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概述】
【创作背景】
【历史影响】
【古诗讲述】
【艺术特色】
【古诗情深】
【思想内容】
【读懂古诗】
【古诗爱情】
[古诗概述]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这十九首诗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和《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
[创作背景]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但没有根据，后人多疑其不确。犹又如曹植《送应氏》描写过洛阳被焚毁后的萧条景象，而《十九首》的诗人眼中的洛阳还是两宫双阙，王侯第宅尚未然无恙，冠带来游宴如故，更何况洛阳未遭破坏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生。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一地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汉末建安之前几十年间。
[历史影响]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宫室等，曾一度霸据文学的题材领域，让位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
二、它是汉代诗歌由汉族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并出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
四、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中国汉族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情致与才藻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古诗十九首》完美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因此，后世凡是遇到形式主义诗风抬头，进步诗人总是将《古诗十九首》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古诗十九首》在诗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然而因为《十九首》的作者与劳动人民毕竟有一定距离，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够宽广，它的诗境又主要表现为蕴藉含蓄一路。因此当后世出现在思想史上直指现实，激切锋利；或在风格上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作品与流派时，一些保守的诗人与评论家又都拉起《古诗十九首》这面大旗，作为它们反对诗坛上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
《古诗十九首》的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作者愤于现实，又往往以颓废放荡来作对抗，这也落了后世某些逃避现实的诗人之口实，在这些方面，它又表现出消极的影响。
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古诗十九首》，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它指的是时间而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这时候玉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方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方位。夜深入静，星月皎洁，再加上“促织”、“白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一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又把指方位的“孟冬”解释为真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矛盾。而为了解释这个矛盾，他又搬来了“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所谓“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只是把十月当成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十月为开始，虽然是一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十月”。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高祖元年叙事到“春正月”的时候，曾加以注解说：“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谓建寅之月为正月也，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岁首虽异，而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首，未尝改月号也。”这些话足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十九首》中有西汉之作的一条最有力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我以为，这十九首诗无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用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而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中所表现的一部分有关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之人生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音。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一段时期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刚才举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终于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这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有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 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平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刚才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我不久前曾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下一次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习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现在我们就要注意，把你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属于什么方法?我以前讲过，是“赋”的方法。所以你们看，《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中国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另外，刚才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就是我在前边说过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叶嘉莹
贰／艺术特色
