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而未学好草书，如同“行百里者半九十”，应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是因为只有草书才能把汉字的书写速度、节奏、韵律、动态发挥到极致。杨泉在《草书赋》中说：“唯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韩愈在《送高贤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汉代的赵壹《非草书》运：“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曹，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赵壹认为草书起于秦末。由于近百年来考古发掘出大量的竹木简牍和帛书，从秦末汉初的字体看，有些写得较为草率地隶书，有的偏旁已经与以后的草书相近，可以看作是草书的端倪。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得。从这种观点出发，我认为广义的草书先于广义的正书......故篆书时代有草篆，隶书时代有草隶，楷书时代有行草。隶书是草篆变成的，楷书是草隶变成的。草率化与规整化之间，辩证的互为影响。”
近代书法家王远认为：“盖草书之先，因起于草创，故称曰”藁“（《史记》：屈平属藁未定。《书法考》：卫瓘取张芝法......自杜操、张芝变藁法为章草，藁书乃微。）屈平（屈原）的藁书，大约与长沙、信阳、郭店等地出土的战国简相近。”
潘伯鹰先生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故是五代多言的事实。“草书是隶书的救急的、便利的、简捷的写法、这一套写法从产生、流行大批约定俗成而形成一种字体，自然应该在隶书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才有可能。现在能见到较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草书实物，影视一些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简牍，这些简上的有些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草书了，但是还夹杂着不少非草书的字，而且这一时期出现草字的简牍比例很少。西汉后期简牍中草书逐渐增多，大多仍是隶书和草书夹杂写，也有少数已经纯用草书书写了。比如元帝永光五年简，140余字几乎都是草书。
关于草书的本质，汉代赵壹说得很好，他说：“但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他埋怨“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旨多矣！”我们说，当把草字作为“临时从宜”的“手头字”夹杂在正体字中，自然可以尽量便捷简易；然而要它成为一种严格有法度的字体，为了区分写法相近的字，则必须在使篆的精微处加以区别，又要求得美观，这当然要用些心思，所以“云适伯遽，故不及草”的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
启功先生说：“草”，本是草创、草率、草稿之义，含有初步、非正式。不成熟的意思、在字体方面，又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无论时代，凡写得潦草的字都可算。但是狭义的，或者说是当作一种专门字体名称，则是汉代才有的。”
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书法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可见”草圣“的称谓，说明了人们对擅长草书的大师的崇敬。一副好的草书作品，需要有严格的草法、劲健的笔法、超凡脱俗的格调。可见写好草书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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