻风病人）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5]这种纳入-排斥对立统一的结构将在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身上得以延续，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6]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想象的和真实的“愚人船”。这种船将疯人带走、净化（这与欧洲人对于水域的观念有关）、丢弃和囚禁在渡口——“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之间的不毛之地，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7]疯人的航行在西方文化里与很多古老的动机有联系，可是在15世纪的文学绘画中才突然兴盛，原因是一种“巨大的不安”。[8]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对疯癫的鞭挞变成了普遍的批判方式，而疯人似的角色经常是真理的揭露者；在学术作品中，疯癫（或愚蠢）也与真理联系愈发紧密。“死亡”的主题笼罩着中世纪，而在15世纪的后期，这种巨大的不安向内转，对生存本身虚无的嘲讽戏谑取代了对肃穆死亡的恐惧。“头脑将变成骷髅，而现在已经空虚。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9]哥特象征主义衰落了，意义自我繁衍。“事物本身背负起越来越多的属性、标志和隐喻，以致最终丧失了自身的形式。意义不再能被直接的知觉所解读，形象不再表明自身。……这为梦幻开辟了自由天地。”[10]“形象不再具有说教的力量，而是具有迷惑的力量。”[11]通过疯癫意象起作用的魅惑是1）动物是人的秘密本质，揭示人心中的无名狂暴和徒劳的疯癫，2）疯癫就是知识，被天真的愚人掌握，而这是被禁止的智慧，3）疯癫使人面对世界隐秘的必然性，关于愚蠢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12]、同一时期，文学、哲学、道德方面疯癫题材与上述不同。疯癫是邪恶的，肤浅的，不蛊惑人的。知识与疯癫的联系不在于疯癫可以揭示知识的奥秘，而因为知识本身就是荒谬的，疯癫是对杂乱无用的知识的叛逆。学问本就是疯癫，那么反学问的疯癫就更接近于真正的知识。疯癫不与现实世界的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相联系。“没有抽象的疯癫只有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疯态。”[13]疯癫揭示人所能感知的关于自身的“真理”。15世纪的文学里主要的带批判性的疯癫形象有：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表现了15世纪的悲剧性疯癫体验，疯癫无法回归理性，只能导致痛苦或死亡。然而在17世纪的早期文学中，疯癫告别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所安排的终极地位，从“尾”到“中”，并且认可了理性的复归。[14]疯癫并不是真正的惩罚，真正的死亡，从而丧失了严重性，变成了一种虚张声势。[15]但是疯癫的本质没有改变，疯癫因幻觉的登峰造极而更加强烈，而作者们往往可以方便地将真相含在幻觉中。就这样，疯癫抖落昔日威风，成为了理性的（从属）驯顺温和的（修饰）随从。愚人船牢牢地停在了人间，一个世纪后，“疯人院”的题材便出现了。“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16]“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个奇特的强力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17]这个强力就是大禁闭。从17世纪中期开始，疯癫与禁闭联系起来。禁闭是一种“治安”手段，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绝对的劳动要求，[18]最初是为了应对17世纪波及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19]在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的压迫功能和为被禁闭者提供促进民族繁荣的工作的功能结合起来（联系工业革命、劳动力需求、经济周期），吸收失业，控制成本，但是但从实用的角度禁闭作为措施应该是失败了的，[20]它更显著的意义在于强化某种劳动伦理。“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的感受还是与天马行空的想像联系在一起。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21]“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22]疯癫离开了文艺复兴时期想象的自由王国，被投入禁闭的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开始了漫漫长夜。[23]在所有非理性中，我们对待疯癫有特殊的感情。首先，禁闭的一个目的是避免丑闻和耻辱。古典时代出于耻辱将非理性的罪恶藏起来，而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公之于众的[24]（令人联想到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但疯人例外，疯人如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展览、（付费）参观。“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营造丑闻。”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疯癫从约等于非理性变成某种特殊化的非理性，从浑然的无所不在变成一个在理性的监督下隔着栅栏展示的东西，从人自身包含的怪物变成另一种奇特的动物，人类的兽性。[25]同时，在古典时代的眼中，疯人不是病人。[26]疯人回归兽性，如野兽般富有免疫力，也（被相信）只能用残忍的驯戒来驾驭。禁闭颂扬的正是这种兽性，又力求隐藏其他的非理性带来的耻辱。那么，福柯提问，疯癫在哪个方面表达了独特的意义呢？“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极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极限。正如基督的死使死亡变得圣洁，最充分体现兽性的疯癫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圣洁。……疯癫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此表明在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这个堕落的极点因神性的在场而受到赞美。这就是疯癫在17世纪依然在传递的教训。”[27]福柯在章节末尾用一段论述了“疯癫”与“非理性”在古典时代和现代不同的关系。但是我没有很懂，尤其不懂“与其他类型的理性主义和今天的实证主义相比，古典理性主义能够更有效地防范非理性的隐秘危险，后者正威胁着绝对自由的空间。”[28]
[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7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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