摘 要：《古诗十九首》文辞醇厚、意境悲远，堪称“一字千金”。本文从东汉特殊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对其艺术特色的考察，揭示出《古诗十九首》作为诗歌自觉时代伐山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创作背景；艺术特色；地位
《古诗十九首》温薰着先民原始而朴素的气息褰裳涉溱而来，“深衷浅貌，短语长情”，以其美丽而悲怆的唱咏，或天真直率或含蓄蕴藉地传达着清琼自然、托情高介的古人之思。它擅长于抒写哀乐，摆脱了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的桎梏，开始转向思考现实人生，与《诗经》、《楚辞》桴鼓相应，堪称五言滥觞，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古诗十九首》的创作背景
《古诗十九首》源起于梁齐之间，那时流传着一些汉魏以来的古诗，据钟嵘《诗品》所云“陆机拟十四首……其外四十五首”，可知当时至少有五十九首之多。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编《文选》，从这些无名散佚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作为一组诗流传至今。对于这十九首诗创作的时代问题，学界多有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创作时间为东汉末年。对创作背景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有利于寻根振叶、沿波讨源，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
东汉末年政治局势恶化，文人的观念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经学成为汉代意识形态的根本，发展到明帝时代，师道与君道甚至有了同等的尊严。和帝以后，连续几个幼主当政，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士人原先的仕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要入仕便要依附权贵，使得此前以道为重，注重气节、操守的意识受蒙受极大的冲击，此外，汉末争激烈的政治斗还影响到士人生命的存亡。由于正统价值体系被怀疑乃至摒弃，诗人们失去了原来的赖以自立的精神依托，以肉体凡身真实地感受着人生的一切，在与严酷社会现实的激烈碰撞中迸发出对生命变易、时序流逝的感伤，对灾难不幸的忧虑，对世风浇薄的愤怒。
作为东汉末年成熟的作品，《古诗十九首》在人生、艺术观念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5]，这与动荡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在两汉正统的意识形态下，对世俗感性生命的正常欲求变成非仪失节，而《古诗十九首》开抒述自我之端，率先打破两汉文坛的沉寂，尽情叙写离愁别怨，提出生民佚乐的价值追求，“这类思想是庸俗而粗野的，它的气质是浪漫而颓废的，但其中却蕴藏着一种现实的积极因素”。
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一）《古诗十九首》的修辞手法
《古诗十九首》创作于底层文人之手，语言上也就处处带有文人诗的色彩，同时也是质朴而生动自然的人民口语的集中和提高。首先表现在五言句式的运用上。
五言句式与《诗经》以来的四言句式相比，结构上，改变了两个字为一步音重叠起来的范式，上一音步是两个字，下一音步却是三个字，两步音参差交杂；节拍上，用奇变偶，比音节板滞的四言体更具表情达意的优势，以其句式的生动性和灵活性，更适合于诗的语言。《古诗十九首》很多诗句脱胎于《诗经》，但比原句更见优柔善入、音韵美好。如《行行重行行》中“思君令人老”演化自“维忧用老”而稍加变化，诗句力量却增厚数层；“明月皎夜光”源自《诗经.月出》篇：“月出皎兮”，音韵更见和谐悦耳；《西北有高楼》中“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与《诗经.邶风.柏舟》篇末“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句，句意相似，蕴涵的悲切更见真挚、具象。
作为一组演化自民间歌谣的歌诗，回环复杳是《古诗十九首》的生命，通过这种结构，诗人建筑起诗歌的体格，请看《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倚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兵燹遍地的动乱社会，别离的声声恸哭被反复摹写，成为诗歌典型意象之一。该诗不拘囿于刻画离别，透过泣血诗句仿佛能令人看到一个烽烟四起的时代。本诗通过很多复杳的句子具体刻划出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书写出这一动乱时代所带来的人生悲哀：“相去万余里”、“道路阻且长”、“相去日已远”，三句反反复复强调距离的“长”与“远”，情感层层推进，将离别之悲渲染到了极致。
《古诗十九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叠字的使用。善用叠字可以使诗歌“复而不厌，赜而不乱”，但连用叠字容易显得单调。《青青河畔草》一首的叠字用法历来受评论者称赞。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诗的前六句连用叠字，园中“青青”的颜色、“郁郁”的生态，闺人“盈盈”的仪态、“姣姣”的丰采、“娥娥”的粉黛、“纤纤”的玉指，看似随意的语词，无比精准地直指事物本质，以轩豁的表达还原其本来风貌。诗人在完成了这样的细致描写之后，突然掉转笔锋，把她的身世经历、生活情感概括在最后四句里，这种帷灯匣剑的手法给读者异常爽朗鲜明的印象。运用叠字能够破除沉冗，简洁而有力地折射出意志、神情，同时极富回环复杳的音节之美，《古诗十九首》中叠字使用颇为成功，通过语言的选择、运用、组织和安排，使诗的形象丰富而生动。
（二）《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方式
《古诗十九首》在抒情方式上载誉颇丰，胡应麟赞曰：“《古诗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词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志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钟嵘提出，得风人之旨是其主要的艺术风格，他认为“其源出于《国风》”。以上举《行行重行行》为例，时空意识与深挚之情回环复杳，一句一情，一情一转。含情之妙，不见其情；蓄意之深，不见其意。同样的作品还有《凛凛岁云暮》。这首诗是对梦境的描写。时值隆冬夜静，思妇未眠前的相思迁延入梦，迷离恍惚间若有所失，她触景生情，由情而思，由思转疑，由梦而感。全诗在展示空闺思妇情感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深得婉转曲折之美。
《古诗十九首》均为抒情短章，诗人以简练的笔墨，通过展现主人公情感曲折变化的全部流动过程，描写出一种深婉的情致。它们不事雕琢，一派烂漫爽直，呈现出“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感，
（三）《古诗十九首》的诗歌形象
关于诗歌形象，清代沈德潜概括道：“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 《古诗十九首》中包含游子思妇、积极入世、人生无常、友情薄凉这四类诗。诗人善于撷取叙事文学中对典型细节的捕捉，通过典型的具有包孕的细节真实，具体而又生动地展示主人公的感情活动，写出“悲莫悲兮生别离”的离别之苦、奄乎短促的“人生如寄”之感、闻歌而心感的对朋友知音的渴求、“沉着痛快”的怨怼之辞。请看：《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
围绕居者与行人何为第一视角的问题，本诗颇受争议，刘履曰：“旧注李周翰以此为妇人之诗，谓‘其夫客行不归，忧愁而望思之也’……今祥其词气，大类妇人”，诗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位独守空闺的思妇。通读全诗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备受别离摧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作者通过不寐、揽衣、徘徊、出门、引领、入房、泪下等动作细节的描述，如剥竹笋，一层一层将主人公的感情推向高潮，在其一连贯的动作之中展示出情感发展的全过程。能把心理状态刻画得这样细腻的作品，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
马茂元等人多把此诗当作游子解，张玉谷曰：“此亦思妇之诗，首四即夜景引起空旷之愁，中二申己之望归也。却从反边揣度‘客行虽乐，不如早归’，便觉笔曲意圆”，笔者认为笔曲意圆正是形象写作的至高境界，全凭读者的情感认知，不拘理解是否偏差，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这是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 。
三、《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于这组诗中生命意识的觉醒，评论者著墨甚多，刘熙载《艺概》中说：“《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感交集，诗至始，始可谓言之有物矣！” ，这组诗超迈畴昔，以深切的思考和率真的表达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远离诗教说，而以感性生命所具有的鲜活创造力对现实人生作了广泛的深刻的感受、思考与表达，因此具有一种十分可贵的拒绝政治教化要求的文学独立化的气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发展。
作为建安文学的肇始，《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阶段。从《诗经》、《楚辞》、楚歌到汉初乐府，句式还没有定型，在这样的情况下，《古诗十九首》终于从复杂曲折的道路把五言诗发展到成熟的境地，避免了文学创作走向僵硬。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不但从传统诗教中突围而出，强调个性化的抒情，而且革新了内容和形式。它既是诗缘情的自觉文学时代的肇始，更开风气之先，对文学的风格及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可以说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之路正是以此为契机的。这组诗是汉乐府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直接陶育了建安文学，为后世诗歌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佚名
叁／古诗情深
摘 要：《古诗十九首》历来为历代诗人们所推崇，不仅仅是因为其是千古五言之祖，更是因为《古诗十九首》以其传达的真情实感，人生之理践行着传统诗教观，更以其情深貌浅影响着中国诗歌含蓄隽永的诗风，为历代诗人树立质朴含蓄诗歌的典范。
关键词 ：真情 真理 情深貌浅
自梁萧统《昭明文选》编订以来，《古诗十九首》便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历经千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归结因缘，在于《古诗十九首》言千古士人共有之情，唱万年世间常祈之愿。背井离乡，出外所求，远行者思，留守者愿，《古诗十九首》以其简短质朴的语言，将这些情感在其中一一唱出，也难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之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赞其“一字千金”，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推其为“古诗第一”，并做出“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这样的评价，吕本中也在《吕氏童蒙训》中说“诗皆思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谓经千年而不衰，历代研究《古诗十九首》之人，以其独特的体验，给予其至高的评价。
一、《古诗十九首》之情通千古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的一首《游子吟》道尽了母亲对即将远行的儿子的万般牵挂与忧心，与之相反的，《古诗十九首》却从另一个方面写着离家远行的场景，或者游子思乡，或者女子思夫，但不论哪一种，都是远行之人避不开的牵绊，也因此《古诗十九首》才得以情通千古。
1.游子之心
《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是多情之人，游历在外，历经大都市的繁华，他们未曾消磨自己的心智，不管繁华的宴会多么奢侈，在外如何的风光，这些通通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无论何时何地，繁华中总存在着一丝落寞，这也是当时游学求官风气下所产生的人生体验。《青青陵上柏》中，繁华的宴会仍掩不住心中空虚，热闹的宴会中他感受到的是“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涉江采芙蓉》中的游子在他乡他路，想其所思之人，心中念着的依然是“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去者日以疏》中的游子面对时移事迁的社会，在愁思袭来之时想着“思还故闾里”，但最终却是“终归道无因”，是没办法回去，还是未功成名就而不能归家？《古诗十九首》游子思乡并无特定的场景，也只是在生活中某一瞬间的所思所感，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生活中最普遍最触动人心的瞬间。但是，诗中的主人公奔波在外，都带着一定的目的性，即追寻名与利，这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与期待。
其中最为特殊的当为《明月皎夜光》，诗中的主人公与朋友同是外出闯荡，诗的前四句“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都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时间的变化，下一句承接着“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很容易让人想到，从前携手同行的朋友如今飞黄腾达，本是一件值得高兴之事，却随着下一句“弃我如遗迹，不念携手好”，飞黄腾达的朋友并不记得志同道合的故交，整首诗也随着这一句事实真相急转而下，前面历经时间考验的友谊也成为一种叹息，在外的游子在经历了友情的背叛之后，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发出了“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的感慨。这种情感在《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中算是一种特例，也可以说是痛定思痛后的大彻大悟。
2.女子之情
《古诗十九首》中的女子是最普通的女子，也是离家之人的妻子，“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经历着世间最深沉的思念，这些女子在丈夫远离家乡的日子守着一份情，平淡的生活。《行行重行行》中的女子与所念之人“相去万余里”，在“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日子里，尽管“思君令人老”，但心中仍然对所牵挂之人寄予“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关心；《庭中有奇树》中的女子并未将自己的思念用语言清晰地表现出来，而最后一句“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便将主人公的连绵不绝的思念倾泻而出；《迢迢牵牛星》中的思念是最沉默的深情，无一字言情却处处皆情；《孟冬寒气至》与《客从远方来》的女子是行动派，他们的深情不在语言，不在赠物，而在对远行之人寄来的物品的珍惜，或者“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或者将有“双鸳鸯”图案的罗绮“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青青河畔草》中的女子是最爽朗的女子，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依恋，“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用最简洁的语言，刻画出不同的女子形象，同样的相思，同样的孤单，却有不同的反应。
不管是游子之心，还是女子之情，这些都是相思的两个方面，从两个人，两个地方，两种情感写出了人类最普遍的相思，后世之人，但凡远离家乡，但凡心有所思，但凡有着类似的经历，都会从中读出自己，感同身受，这正是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言“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有言“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古诗十九首》正是将“一时一事一意，约之止一两句，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愈发情深。
二、《古诗十九首》之意贯古今
《古诗十九首》感人之处在情，令人深思之处在意，情意的结合，使其能意贯古今。王夫之《姜斋诗话·诗译》“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十九首》将诗人之意寄于微言细语之中，传达的却是历经千古同守之理，也因此，《十九首》抒发的是中国诗人特有的情怀，是中国人特有的理念。
1.《十九首》中的恋家情怀
遍寻古诗，最不缺乏的是思乡之情，不管是大诗人李白，还是忧国的杜甫，又或者看透尘世的苏轼，每一位诗人身处异乡，历经坎坷辛苦，便将自己的愁绪寄语明月，传至心灵的家园——故乡。《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之祖”，不管是游子在外的思乡愁绪还是留守在家的思妇情怀，在《古诗十九首》中占据了绝大部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思还故闾里，欲归道无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游子的思乡是恋家情怀最直接的表达，而与之对应的便是思妇思君情怀的侧面烘托，对于远行之人的思念，深层流露的是对全家团聚的渴望，思归返乡，盼归团聚，将人情之中的恋家情怀表现无遗，而这种恋家情怀并不是某一时某一世而存在的，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十九首之情，是共有之情。
2.《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赤壁赋》），生命意识，时间观念一直存在于诗人的思想之中，他们发出了“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四是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浩浩阴阳移，生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感慨，流失的时间，短暂的生命，让游子心中产生了不同的选择，或者在短暂的生命中试图把握机会，赢得精彩，改变命运，“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辛”“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或者看淡名利，追寻人生中值得珍惜的事情“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游戏人生，秉持及时行乐的观念，“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不同的选择都展现了不同的人在面对短暂的生命的应对措施，也体现了古人对名与利的认识，是当时游学求官风气中游子心态以及世俗面貌的反映。
3.《十九首》中的理性气息
情意绵绵，是《十九首》精彩的原因，但并不是《十九首》流转千年不息的根基，《十九首》中隐藏最深，也最能引起千年之后人们的共鸣的是藏在语言中的理性，是支撑人们走下去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止是在外游子坚持的信念，也是留守思妇等待的勇气。
这种理性气息，首先体现在游子消极中显现的积极心态。《十九首》的主人公是矛盾的，为生活，为功名，离家而去，但是在外闯荡的时时刻刻中，心中牵挂的是故乡，故乡的呼唤让他们知道“客行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家乡支持着他们保持自己的目标，同样的，在外闯荡，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良宴酒酣，面对若飘尘的生命，他们依然积极追求心中所想，这是“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辛”“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他们明确心中的追求，努力地坚持；有的在坚持的过程中，面对挚友见弃，依然苦心相劝“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追求而不得，心灵缺失寄托的游子，便将生命的价值寄于吃喝玩乐，他们的人生就是享受每一刻的快乐，这种生活态度虽然消极，但是在消极之中却展现了一种洒脱，成为后世很多人的选择……矛盾的生活状态中也有着自己的坚持，不管是不放弃心中所坚持的，还是放浪形骸，都是一种乐观与积极，这种隐藏在《十九首》中的洒脱与积极，让悲伤消减，成为继国风之后哀而不伤的佳作。
其次这种理性气息体现在女子身上便是等待的理性与平淡。古代女子特殊的依附的生活状态让她们不可能离开家庭去开始自己的生活，只能禁锢于家庭中沉默的等待，但是他们的等待不是没有生命气息的等待，是日常生活中偶然的相思，也因为如此，这种相思不似“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那般动人心魄，却比“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多一分哀怜与动容。他们的爱是理性的爱，并不会因为“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而愁肠婉转，寝食难安，他们会说“努力加餐饭”，会在“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时，说“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会在惴惴不安，思绪万千时说“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会在多年不见，把“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的书信置于怀袖中，珍惜到“三岁字不灭”，不言情而处处皆情，不写相思却思念满溢，不写惆怅，却只是正常的生活，而相思却渗透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的思念是理性的等待，是美好的期盼，是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至情至性。
在外的经历会让生命精彩，然而家乡的呼唤却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情义，等待是无尽的期盼，但是首先守护好自己，才有相聚的可能，《十九首》中的主人公，是乐观的人，他们的思念与执着，是理性的坚持，也因此，后人才能从这里看到精神的支柱，渗透于诗中的理性，才让它能与《诗经》相提并论，无愧于诗教也。
三、《古诗十九首》之深情浅貌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中说“《十九首》深衷浅貌，语短情长”，这可谓是十九首最为中肯的评价了。汉赋的美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十九首》的美却在于质朴平淡，一言一句似无意中说出，一情一景似清晰可见，不见雕琢，恰如天工，而其情不减，愈发深厚。
1.语言平淡
胡应麟《诗薮》有言“诗之难，其《十九首》乎。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十九首》无一生僻字，用普通常见的语言交织出坦荡、质朴的诗歌。如在《回车驾言迈》中：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诗中的字都似口语，读此诗如同与诗人对话，听其娓娓道来。平淡中包含着新奇，十九首字之奇在于词语的运用，“悠悠”表现出诗人的百无聊赖，“何茫茫”传达着诗人心中的迷茫，“摇”字，既写出百草随东风之生生不息的被动，也表现了诗人并不希望时间流逝，“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无故物”表现了时间的飞逝，“焉得”将诗人面对时光飞逝的无奈以及面对现实的感慨表现的淋漓尽致。《十九首》就是在这样平淡的语言中将诗人的思绪变化寄于其间，从而“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诗品》）
2.结构天然
胡应麟《诗薮》评《十九首》“皆言在带衽之间，奇出尘劫之表，用意警觉，谈理玄微，有鬼神不能思，造化不能秘者”“深情远意，隐见交错其中，且结构天然，绝无痕迹，非大冶熔铸，何能至此”，《十九首》之所以结构天然，了无痕迹，在于其将所言之情，所写之事置于生活中的某个场景，《今日良宴会》是写的某一位游子在宴会之上的感慨，《西北有高楼》是一位游子经过抚弦而歌的人楼下时的感悟，《回车驾言迈》则是路途中的一段心理历程，《明月何皎皎》写的是深夜醒来独自徘徊的愁思，《庭中有奇树》是一位女子看到庭院中的树一刹那间的思绪，《客从远方来》则是女子看到离家之人寄来的物品后对物品的计划与安排，无须刻意安排结构，只是顺着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写下去，将所思所想置于诗歌之中，“不假雕琢，工极天然，百代而下，当无继者”（胡应麟《诗薮》）。
《古诗十九首》就是用平淡甚至口语化的语言，将诗人某一瞬间的生活场景加以叙述，用朴实直接的语言表现万千变化的思绪，看似毫无联系的语句，细细分析，却可以品味出主人公的情思转变，从而将诗句串联，成为毫无雕琢痕迹，却寄托着主人公情思的佳作，成为“万古不可易，万古不可到”的“至诗”（沈用济、费锡璜《汉诗说》），创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佳作。
“《十九首》所以称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本文从情通千古、意贯古今、情深浅貌三个方面分析《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成为万古至诗的因由，《十九首》虽少，而意不浅，虽质朴，却含蓄隽永，虽浅显，却富有哲思，为历代写诗者提供了楷模，同时也成为含蓄质朴诗风的标杆，影响着后辈诗人，其在中国诗歌中产生的影响，理应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其中传达的价值观也应该值得我们通过它，去反思自己，反思当代。
佚名
肆／思想内容
中国是诗的国度，尤其是古代，诗歌浩如烟海诗人灿若星辰。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从《诗经》《楚辞》到唐宋诗歌再到明清诗歌均以五言七言为主。《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内容上来说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的背景下，士人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危机，弥漫着感伤的气氛，是末世的哀歌，从艺术上来说，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是“五言之冠冕”。
一．基本情况
1.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形式的流变
诗歌源于劳动。原始人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配合着人们的劳动节奏和呼吸，产生了号子式的原始二言体诗歌。比如反映狩猎生活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二言体诗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最早形式。二言体的劳动歌谣又发展为三言体的民间歌谣。比如东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诗经》以四言为主，也有杂言。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则灵活运用三至八言。经过四言、杂言、楚辞体，而后定型为五言体和七言体，并且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为普遍的语言形式。五言和七言成为诗人们最为习用的诗歌形式。
2.五言诗的出现与发展
五言诗与七言诗均出现于汉代。尤其是五言诗，经过乐府机关的收集整理和文人的模仿推动，至汉代已趋向成熟，出现了《陌上桑》等脍炙人口的五言诗作。五言诗的定型成熟，也是汉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完整的五言诗是在民间歌谣中出现的，比如西汉流传在长安的《城中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牛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明京都 的时尚被各地效仿，可以看出当时上行下效盲目模仿的社会风气。五言诗在民间酝酿传播，被乐府采集保存，引起了汉代文人们的关注和模仿。相传西汉苏武李凌的《别诗》，形式整齐语言浅近自然。比如昔为鸳和鸯，今为参与辰。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些诗句抒情质朴，也可嗅出民间歌谣的味道。文人大量模仿写作五言诗，使五言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兴盛的阶段。代表这一时期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就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
3.《古诗十九首》的成书与作者
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是与民歌民谣的广泛传播紧密相连的。因此，文人五言诗也在民间广泛传播，但作者的姓名并没有流传下来。南朝梁萧统将十九首失去作者姓名的五言古诗编入《文选》，题作《古诗十九首》，这组诗歌据此而定名。《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写作时代是历代学者看法不一的问题，但根据诗歌内容推测，应该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游宦士子所做。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
言为心声，任何作品都是现实的反映，《古诗十九首》也是东汉末期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东汉时期，统治集团未来培养自己的官僚队伍，曾经大力办学。太学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规模庞大，学生人数众多。除国立太学之外，还有专门吸收京都贵族子弟的宫邸之学，为了教育一般商人地主子弟而在全国设立的郡国之学，再加上私人讲学成风，以至全国学校众多，各类学生人数众多。这些学生就是当时的士人阶层，士人们为了寻求出路，常常要背井离乡外出游宦或游学。当时实行的是察举取士制度，即由乡里、地方官吏向州郡、中央推举选送人才。士人们或进谒州郡，请求推荐，或游京师，上太学，并奔走权门，希望得到援引，获取一官半职。但是，东汉末期政治黑暗，外戚宦官擅权，权贵世族把持朝政，察举并无公正可言。士人们的仕途并不平坦，甚至被堵塞，使他们怀才不遇，心生不平。士人中的一些正直人士甚至被残酷镇压，从而使士人对前途深感失望。这些社会现实通过士人们的文笔反映在诗歌当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古诗十九首》。这些奔波在外的士人就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或“荡子”。
反映士人的生活状态
1.游子思乡，思亲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下层地主出身的士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为了求仕而游学，为了仕途而游宦。背井离乡奔波在外是他们的生活常态，思乡思亲也是他们普遍的想法。《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为表现对象的诗篇有其六、十四、十九三首。
其六：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漂泊异乡的游子欲采集荷花和兰花等香草赠给远方所思念的妻子，但路途遥远难以见面，只能在忧伤中终老此生。十四《去者日以疏》中“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写游子感到日月易逝老之将至却又欲归不能的伤感与苦闷。其十九：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主人公夜不能寐揽衣徘徊出户彷徨泪下沾衣，都是因为不能还乡愁思难告。天涯游子异乡士人，思乡思亲是他们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愁绪。
2.思妇怀远，盼归
天涯游子的身后总有一双盼归的眼睛，把他们深情凝望。外有游子，内一定有思妇。游子思妇本来就是两位一体的。可以说，《古诗十九首》的大多数诗篇都是以思妇为主人公的。其一、其二、其五、其八、其九、其十、十六、十七、十八等九首诗作都以思妇作为表现对象。
其一：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写妻子对远行丈夫的思念与哀怨。其二《青青河畔草》中“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句，思妇渴望远人回归，孤独寂寞的愁思哀怨跃然纸上。其八《冉冉孤竹生》中“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何来迟”句写新婚妻子对远行丈夫的无穷思念。其九《庭中有奇树》句“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句写思妇欲折花相赠远人，路远难致，平添哀愁。其十《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不得相会的神话故事，写思妇的幽怨之情，更为传神。因孤独而思念，因思念不得而哀怨，是思妇共同的心理。有的思妇因思念不得而怀疑丈夫是否另有所欢，《凛凛岁云暮》中“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有的思妇虽因离生怨却忠贞不二。如《孟冬寒气至》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有的思妇很幸运，她接到远人捎来的丝绸，即惊喜又感动，并祝愿他们的爱情牢不可分。如第十八首就是唯一的思念还有一点亮色的作品。
反映士人的精神危机
追求功名热衷富贵
功名利禄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东汉末期的士人们在当时的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指引下，纷纷走出家乡，游学游宦，博取功名。其十一：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首诗写出游所见，咏叹生命短促，认为生命会随物而化，只有荣誉和美名是最可宝贵的，并且要趁早有所建树。其四: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在欢乐的宴会上，作者感慨万分，人生短暂，何不策马快跑，占据险要的官位，不要长守贫贱一生辛苦坎坷。
人生不平人情冷暖
士人们追求功名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许多士人倍感生活的失意。《古诗十九首》其七《明月皎夜光》写一位失意的文人，在生活上受到冷遇，从而发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慨。“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往日的同门好友飞黄腾达，却不肯出手援助，毫不顾念昔日同窗之谊，绝情地弃之而去。诗人无奈地感叹“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旧友之情并不坚固，徒有朋友虚名又有什么用呢？
追求解脱渴望自由
游学求仕的道路是坎坷的，在外奔波的生活是辛酸的，有些士人们就产生了对生活的厌倦，甚至想摆脱这种无奈的生活。《古诗十九首》其五《西北有高楼》从听歌者 的角度，写一位思妇的哀怨。“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悲伤的歌者无人理解，一弹三叹，听歌者希望她有一天能奋翅高飞，摆脱高楼幽闭的处境，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思妇哀怨的情怀是士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听歌者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希望又何尝不是士人真实思想的写照呢？
人生短暂，及时行乐
东汉末年虽有察举选官的制度，也有各级各类学校，给士人的上进指出了道路，但是，世族豪门已经严重阻塞了士人们的仕进之路。士人阶层的怀才不遇，伤时失志，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古诗十九首》中其三、十一、十二、十三、十五等五首就集中反映士人们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想。《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写士人感叹人生短暂游乐不止的生活，但“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表面说尽情欢乐何必忧虑，可是内心的忧愁已和盘托出。《回车驾言迈》感叹“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东城高且长》感慨“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涤荡放情志，何为自结束”，《驱车上东门》更是鼓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宣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了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残酷的现实使得士人们心灰意冷，积极地求仕变成了消极地避世，甚至游戏人生。
西汉至东汉近四百年的大一统局面到东汉桓灵之际，已经进入了衰亡期。外戚宦官专权，世族势力横行，下层百姓生活困顿，读书人没有出路。统治最残酷，社会最黑暗，也预示着一个统治集团的衰亡。《古诗十九首》的作品正是失意士人在社会大动乱前夕，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相矛盾的叹息，是这一阶段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是一曲东汉将亡的哀歌。时隔不久，黄巾农民起义爆发，三国纷争，天下由治而乱。
三．艺术成就
1.抒情真挚质朴
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
《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善用比兴的传统，吸取了《楚辞》的营养，抒情真挚质朴。常见的情形是寓情于景、融情入景，真正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古诗十九首》中有不少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一般是前半写景，后半抒情。景物和环境的描写是主人公主观心情的烘托与渲染。譬如《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诗中选取墓地和死人，配以萧萧的白杨、夹路的松柏和地下的黄泉，构成冥暗孤寂的氛围，由死人的寂寞写到人生的短暂，上升到生命现象的唯物透视，归结于及时享乐的无奈选择，显示出沉郁中的豁达。与《驱车上东门》相近的《去者日以疏》也以墓地、白杨和松柏为景，不写死人，免去对人生的思考；写“犁为田”、“摧为薪”、“多悲风”，突出时序的推移，沧桑的变故，以烘托思归故里的情思。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景物便成表达感情的意象。
《古诗十九首》另一种常见的抒情方式是寓情于物，借助某一特定的物件，引发一段悠悠的情思。譬如《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何来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此诗写一女子新婚久别的怨情。先以孤竹自比，喻出嫁前依靠父母；次以菟丝女萝比夫妻，喻柔弱者彼此相附；又新婚远别，无依无靠；后以慧兰相比，以喻青春将逝。孤竹、菟丝、女萝、惠兰等意象并不构成完整的意境，但各有寓意，是寓情于物。《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思妇，以芙蓉、芳草起兴，引起对家乡爱妻的思念；《庭中有奇树》作女子思夫，全篇不离奇树香花，结尾却说奇树香花并不足贵，只是分别已久，借此聊寄情思。这都是寓情于物的写法。
寓情于景寓情于物，情与景相生，情与物相伴，情感的抒发即真挚又深沉。
2.语言浅近自然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下层的失意文人，他们的根深扎在民间的土壤里。他们能用接近民间俗语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大多浅近自然通俗易懂。《行行重行行》叙述自己与丈夫相距遥远相会无期，用了三句话，“行行重行行，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如话家常，悲怨而又无奈。其十《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写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却不得相会，用迢迢皎皎纤纤札札四个叠音词，擢、弄两个动词，形象自然地写出了织女终日织布苦苦期盼的情形，即有辽阔的天河作为背景，又有札札的织布机声，织女长久地等待被定格在这一特定的意象之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将牛女无限的幽怨定格在水清且浅的天河之上。幽怨的感情温婉深沉，但表述这种感情的语言却并不复杂，而是明白畅晓易读易记。
3.结构工整细致
诗言志，抒情达意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抒情达意需要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诗歌的结构。《古诗十九首》固定了每句五字的形式，每首最长的有20句，最短的有8句。统计如下：20句2首，18句1首，16句5首，14句2首，10句7首，8句2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来自民间，有生活基础，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将民歌民谣加以改造，固定了五言诗的语言形式，使其更易于传唱。
《古诗十九首》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抒情语言结构方面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很大。魏晋时的拟咏怀诗、唐宋的近体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均受到了它的影响，而且五言和七言一道，成为中国后世诗歌的主要语言形式，雄踞中国诗坛已近两千年。《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为五言新诗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勰称赞它为“五言之冠冕”，确实如此。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真实反映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现实和文士的精神矛盾，是一曲末世的哀歌，作为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为后世诗体发展奠定了基础，堪称“五言之冠冕”。
佚名
伍／读懂古诗
《古诗十九首》是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中，一组无主名的五言抒情诗。它与《三百篇》同为历代诗家所重。《三百篇》创造了中国抒情诗的基型，而《十九首》则开创了五言诗的历史，故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锺嵘称它“一字千金”，其在中国诗歌上影响之深远，也仅次于《三百篇》。从魏晋以降，如陆机、陶渊明、韦苏州等名家，每有《拟古诗》之作；而以“十九首”名题选诗者，亦复不少，如《文苑英华》中即有《中秋月十九首》《七夕十九首》《刘长卿十九首》《刘得仁十九首》《王维十九首》《宋之问十九首》《馆驿十九首》《征伐十九首》等目。十九首中的部分篇目，也曾被选入大、中学校的教材中。
第一背景还原。这是一组无作者、无时代说明的诗篇。它的内容大多是表现“思乡”或“闺思”的，如果不作背景还原，简单地把它归于“爱情”或“伤别”诗的范畴，诗中深厚的意味便会丧失。故前人每有推测，或推定某篇为傅毅作、某篇为枚乘作，或疑为建安中曹、王所制，或疑张衡、蔡邕作品杂于其中，或疑为文选楼中诸学士杂揉古诗句而成，但皆无确证。这里我们立说的基础是：这一组诗应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其中所表现的内容、主题、情调等，都是相通或相同的，它们是同一个背景下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再谈还原问题。
如何还原它们的背景？这要从作品中寻找信息。先看其“地”。诗中有地名标识的共四处，如《青青陵上柏》提到“游戏宛与洛”，而重点说的是“洛”，洛即东汉的都城洛阳。《驱车上东门》提到了“上东门”与“郭北墓”，“上东门”是洛阳东城三门之一，“郭北墓”指洛城北的北邙山公墓，这是东汉王公卿相的安葬之地。《凛凛岁云暮》中的“洛浦”，即洛水之滨，也在洛阳。《东城高且长》中的“东城”，从诗中的描写看，应当是指洛阳东城三门。这说明，这组诗产生的地理背景是东汉的京城洛阳。再看其“人”。诗中言“游子不顾返”，言“游子寒无衣”，言“荡子行不归”，言“客行虽云乐”，说明这是一个客居京城的群体。再看其“意”。从诗的情感表现看，一是功名欲望，如言“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等；二是团圆渴望，如占比重最多的游子思乡或闺妇思夫诗。三是及时行乐，如言“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等。
如果把这些内容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其作者是一群为追求功名客居东都洛阳的落拓书生，其时代则是在东汉末，因此诗中看不到一点欢快之情，而充盈着的则是哀伤与相思，此即所谓的“亡国之音”。《风俗通义·佚文》云：“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者。”乐事而奏哀乐，这正是时代人精神崩溃的反映！十九首中的哀伤基调与此种哀丧之音正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汉末宦官擅权，纲纪大乱，“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海内嗟毒，志士穷棲”（《后汉书·宦者列传》），大批会聚于京城以求仕进的书生，仕途却被塞绝，故而发出了无望的哀伤，用伤别的情怀，来表达圆满渴望破灭的悲伤。这便是十九首的背景。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诗中别离、相思、宴饮、乐游之类的内容，便会看到其背后蕴藏的一代士子的心灵颤动。
其次是探寻诗人的心灵世界。汉代是一个崇拜经典的时代。然而在汉末风雨飘摇之夜，落拓书生的情感与思想如同猛兽，冲破了经典价值观的束缚，在自由的天地里奔突、驰骋，用诗歌创造了内在生命的神话。以往人们多关注诗歌对生活的反映，实则用语言建构的生活世界之下所蕴藏的心灵世界，才是诗的重心所在。
在这里，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从传统的价值观的樊篱中冲出的生命，要求抛弃虚假的人生模式，追求世俗人生意义的呼喊。《青青河畔草》写高楼中独处的少妇嗅到春天气息的心灵动荡。“昔为倡家女”，表示了对于生命原初本质的认识。“今为荡子妇”，揭示的是一种虚假的人生模式。这正是落拓书生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是一种冲破传统道德观念，寻求真实人生的冲动。《今日良宴会》写一群“穷贱”书生的宴会。这里没有“立德、立功”的冠冕堂皇，而是赤裸裸地呼吁追求名利。《驱车上东门》写白杨、松柏装饰着的死亡之门，才是人生的唯一归宿。人不过是寄存于世间的的生命，只有到黄泉下才是其永恒的安顿。圣贤也无法逃避这条规律的支配。延长生命的长度只是空想，只有美酒华服，加强生命的密度，才是最实在的。
但这种对于生命世俗意义的积极追寻，却无法掩盖士子内心的剧烈痛苦。因而在这些诗篇中的最强音，是生命不能获得圆满的痛苦呻吟和理想幻灭的悲哀。如《涉江采芙蓉》，怀着美好的心愿和圆满的渴望，涉足于芳兰之地。然而面对漫漫的故乡之路，眼前却一片迷茫。在《孟冬寒气至》中，思妇在北风凄厉中，苦熬着一个个漫漫长夜，唯一能给其孤寂灵魂以安慰的是一封三年前的家书。《客从远方来》中，“相去万余里”的情人之间，只有半匹花绫安慰创伤的灵魂。《行行重行行》中，无终止的时间，无边际的空间，人们在辽阔的时空中艰难地旅行，看不到人生的尽头。由于希望破灭，和心理的痛苦，人们感受到了不能把握命运的悲哀。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秋的凄凉和冬的寒冷（如《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等）。
痛苦使人们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也将生命与死亡联系在了一起。如《去者日以疏》中，诗人感知今日之丘墓，是昨日之去者；今日之来者，明天也将走向墓地。这些诗作，表面上是消极的、颓废的，甚至是不健康的，而其深层却有对生命、对生存价值充分肯定的积极意义。它们以肆无忌惮的情感表现，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世界之门，揭开了中国诗歌新的一页。
其三观其艺术。《古诗十九首》不仅对旧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冲击，热情地讴歌了生命的意义。而且在艺术领域里，也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四言诗式，开辟了五言诗的时代。并且真情所致，随心所欲，浅语道来，自成奇文。读这些诗，不能像读唐宋以降的诗那样摘其佳句，论其工拙，那样便会觉得无一佳处，而是要感受它们平淡中的奇绝，因为它们是“浑然天成”的。且以《孟冬寒气至》为例来说明。诗写少妇在寒冷的冬夜，孤枕难眠。这样的长夜，她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仰望星空，看到无数次的“月满”“兔缺”（月缺），心理唯一思念的就是远离的丈夫。她日夜期待着丈夫的归来，但等来的只是客从“远方”带来的一封“书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远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三年来再没有第二封书札。三年前的“书札”中就说是“远别离”，而今还是不见人影，不知归期。这种旷日持久的别离与孤寂，闺门弱妇何以忍受？然而她忍受了。前三年书札中“长相思”三字已给了她孤寂的灵魂以安慰。透过这三字，她看到了丈夫一颗永恒不变的爱之心。她舍不得让这封运载丈夫之心的书札须臾离身，将它珍藏在“怀袖”中，而且像保护心脏一样不让受它到半损伤。但自己“区区”之心，又如何传给丈夫呢？一种无尽的不可消解的愁苦油然而生，丈夫成了他心灵世界的全部。像如此浅白、自然、质朴、生动而蕴含又如此丰厚的诗，实非《诗》、《骚》、乐府所能比，也非人力所能为。即使大家拟之，也难免有效颦之讥。如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云：“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文士气十足，远无古诗之平淡自然。
不难看出，这些诗无一字奇，无一句奇，但却无诗不奇。决不可句摘。晋时王恭（字孝伯）曾摘其句而论其佳处，遭到了后人的讥笑。故清代学者张玉谷《论古诗》说：“众妙兼该十九章，津梁六代压三唐。怪他摘句论佳处，孝伯胸中欠主张。”这既是对《十九首》艺术的评价，也是对《十九首》历史地位的评价。
总之，《古诗十九首》以新的艺术形式与情感表现，完成了诗歌史上由“言志”到“言情”，由“叙事”到“抒情”，由民歌到文人创作的转变，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纪元。
佚名
《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转载】
爱，是文学中最有魅力的、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无不倾其心智去表现爱。
反复品味《古诗十九首》，发现作者勾心摄魄地写出的是爱的忠贞与恐惧，爱的弱小与强大，爱的专一与易变，爱的难得与巧遇。爱，就是爱的能力，是爱人的能力，是承受爱的能力。古诗的作者们在痛感自己的虚弱，痛感自己面对“世界”的无力时，发现自己竟然还有爱的能力!这是人性死灰中的余烬，是古墓中的谷种，是冬日的残荷，是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像是走夜路而胆怯的人的口哨。这是颤抖的爱，惧怕的爱。《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十九首诗中，竟有十一首直接写到了爱与爱的牵挂。这一丝牵挂，是他们留在这世界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生命的唯一价值，是世界给予他们苦难生命历程与愁苦心灵的唯一安慰与报偿。于是，他们把爱写得百般温存，万种柔情，令人恻然心伤而又温馨无比。如《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伤彼惠兰花，含英扬光辉。
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是爱之怨，但温柔得让人手足无措。古诗十九首中的爱，一点也不浪漫、不刺激。相反，是那么家常，那么平实。它不是刺激我们的感官使之亢奋，而是抚慰我们的心灵使之安宁；它不是激起我们的热情，而是抚慰我们的创伤。这是一种使人安宁的爱，使人平静的爱，是一种浸透着亲情的爱。这爱让我们心平气和，让我们与世无争，让我们抛弃世界的繁华，独守爱巢，并从中找到满足。这种爱怨，如柳梢之风，吹雨不寒；如杏花之雨，沾衣欲湿。就那么缓缓地，一点点渗入，一点点浸润，最后深入我们的心房，深入我们的骨髓。
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思妇是极其常见的，每一个时代的诗页上都有她们的泪涟与叹息。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一诗，当是其中的代表作――可能是她的周围弥漫着那个日落帝国的暮蔼，使她的形象比其他时代的思妇有更多的内涵、更多的外延，能更多地激发我们的道德情怀与审美情愫: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簧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技。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在这个以思妇口吻叙述的诗歌里，“她”与她的那个“他”，既有“相去万余里”的空间暌隔，更有“相去日已远”的旷日持久。“她”不仅有深刻的相思之苦，以至于“衣带日已缓”，巧妙地借衣带之宽缓描画出人之憔悴消瘦，且“日已”二字，又写出这是经日累月的消磨与煎熬，如油枯灯干。而且，“她”还有深重的担忧之情，借“浮云蔽白日”的比兴，见出“她”之猜测与忧虑：“他”是否在外面另有所欢，以至于“游子不顾返”?而“她”呢，虽然一边是“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独居之时，无奈于时光之迟缓，一边却又惊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揽镜自照，震惊于青春之飞逝。而青春消逝，容颜老去，又使得未来更显绝望。设想一下，一个独守空房，却又毫无独立地位，眼巴巴地盼望丈夫归来的“她”，心里会有些什么?不外乎是对对方的相思之苦，对对方另有新欢的担忧之情，对自己青春流逝的恐惧之心，当然还有努力保养自己，以使青春暂驻以待所欢的苦心。这曲曲折折的心事，凄凄婉婉的心情，温温柔柔的心灵。总之，这一份承担太多的苦心，全在这短诗中得到了体现。
人们常用“温柔敦厚”来评价《古诗十九首》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于作品中主人公情感的缠绵与温柔。如这一首，“她”担忧对方变心，焦虑自己变老，一切都会变，但她的温柔不变，对对方的深情不变。这是绝望中的坚持，绝情中的深情，冷酷中的温柔。
《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不仅要人爱，而且她们能爱人、会爱人，她们是男人的故乡。可是，男人们的回乡路，是那么漫长，漫长得花落人老。读这类诗，我们确实可以体验到传统女性的爱心与苦心，为她们的爱心而感动，为她们的苦心而恻然。她们心柔、心苦，而这世界太生硬、太冷酷。如《客从远方来》：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远方的“他”给她捎来了并不特别珍贵的一块丝绸，竟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被感动了的她越发痴情，并且到了失去现实感的程度：她没有用这丝绸做衣服，而是用它缝制了双人合用的“合欢被”，并以长相之丝（思）缝缀，以不解之结结之！她一边做被子，一边内心暗自发狠:“我俩如胶似漆，胶漆融合，谁也分不开我们！”
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离别），而生活在虚幻的心理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她与她的那个“他”，长相思，结不解，完全没有分离过。她已经完全痴傻了。有了这颗心，这相去万里的苦苦相思是值得的，为他憔悴、为他苍老是值得的，只要他心依旧（尚尔）。是的，感动我们的，就是她所提到的这颗“心”，故人心未变，她的心更痴，人心未死啊！我们一下子触到了那遥远时代的心雕，体味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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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儒家的哲学意境，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
作者：佚名
编订：萧统
成书时间：南朝梁代
心 · 养性 · 品生活
这世上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
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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